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国一流的对外政策专家之一，相信我们可能正进入一个时代，在其中世界由三四个强国而非仅由美国支配。这位60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确信，美国霸权衰亡的征兆已经浮现。
“我认为，如果美国照旧借那么多钱，同时又照旧那么广泛地在这个世界上干预，那么它将面临一种典型的帝国厄运，并且达到一个临界点。万事皆有尽时。”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美国权势衰落的一个象征，不一定是权势在转向中国。中国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新时代可能并非只有一个大强国，而是有两个、三个或四个。”
他说，欧洲指望中国这样的新兴强国而非美国去帮助解决它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可能被证明是个历史转折点。“我认为，50年内，历史学家们将发觉这是美国衰落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因为，过去一百年里――1914年往后――每当欧洲人陷于金融大困难，他们就转向美国，然而现在美国似乎不相干。”
时殷弘有着中产阶级背景，他的父亲是个有一万名雇员的火车头工厂的总工程师，母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犹如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往农村，作为一名农民劳作。他干体力农活，继而在一家公社企业的生产线上制作工具。
“很苦。你发现了一个世界，大不同于教科书上的世界。你与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农民一起劳作，就人生而言学到很多。”
他的个人经历使他对革命大师毛泽东主席有复杂的情感，他认为毛泽东在其著作、特别是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里找到了一种根本真理。
“我认为毛泽东是我们现代最伟大的中国哲学家。他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你的实践，是你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中国的特定地方做着的事情。此乃真知。”
这一切对当前的对外政策辩论来说可能显得抽象，但时殷弘相信这是核心。他说，美国对外政策基于一种普遍主义原则，即对美国和西方最好的必定对每个人都最好。
“19世纪的法兰西帝国、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抱这种观念，认为对他们最好的必定对别人也最好。毛泽东反对这种普遍主义。”
“甚至在中国，在毛泽东以前，主流哲学也是普遍主义――儒家普遍主义。然而，这种儒家思想怎么能应用于现在埃及或阿根廷的不同文化的人民？那将是胡说。”
在其农村生活之后，时殷弘前往南京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接着开始讲授生涯，从南京大学到北京，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据有他那显著的职位。在此途中，他做过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位于科隆的东欧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访问学者，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过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
时殷弘说，中国现在需要在其东亚外交努力中更有效地与美国竞争，而奥巴马政府已将东亚当作优先。
他相信，中国需要利用与东亚国家的近邻纽带之利。“如果你看地理情势，它们是我们的近邻，而非美国。如果去河内，如果去东京，对我们来说买一张飞机票的花费要比对美国人来说少得多。文化上，我认为我们有利，因为我们比美国更理解我们的邻邦。”
时殷弘担心某些出自美国的反华浮言，特别在当前的总统竞选期间。他认为这基于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因其经济弱势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美国糟糕的经济金融形势造就了这种对华坏脾气。这不是我们的错。他们对我们怀抱一种扭曲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们的错。”
“我们处于这么一种情势：中国与美国实际上彼此惯坏对方。我们出借太多的钱，美国政府和人民用了这钱来享有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并非直接的自觉选择。它们是结构性事实。”时殷弘说，当中国崛起为一个更强的经济政治强国时，那不会标志重返冷战，因为现代中国是个与前苏联大为不同的国家。“我认为差别巨大。有时中国如此柔软，以致中国人民往往责怪中国政府太软。”
时殷弘承认中国有必要变得更是一个全球公民，但世界自身也须认识到中国有它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