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生于河北，民谣歌手，已发行专辑《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北方的北方》《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因其独特的唱腔，也被称作颠覆民谣的歌手。去年的电影《后会无期》中，他翻唱的插曲《女儿情》意外走红了一次。
“人说创作需要酒才有灵感，灵感这个东西，只要你专注地去做就有” 戒酒
前河北磁县酒精厂职工万晓利在过完42岁生日后不久决定戒酒。那是2013年11月，在杭州登山返程的车上他向经纪人兼酒友王涤宣布了这个消息。一年半后，王涤终于相信万是认真的，“人变温和了”，他说，“也无趣了些。”
王涤是个心直口快的经纪人。电话里他说可以陪我一起去杭州郊区山里看看万晓利“现在的状态”，听起来有点像观察某种珍稀动物的邀请。他表示万晓利最近一直在头疼，“我也不知道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
十几年后万晓利的女儿大学毕业，偶尔与父亲同台演出。人们乐于把掌声送给这对并肩歌唱、貌似兄妹的父女，也愿意承认早婚早育可能没想象中那么糟糕。在粉丝眼里，这已经是万晓利光环的一部分。 边缘
知乎网有个“如何评价万晓利的音乐”的提问，得票第二多的答案答非所问却极具说服力：我是万总首席脑残粉。它来自万晓利的同行，比其年轻16岁的北京民谣歌手宋冬野。
万晓利混迹于北京酒吧时，宋冬野大约还在上小学。那张比之后3张专辑都要热闹的《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他在酒吧演出的现场录音。它记录了万晓利在北京的早年状态。那张专辑充满了挑逗和嘲讽，一种自我证明的急切控制了这些作品的调性。很多人都通过那首嬉皮笑脸的《狐狸》认识了他。
“他有外省青年的特质――以自己的努力进入向往的文化中心。”乐评人李皖说，“他是一个底层的人物，或者说小人物，《狐狸》就是抱着这种小人物的特质，在群体的边缘，在文化的边缘，在财富的边缘，在成功的边缘。小人物是看你们大人物在表演，在各种中心，我是来观察的，来讥讽这种东西。”
“有点儿讨好。”从90年代就已在酒吧看万晓利演出的王涤评价道。用万晓利自己的话说，那种挑逗收到的效果是可以在酒吧演出现场直接兑现。
万晓利幸运地获得了认可。但北京的生活让他感到压抑。在没有酒局的日子里，他把自己整日关在北五环外的一个阁楼里。人际交往和街上的车水马龙一样让他感到紧张，“大家说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无法融入别人的语境。” 突围
家住杭州西郊农村的万晓利笑盈盈地打开了院子厚实的大铁门，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此前媒体对他的描述给人一种寡言和不喜交往的印象。他与我握手，细腻而柔软。后来他说我进门的一刹那他的头是不疼的，但进来之后就又开始疼了。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2010年他推出专辑《北方的北方》，那也许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却让歌迷感到困惑。李皖评价那张专辑“是一种与大众隔绝的气质”。之后他曾陷入“‘北方的北方’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这类追问中不得解脱。他感到自己到达了某种无人企及的高寒地带。他陷入自我怀疑，戒酒并不能减少痛苦，却可以“让痛苦更清晰一些”。他来到南方，期望从坐标的南移中获得清醒。
院子里陪伴他的是3只从野外捡回来的流浪小狗，它们卖力摇动小小的尾巴向主人取宠。万晓利将他的天秤座平衡哲学贯彻在养狗上：他最喜欢其中一只白色的，机敏，聪明。但他认为偏爱会导致有恃无恐，便故意冷淡。那狗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排斥，即便是喂食时也与他保持一种自尊的距离。
他隐隐怀疑对白狗的冷淡是否有些矫枉过正。这里的世界没太多值得琢磨，门外是大片让人感到疲倦的墨绿色，屋内的音乐器材他不敢摸，碰上了就放不下。那些声响的细节会把他缠进动静强弱的各种纠结里。他，以封闭而全能著称的万晓利刚刚完成了跳票一年的新专辑《太阳看起来圆圆的》。今年的任务是去各地巡演，演出间隙就回这个大院养精蓄锐。
王涤的目标是将万晓利的年收入变成百万，现在大约完成了一半。万晓利今年44岁，一个标准的中年人年纪。或许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可能他还在突围。在农家大院的疗养地，颈椎病造成的疼痛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是他要处理的两大难题。
