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实中的朋友圈，常在一起的，大约三十个人，把偶然来客串的朋友算上，大概有一百人。
人多了，各种不和谐关系就出现了。甲和乙曾是恋人，俩人因为各种混沌不明的因素分了手，从此成了仇人，一见面就跟乌眼鸡似的。丙和丁同追过一个女神，一个追到了，另一个没有，他们从此发毒誓再不见面，“见面砍死他”。
作为朋友圈里的资深和事佬，又是一把年纪，我好歹有点薄面，好多小朋友，都是在他们还上学的时候就认识的，实在有资格说是“看着长大的”，我才不跟他们客气。要一起去旅行了，这个听说那个要去，立刻表示有事去不了，不急，先去找男方，发表一通以“你还是个男人吗？”为主题的臭骂，再往屁股上踹一脚，胳膊往肩膀上一搂，直接拉出门去；对女方，拉拉她们的头发，把包往她们手里一塞，毫无逻辑地说：“咱唾弃他、鄙视他，穿好看点，给他看看你现在精神着呢！走吧走吧！”
结果就会出现这种场面，烧烤的时候，一个人面无表情，望着空气，没有称谓地说：“把孜然给我”，另一个狠狠地把瓶子塞过去。或者是，才过九点，就有人站起来，像被放逐的屈原那样悲愤地走到门跟前，缓缓地说：“明天还有事，我先走了。”哥，明天是腊月二十三啊，你要忙啥？你是灶王爷吗？
强扭的瓜不甜。我想起小时候去医院打针，治疗室的墙上，往往贴着一张药物配伍禁忌表，青霉素不能和庆大霉素共用，地塞米松和非那根放一块会发生白色浑浊。好吧，就当他们是青霉素、葡萄糖、环丙沙星、小诺霉素好了，别可着劲往一块放了。有次在常去的陶吧和朋友聊天，可巧，他的死对头打来了电话，说想过来坐一会，我镇定地告诉他：“庆大霉素，你的青霉素在我这，你就别来了。”
痛定思痛，我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最后发现，作为一个主要由普通人组成的圈子，爱恨情仇是产生配伍禁忌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钱财生意，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后来我们打算学王菲，成立一个“六年一班”之类的班级，方便组织活动，有朋友被选为班长，有朋友成了生活委员（负责订饭、记生日、淘宝团购、烧烤前一天在家串肉），还有文艺委员（负责订电影票、搜集演出信息、跟李志许巍要签名），我自命风纪组长，并当即劫持了他们的私生活，宣布了一条纪律：外面爱干啥都成，但绝对不许在朋友圈内发生恋情，朋友圈内的婚外情更是死罪！原因很简单，他们崩了，我们瞬间就会失去两个、甚至三个四个朋友。
身边如此，远处也一样。难得借着出差去一次北京上海，邀请朋友吃饭，十二三个人，凑不成一桌，“他也去？那我不去了”。知情的朋友分析了原因，A和B是情敌，C和D在中医问题上有分歧，E和F是左派和右派，G和H分属诗歌界的这帮那帮，I曾是J的上司，没少给后者小鞋穿，K和L为《一代宗师》是不是好电影反目，在微博上互相取消了关注，M不愿见N的理由更奇葩：“我写了一个故事大纲，点子特新，刚刚给了影视公司，不能泄露出去，但你知道，写东西的人还特爱给别人说自己的想法，N也是干这个的，我怕我忍不住跟他讲我的故事。”
天可怜见，我一个外省人，深夜伴着旅馆的孤灯，在笔记本上画表格，为的是让青霉素不要遇见庆大霉素，又要让抗病毒蛋白酶和抗病毒逆转录药物尽量联用。一桌饭就这样裂变成了好几桌。
学哲学的朋友告诉我：“人们之间的斗争状态才是稳定状态。”但文艺青年们，在这冷漠广大的世界上，你们是一小撮啊，应该相爱啊，应该好好在一起，阿兰・巴迪欧说了，两个人的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这种形式，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集体之爱的演习，让“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成为可能。
但显然，只有一条路，可以让大家消除隔阂，无条件地构成这种共产主义单位，那就是出现一个庞大无比的共同敌人。我幻想着：有一天，外星人降临地球，有的人当了无耻的“地奸”（地球奸细），更多人却面临被二维化的命运，什么左右忠奸直弯，都得悲壮地望向天空，在外星舰队总指挥官按下按钮前互相表白：“对不起，我曾为唐慧案、冀中星案骂过你傻×，我对不起你。趁着还有信号，咱们重新加上互相点个‘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