第一次见到孙瀛洲先生（1893-1966年）青年时的旧照片，凭感觉我以为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了解了他一生的经历之后，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古董商人，一位北京古董行中赫赫有名的成功的古董商人。他身上最吸引人的，不是经营之道的高妙，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正是因为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因为在古董店当学徒而接触文物、了解文物，谙熟文物的特点，终于成为成功的经营者，由经营者到收藏家，再到文物鉴定家，从文物鉴定家再成为文物捐赠者。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让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起走进孙瀛洲的世界。
从痴迷收藏到无私的捐献
据孙洪琦先生回忆，“20世纪40年代家里状况最好的时期，光学徒就有20多人，每月进出的货物能达到几万件，单是库存就能有近万件”。也许是孙瀛洲先生从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日子，即使生意做得如此之大，生活却依然很简单。“父亲很爱吃肉但是很少吃肉，每星期只吃一回，而且每次就买二两猪头肉，还是从东四弓箭大院口摊上买。父亲很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要是吃，也是在摊上吃一碗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店里的伙计呢。别看我这位父亲在生活上如此的抠门，但是在文物收购上大方得很，只要他相中的东西，就会不惜重金拿下，明成化秋杯就是父亲用了近40根金条买下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孙瀛洲先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50年，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保卫国家，孙瀛洲先生积极参加了中山公园的五色土义卖活动，并将义卖得来的钱款悉数捐献给了国家。除了捐钱以外，孙瀛洲先生还积极鼓励子女投身国家的建设中。孙洪琦先生说：“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回到家，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说：‘爹年近花甲，老了，可你们还年轻，咱们国家的大西北需要人啊，你们兄妹去吧！’没过多长时间，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参军去了大西北。”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在国家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尽自己所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笔者在采访时曾问过孙洪琦先生：“孙老将毕生的收藏全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在这近3000件文物中就有25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如果用金钱衡量这些肯定是个天文数字，而这个天文数字与您现在并不富裕的生活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那您现在是如何看待孙老的捐献呢？”孙洪琦先生回答道：“从五色土义卖到送子女参军，再到将全部收藏捐赠，并在花甲之年担负起故宫博物院重要的工作，父亲是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父亲在捐赠时曾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过：‘国家比你们更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生活我不操心，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的生活和工作国家会管的。’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入我眼者非我有’的观念是他留给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一生一世都受用不完。他的精神激励着子女自强不息，我们为能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如今故宫博物院之所以拥有庞大的文物藏品，除了清宫旧藏和国家的正常调拨外，来自社会和个人的捐赠品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约占总藏品的20%，千条江河归于大海。这些捐赠品会被完好地保存，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同样，这种人生观也会被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从古董商人到文物鉴定家
1956年，故宫博物院聘请了鉴别能力强、工作态度积极认真的孙瀛洲先生来院工作，接受聘请之后，孙瀛洲先生高兴地说：“活到60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内心是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任务，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老先生怀着这样的激情，把生命的最后十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和他所向往的文化事业。这位优秀的老故宫人，用实际行动感动了他的那个时代，现在又感动了我们这个时代，将来还会不断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孙瀛洲先生除了对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征集外，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更是尽心尽力。出身古玩行的孙瀛洲先生，未被古玩行流行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陈腐观念所束缚，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为故宫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专业人员，例如，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叶聪壬、叶佩兰女士、王莉英女士等等，在这些人中不乏当今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在孙瀛洲先生的学生中，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洋学生”，如英国知名学者A.D.Brankston和法国、日本的一些知名学者。
1957年，陈万里先生和孙瀛洲先生指导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对院藏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进行了逐件鉴别，再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
根据王莉英女士回忆：“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的意见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是在工作中，他非常谦虚，每鉴定完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里先生过目，然后听取他的意见，再听取其他同事的意见，然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能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一件东西要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一次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暗花脱胎碗原定为永乐时期，孙瀛洲先生仔细看过以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一边，有疑，再多看看。’大家随孙瀛洲先生看了三天以后，先生终于给大家揭开了谜底：‘这种白釉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缘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就是这样，他用谦虚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
叶佩兰女士至今还记得一件趣事：“有一次，孙瀛洲先生在库房里为同事们表演了一套真功夫，真是让人大饱眼福啊！老先生拿出一件哥窑瓷器，又分别拿出一件明代和清代的仿品，他背过身去让人把器物翻个身让器足向上并把顺序打乱，然后老先生闭着眼转过身来用手摸着器足辨认：‘这是明代仿的……这是宋代的……这是清代仿的’。身边的人都惊呆了，都争着问孙老是怎么辨认的，孙老让大家聚过来认真地向大家做了讲解：‘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制瓷工艺的不同，用手触摸的感觉就不同，宋代瓷器的足部边际非常窄小，足内施釉有个坡度，用手难以拿起，而明清器足边有棱角，用手捏其足边可以拿起来，并且明代器足边厚，清代器足边薄。’器足边缘这毫厘之差的大学问，被孙老通过这样生动的方式传授给了身边的同事。”40多年过去了，叶佩兰女士在回忆这一堂课时，孙老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她的面前。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孙老并未受旧时思想的束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了他的学生和同事，为故宫博物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业务人才，这同样也是为故宫博物院创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培养业务人才的同时，孙瀛洲先生也致力于理论总结，发表了大量精辟的阐述文物鉴定与辨别的论文，这既是对故宫博物院瓷器鉴定工程的科学总结，又是将我国明清瓷器鉴定工作的理论化。这些文章至今对国内外陶瓷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时间无情，4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但孙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是时间无法磨灭的：一是这3000余件文物珍品;二是这位老故宫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在时间的长河里，衷心希望故宫人精神世代相传，永不磨灭。
（摘自《紫禁城》杂志）
清乾隆绿地粉彩勾莲纹茶壶，高12.5cm，孙瀛洲捐赠，现藏故宫博物院
这就是孙瀛洲先生收藏心爱文物的小屋，家人子女一概不能进入。
孙瀛洲先生坐像
宋代汝窑天青釉洗，口径12.8cm，孙瀛洲捐赠，现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官窑青釉盘，口径14.6cm，孙瀛洲捐赠，现藏故宫博物院
清早期犀角花草荷叶形杯，高8.9cm，孙瀛洲捐赠，现藏故宫博物院
清道光炉钧釉灯笼式瓶，高23.2cm，孙瀛洲捐赠，现藏故宫博物院
20世纪50年代末，孙瀛洲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在中和殿旁合影，后排右三为孙瀛洲。
1957年，陈万里和孙瀛洲指导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对院藏文物做档案。
孙瀛洲先生的故宫博物院工作证
孙瀛洲先生捐赠文物的部分目录存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