他端着青花大瓷碗吃完自己下的一锅面条，我们坐在客厅开始采访。接到问题后一般他要思考10秒钟或者更久，他在寻找那个最准确的答案。这段空白往往会造成对话者的不知所措，他也害怕那种尴尬。不过一旦对方适应了这种节奏，他会非常放松，聊着聊着就站起身在屋子里手舞足蹈，或者在回答完一个问题后做起太极拳里的云手招式。采访自动进入休止时间。
但他的语速不慢，每一句话都感觉像是皱着眉头喷出来的，这种急切显示出一种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符的躁动。现在他44岁，他说这个数字让自己感觉“大了”，但“不是很大”。他正处在一段人生的突围中。在“做减法”似乎成为一句中年人口头禅的时代，他表示对自己过去的为人处世做了一番反省后，决定打开自己，学习“与人沟通”。 交流
如果不做歌手，万晓利或许也会以他的诗歌才华被人们注意。但他说作词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环节，每次填词都很痛苦，他说：“要不是因为歌词，我一年一张专辑非常顺利。”出道快二十年，他一共出了4张专辑。
我问是否想过找人来写词，他表示“从来没有想”。每次专辑从作词作曲到伴奏到录音混音，万晓利总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唱片工业通体协作的任务。他也承认，在学会电脑作曲之后，那种万事不求人的感觉让他上瘾。“你是想控制它――或者占有它？”我问。
“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了一下，“但是到最后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交流。”
“你不愿意去交流？”
“对呀。假如我身边有无话不谈的人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但是你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或者说，我如果是说交流的那种枷锁中，是根本无法教会别人的，我不得不展示我的才华！”他站起身，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金句，眼睛里放出光彩，“哈哈，这句话可以用来当题目了吧！”
万晓利最近对灵修很有兴趣，在一位同好的推荐下他拜访了当地的名医，并获得了治疗颈椎病的秘方膏药。膏药连同塑料皮糊在他后背上，在他转动脖子时就会发出O@的响动。采访中他一度表示膏药很有效果，因为他已经痒得不行。但我有点怀疑那是膏药导致的皮肤过敏。 疼痛 ＼
危机感最严重的是在去年，我被疼痛完全笼罩，一直是疼的，几乎一刻不闲，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完成专辑。歌词改一句，不对，再改，还不对，甚至最后往外交的时候，听到第二首歌时，已经就是魂飞魄散了。那时候最绝望，好吧，那我就不听了，但不是不听就好了。记得特别清楚，录《丝绒蝴蝶》的时候，就是在山上的石阶上写的，写了两三版都不满意。录的时候我根本就唱不下去，那时候感觉又急又气又恨，又丝毫办法没有，沮丧，时间又卡在那必须出来，因为发行的时间已经定了，拖了一整年，改了两个发行日期，实在不能再改，就逼着自己唱。
唱得好坏都没有办法判断。那可能是最苦的时候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查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这张专辑就像一个包袱一样，谈不上对它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因为我已经尽力了。看起来一直在做，但其实根本就做不了，刚打开电脑，做不了关了，第二天一想昨天，干脆别开了，第三天还是不行。
专辑做完之后我现在尽量减少开电脑，有意避开它。我要摆脱音乐对人的这种控制。电脑像一个陷阱一样，会让你忘记时间。现在太方便太自由，当你陷入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没有控制能力，你可能一直在工作，而你不知不觉。你的心一直在工作，脑子一直没有得到休息。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当你完全地发狂，你就会迷失到里面，陷入一种不自知的欲求里面。它背后还是一个贪，所有的喜欢背后都是贪婪，永远想要把好的音乐自己能做出来，甚至我为的不是掌声，但是我依然想证明我自己。潜意识中是没有止境的，特别可怕。我是最近才意识到的，身体、心理、神经都疼，颈椎压迫脑供血啊乱七八糟的，都是一系列反应吧。
