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
53岁的潘石屹前段时间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起因是《平凡的世界》这部电视剧。剧中男主角孙少安想发家致富，受到村里顽固派的抵制，他思量不通，跑到村支书田福堂家诉苦：我不就想让村里人的黑馍馍变成白馍馍嘛。
“黑馍馍”3个字让潘石屹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当时他天天吃玉米面做的黄馍馍，外加一份5分钱的萝卜丝，有时候连萝卜丝也没有，而别的同学吃的都是1毛钱带点肉汤的菜。那会儿，他经常梦到钱，不是现实中的人民币，而是学校食堂面值1角的红色饭票。
他并非一个单纯的商人。工作之余，他拍电影、做主持人、写书、关注雾霾，连续11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这让他收获了不亚于明星的知名度。
最近，在推广为年轻创业者提供短租服务的“潘氏创业孵化器”之余，潘石屹频繁在公开场合跟人推荐《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他是这部剧的代言人，也是原著小说的拥趸―前后读过7遍。每当人生跌入低潮或心情沮丧时，他都会拿出来翻看。弟弟大学毕业，他送的唯一一份礼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第一次接触这部小说时，潘石屹25岁，正在海南经营自己的第一个小砖厂。那天，他一如往常意磷约菏焙檬被档氖找艋时，听到了李野默播讲的《平凡的世界》。
“我一听，呀，这个好听。”潘回忆。之后每天中午，他都抱着砖头大小的收音机听那个跟自己一样的年轻人的故事。里面描述的时代背景、西北乡村、贫困与饥饿，乃至位于半山坡上的学校，与他少年时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如出一辙。
追听完广播后，他又跑到海口新华书店买了全套书细读。他从书里同样办砖厂的孙少安身上，获得了强烈共鸣。第一个砖厂建成半年就倒闭了，之后他又建了第二个，终获成功。他借此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也奠定了日后地产事业的起点。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手下有300多民工。书里孙少安对农村管理体制的愤怒以及改变贫困的迫切愿望，也经常让他产生一种“那就是我”的错位感。
出于对这本书的情感，他对作者路遥甚为推崇，认为路遥是最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曾专门前往延安拜谒路遥墓，并委托延安大学校长在墓前种了一棵杜梨树。杜梨树是小说里农家子弟孙少平和官员后代田晓霞的爱情见证，从初次约会到田晓霞去世前两人最后的爱情之约，都在杜梨树下。潘说，那是他阅读史里最美好的爱情。
然而，他为《平凡的世界》电视剧落泪的事，并不被年轻人理解。一位ID为“妖精的后花园”的网友，以调侃的口吻在微博上给他留言：“潘大叔，您每天得喝几大桶水啊，这种戏码都能挤得出眼泪，佩服。”
“你们这样的小孩都不理解。”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他对着90后的记者感叹。他坦承，少年时代的生活远比孙少安更为艰苦，最困苦的时候，因为饥饿，体虚的母亲无法分泌奶水，不得不把还在哺乳期的妹妹送人。
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看着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会有一种恍惚感。“可能很难在中国找出一个经历像我一样反差如此大的人，我可能是中国社会中脱贫的一个榜样，从最贫困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在一次采访中，他说。
他所说的最贫困的地方，指的是他的家乡―潘集寨，一个他曾经极度渴望逃离的现实苦地。
随着年龄的增长，潘石屹越来越像自己嘴里曾经“里嗦”的父亲，常常念叨40多年前的往事和吃不饱饭的自己。在公开场合，他一遍又一遍讲述贫穷和饥饿带给自己的恐惧与动力。 潘集寨