今天是少有的在可控的局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一直疼，包括在演出的时候。疼得实在分神了，就会忘词。有提词器也没用，真正疼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也唱不出来。
其实以前我一直疼。但以前喝酒，我一直以为是喝酒宿醉的疼痛，但后来把酒戒了，戒酒半年多还疼，我才觉得是有问题。所以酒精一直是个烟雾弹，仗着一些毛病以为是它。
你看我刚才把痛苦说得这么透彻，你就应该知道，这种情况下，疼得没法继续。别说音乐了，专辑写不了，生活特别糟糕。抑郁，暴躁，在身体的边缘挣扎着，要死要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戒酒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把它夸大成毅力、醒悟啊什么的，就是你没疼到那份儿上你不知道。
戒酒之后人清晰了，包括疼痛也清晰了。你越来越清楚是怎么回事。人说创作需要酒才有灵感，灵感这个东西，只要你专注地去做就有。我并没有靠酒得到过任何一点灵感。我戒酒的时候头七天，身边一直有酒局，他们在喝在抽，我身体一点反应都没有。 舞台
其实在台上，很多时间里是那种不温不火的兴奋，你大部分时间面对的是那种兴奋，那是造成疲惫的真正原因。那种情绪是混杂的，包括台下的那种不幸福，台上那种陷入，看着歌词也忘。都是这种表现，对观众的兴奋的疲劳，都是。
我发现他们跟着合唱的时候，我感觉好点儿。但仅仅是拍掌或者尖叫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有时候是排斥。有时候间歇，他就会莫名其妙地说唱一首什么《小苹果》吧，你是不兴奋的，或者说是反感，我哭笑不得，觉得很恶俗。我也不会发作，偶尔说一句让他们听不懂的话吧，算是回应了。
以前我觉得真不需要他们合唱。通过这圈儿演了几场，我发现氛围还是很重要的。以前我来不及顾及这些，我认为是不需要合唱的，那时候我自己能把这首歌完整地唱出来，我有表达欲，你们闭嘴安静听就好了。现在我觉得氛围是共同的，我表达得好，你们受到感染，那甚至不唱都可以，那个氛围是大家就很好。这就是变化，是我自己变了。
以前我就想通过音乐，通过自己的嗓子达到这种效果，要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不需要你们合唱。现在我就觉得，真是唱得好，根本就没有问题，但就是差那一点儿东西。或者你不唱都好，唱错词都没有关系，把声音唱劈也没关系，但你把那个氛围糅合起来，糅得大家跟着你的呼吸。我觉得这个也不叫和解，和解像是原来有仇一样。是营造吧，进了这个门，我努力唱好歌，唱好歌的期间，我的一言一行，一个动作，包括我有一句言语对你有什么刺激的话，我希望我体谅到你，你们也能体谅到我的善意，创造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我愿意通过一些歌之外的动作、语言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怀疑
你觉得第一张专辑《走过来，走过去》讨好，可以说我是有意的。就那个环境，我整天面对的就是一群酒客，我必须有掌声才可以。现在我还会被要求唱这些歌，会有些感到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是身体上的原因。我一直觉得被身体笼罩着，包括我说话都说不了，跟朋友交流都会。你说的肯定是存在的，我肯定不满意它，觉得写得不好。第二张没第一张那么让自己难受，但也觉得好像不是一个最完美的表达形式，所以才会有《北方的北方》。《北方的北方》出来之后，你还是会不满足。
我怀疑过它们的价值。北方的北方，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是哪儿？那是一个虚无之地，是理想之理想，是一个妄想。一个虚设的寄托之处，但你还要面对周围的各种柴米油盐，不是那个东西。我那时候是否定的，有段时间甚至自己都不愿意去看它，往深里去读一遍或者唱一遍，觉得它没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想象的、心灵的安全的地方，但是你的身体到不到那儿，你可能写的时候在那儿，唱的时候在那儿，但是你一从歌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无所适从。