从天水市火车站出来，一路打车到潘集寨不到20分钟。两边几乎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上，稀稀落落看得见一些树木。潘集寨位于天水市东部麦积山区，东面临近渭河，背山面水。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称之为风水宝地。
这个潘石屹记忆中苦旧而保守的村落，已被镀上了现代文明的金边。跟很多城乡接合部一样，潘集寨村口两边被五金店、杂货铺以及超市、麻辣烫摊位等挤得满满当当。村口处还有两个烧烤摊，一群小姑娘叽叽喳喳围站在前面，讨论着到底是要油炸还是炭烤。入村的一条路宽约6米，修缮得很平整，一直延伸到山头看不见的地方。上下的车辆很多，速度飞快，几乎每一辆都会在远隔100米的地方摁着长音喇叭。
抬眼望去，半山腰住着很多户人家，大都是外面贴着瓷砖的两层小楼，楼顶上普遍还带着个小天台，一些中年妇女慵懒地坐在上面，晒着太阳。
2015年4月3日，清明节前夕，潘石屹从1407公里外的北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潘集寨村，为母亲扫墓。得知潘石屹要回家，村民董喜全跟妻子早早给潘石屹准备好了伙食。董家曾经收养过潘石屹的妹妹，潘每次回乡，几乎都要去他家看看。面条是潘的最爱，也是他们每次必做的主食。董喜全有点纠结配菜，不知道潘石屹喜不喜欢。
潘石屹到的前一天，董喜全的妻子跑到山上挖野菜，因为下雨，路不好走，挖了两小时才算凑齐了两份菜的量。董喜全则跑到镇上挑挑拣拣半小时买了两个羊腿，“从张家川过来的，最鲜”，500块钱。
担心做饭不及时，董的妻子叫了两个女人帮忙。中午12点潘石屹到达董家时，厨房已备好了下饭菜，都是潘经常在书里提及的野菜。房间的厨房里，一个女人跟另一个女人小声嘀咕：“也不晓得大老板能吃好不。”
饭桌上，父亲潘诗林几次念叨这些野菜的营养价值，潘石屹一一附和，时不时提醒父亲：“大大，你多吃点儿这个。”80岁的潘诗林对这顿饭极为满意，“健康又好吃，有尝头”。他不怎么喜欢儿子在北京拽着他去吃的那些高档菜，有时候一道菜上千，他也没尝出个所以然：“吃钱呢，不是吃饭呢。” 潘石屹饶有兴致地跟记者聊起跟董家的缘分。当年家里太穷，不得不把最小的妹妹送出去，母亲对收养家庭只有一个要求―“有一头奶羊”，而董家是当地唯一能满足这个条件的村户。
当时，潘母重病卧床不起，家里的经济支撑全落在了父亲身上。谈及往事，潘诗林忍不住感慨，这位父亲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5个小孩都没饿死，好好地活了下来。
潘石屹有3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家里的老大。在吃不上饭的年代，他的二妹也一度送人，一年后又要了回来。
潘诗林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有钱人。“念点书，以后能自食其力就行”，这是潘诗林对儿子最大的期待。潘石屹成名后，很多人向潘诗林讨教教子之法，他经常被问得不知所措，他不觉得对这个儿子有什么特别管教，“他成绩好，乖，我没操过心。”
但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父亲对他管教非常严格，挨打是经常的事。有3件事是他必须要遵守的：每天早晚刷牙，不许说脏话以及成绩必须好。有几次，潘石屹不开心嘟囔了一句“他妈的”，潘诗林听到后，提起棍子就是一顿打。潘石屹有点想不通：别的小孩都能讲的话，为什么他不能讲？
小时候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秦腔是当地农村农闲时唯一的消遣，潘诗林却告诫儿子：不许去。“他觉得那是老农民的东西。”潘石屹说。
直到很多年后，潘石屹才明白父亲的用心。这个嘴上对子女没有要求、“不饿死就行”的老人，内心深处从未丧失对体面生活的向往。 到外面去
在天水待的3天里，潘石屹一如既往坚持跑步。潘诗林除了陪同采访的一天里，几乎没怎么出门。
平时，除了潘集寨的老房子，潘诗林大多数时间待在天水市区的房子里，那是一个两室一厅，有90平米。他说自己的生物钟跟机器人一样稳定，每天晚上9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天气好的时候，他会跑到楼下公园找人下下棋，不好的话，就待在家里写写毛笔字。吃饭以简单为原则，最喜欢楼下那家5元一碗的馄饨。
偶尔，儿子也会劝劝父亲，有空多出去走走。潘诗林一点也不喜欢儿子的这个建议：“锻炼啥呢，我跑了一辈子跟汽车一样，关节都磨得快报废了，还让我跑。”