写完了《北方的北方》之后一段时间，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歌词没法儿表达，除非再在那个语境里面找。但那个语境让你特别迷失，在现实中找不到北。我不愿意再那样表达了，至少目前是这样。我探了探路，不太对，可能衣裳带得少，顶不住，然后回来了。 虚荣
原来我说过，我做音乐不追求被理解，我以前就是这么决绝。我一直觉得，我所做的都是流行音乐，我表达的都是特别浅显的东西，包括旋律啊、歌词啊，所以不用理解。我觉得不用再给它注解一段文字。我有特别自负的时候，我就想我都觉得是好的，你们能觉得不好吗。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更要证明给我自己看，你看大家都在弹吉他，我弹得最好，哪怕你不给我掌声，但是我不用说呀。这也是虚荣心，对一个东西爱得太过分了，据为己有。这可能是一个病态的心理，或者说让自己能创造一种好的音乐，这就相当于拥有音乐了。
成名是个危险的东西，很容易让人掉进明目张胆的虚荣里而不自知。我想我应该有过，尤其是06年第二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些承认的，但可能我有一种反意识，一种反向推动力。我觉得我太不适应面对媒体和大众。很多媒体过来了，要采访你，它隐隐对你有些诱惑，但你没有应对它的坦然，然后你就粗暴地把它拒绝。现在我觉得比以前知道了这里面的一个小关系吧，特不敢说完全能应对自如――当然我也许还没有成功。
我想这么说，荣誉其实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我刚才说了它有那种隐隐的诱惑。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你倾慕已久的才华横溢的特别优秀的音乐人，一个偶像面对你，你有交流障碍，他又引诱你，又让你不舒服，最后，算了，我玩不了，不要了，好吧？我玩不起我躲得起呀，这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方法，那我就写我的北方的北方去了。
现在我会觉得来了就应一下而已，你把它应好了就行了，就像普通人一样。这可能就是诀窍，就是，所谓的一个荣誉过来的时候，你去和它交往的一个经验，你可以接受它，没什么。我觉得痛苦的时候就像你对金钱一样，又依赖――你必须得有它，又不想那样去拥有它。怎么特别坦然地把它拿到，又是你应得的毫无愧疚感。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障碍
对于交往，这么说吧，我有点儿恐惧，但是我愿意。我老是觉得交往让我特别紧张，沟通就是障碍，陷入表达的障碍。老想表达但是还表达不准就着急，一着急就不太对。从小一直过来也没有几个朋友，尤其是做了音乐之后，圈子越来越窄了。当你把音乐当成生活全部的时候，你对做音乐的朋友更挑剔。
其实我发现交流的障碍有时不是不愿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清楚自己。在交流的过程你就急了，所以你害怕，出现那种焦躁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没有把握。以前因为说得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我不愿说又怎么了？我觉得我说不出来也不是一个毛病。现在我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障碍，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表达，如果不克服，你寸步难行。我不知道之前这么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反正就那么过来了。所以说就要重新开始，我去买菜，交流不好的话就会很头疼。
有时候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尤其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困惑，有时候你必须得去有一些应承，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会特别烦躁，以前我可能想这个人不该是我的朋友。包括采访，我以前特别急躁，但又不得不说。翻脸不会，但至少脸色难看，心里会绷得很紧，就会赶紧逃脱。但这其实可能是非常轻松可以化解掉的一个过程。我不想让自己一直是紧绷着的一个对抗的状态。因为音乐上的事已经焦头烂额了，已经没有能力去分出来，所以你只有把这些最普通的事解决掉，让它不是你的障碍的时候，才有可能继续，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