谈到自己的家庭，潘诗林以读书人家自诩：太爷爷是个书生，爷爷是秀才，父亲上过黄埔军校，而他和潘石屹也不辱门第，念了很多书。
很多村民眼里，潘诗林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在长达16年的农村生活里，他习惯了田地里所有的农活，却始终与农民身份保持距离，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喜欢干净，除了劳动，就是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或者看看书，交际圈也仅限于自己的家族。
“人家是落难的凤凰，落到鸡窝里了，有朝一日凤飞起，凤是凤，鸡是鸡。”村里一位老者这样描述他眼里的潘诗林。
在潘石屹的童年记忆中，向他灌输向外走这个念头的启蒙人，正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父亲。小时候，身边的几位叔叔婶婶经常跟潘石屹说，千万别走出这个村子，这个村子是最好的村子，人都善良，不把人往死里整，外面兵荒马乱，人都特别野蛮。但潘诗林跟他念叨的，却是他在外面上学的日子。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凳子下面装着橡皮，搬动时不会吱吱呀呀响，每个桌子上还有一台显微镜，坐火车出去要先过个天桥才能出站。
每天在土坯桌子上上课、在土面上写作业的潘石屹听完觉得特别神奇，天天想象着那个天桥是什么样子，怎么从那儿走出火车站，以及，那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填饱肚子。
潘诗林坚持让子女读书不被村里人理解。当时，上大学全靠推荐，成分不好的孩子没有资格上学，但潘诗林不仅让儿子上学，女儿也必须上，经济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让几个女儿轮流休学换着读书。
他不信鬼神也遭到村民的排斥。潘石屹记得，小时候，他天天看见“鬼”抓邻居家的人。最恐怖的一次，邻居大妈声音从女的变成男的，说要吃炒鸡蛋，满屋子跑。吃完鸡蛋后，村里的大人就拿着棍子打她，意为撵鬼，对着她凶狠狠地逼问：“你走不走？”周围人一阵敲打后，大妈躺在院子中央，昏睡过去，起来跟没事人一样，说什么也不记得。
可潘诗林对此不以为然。“过去在农村，不信鬼神就是个大毛病，（村民）跟你没有个共同语言，没有生活基础。”潘诗林说。他将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文化差异”。
潘石屹理解这种冲突：“我爸就觉得自己受过教育的，来村子怎么能跟老农民一样呢？老农民却觉得你怎么连鬼神也不信，对他意见特别大。”
在贫困和政治双层压迫的年代里，潘诗林对自己的子女没有什么奢望，内心深处只渴望他们能走出去：“外面再怎么不好，也比待在这里有盼头。”
这也是少年潘石屹的愿望。饥饿和耻辱是潘集寨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
潘石屹提到，那会儿村子经常贴标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两样都不怕，就是怕饿，真受不了。”那时他做梦都想成为学校里的厨师：“我们学校里最贵的菜1毛5，最便宜的5分钱，我常常是连5分钱的菜都吃不上，可是学校里的厨师天天吃1毛5的菜，所以我觉得厨师是最好的职业。”
因为“右派”父亲和“国民党”爷爷的关系，潘石屹在学校时常被欺负。大部分时间他都忍气吞声，唯一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有个同学在在班里散布言论，说潘石屹的爷爷被共产党拉去枪毙了。潘不服气，跟人理论，说爷爷是因肠梗阻才去世的，吵来吵去跟人打了起来，无意间说了一些爷爷的好话。第二天，班主任（也是他的一位远房叔叔）拉他上台批斗，说他思想不对，批斗到第三天，他被推到全班同学面前，班主任让每个同学朝他吐一口唾沫。
“女生都是轻轻吐一口走了，男孩子就把鼻涕拧半天往你脸上抹，下面的同学都在笑，我脸上泪水唾沫鼻涕分不清。”几十年过去，潘一字一句向记者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批斗完后，他拿着书包，跑到小河边，洗了把脸，然后回家，什么也没跟家里说。那年，他刚10岁。
站在山顶上，潘石屹指着西边的火车道，说从那时起，他有了一种强烈的要从山沟里走出去的想法。有段时间，他甚至不愿意说家乡的方言，还刻意把头发留得很长，觉得自己像一头狮子，一定要从那里逃离出来。每次听到村头火车呜呜的声音他就很兴奋，想象着火车穿过山洞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甚至计划好了，如果出去的话就朝东走，东边有陕西、河南、北京、上海……
他一直在等那个机会。可直到1977年，他每天还在过着学工学农的日子，一会儿去工厂听机器轰鸣，一会儿到田地里割草。不怎么上课，大学也依然是看成分推荐。“看不到希望。”潘说。突然有一天，老师跟他们说要高考，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在地里锄草的潘诗林，几乎以压迫式的口吻跟他说：“好好看书，这是你娃最后的机会，抓不住你试试。”
考试成了潘石屹脱离农门的最直接途径。1979年，在中专考试中，他以清水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学校，两年后又考入中国石油管道学院（现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进入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
就在潘石屹前往兰州上学前后，随着父亲的平反，一家人搬回到了清水县城居住。 没有恐惧就是幸福
潘石屹曾经挨过批斗的教室还在，20多平米，窗户里看进去黑乎乎的，里面没有他记忆里的土坯桌椅，只放着一些现代的桌椅器材，成了一间杂物间，很少有人打开。
很多人跟记者聊起小时候的潘石屹，各种信息凑成了这样一幅拼图：脸圆圆的，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冷天经常穿着一件袖口磨得发白的灰棉袄，热天穿着一件粗布衬衫，瘦瘦的，走在路上老是低着头，很内向，见着人不怎么主动打招呼，成分不好，也不敢跟其他人发生冲突。
“那么小，为何能隐忍到这个地步？”记者问。
潘石屹将他的隐忍归结于恐惧。“大人们也在批斗，学校里抓几个小反革命批斗也正常。”潘回忆，学校曾经批斗过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给他脖子上每天挂着一个很大的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因为牌子太重，几个小时站完，麻绳一点一点勒进他的脖子，血把麻绳浸染得黑乎乎的，“你想这东西真是小孩受不了的。”
另外，他认为父亲的性格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记得，一次父亲穿着只有一个袖子的衬衫到学校接他，手臂上到处是血，他很害怕，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没什么大事，到镇上去卖瓜，结果无端被民兵小分队打了。让他想不到的是，回家路上父亲情绪很好，还哼唱了一些“记不清但调子很轻快的歌”。
“你就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得自己承担，还得乐观。”潘说，这是他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
当记者向潘诗林转述儿子昔日被批斗的事时，潘诗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很有可能。那会儿小孩就活个大人的势，我是右派，他咋抬起头哩？人家连羊都不让我们放，嫌我们成分不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改过潘石屹的名字。潘石屹原名潘适夷，是他爷爷起的，恰巧跟当时的“大右派”楼适夷同名。担心受到牵连，潘诗林给他换了一个名字―潘石壹，希望儿子做一颗平凡的石头。可妻子不同意，觉得太没出息，至少也得是一颗能够站立起来的石头，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潘石屹。
右派的帽子让潘诗林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没有道理的紧张中”。他提起家族的九婆，以前老是数落村里一个小娃娃调皮，结果这个小娃娃当兵回来成了村里的民兵连长，专门管理他们这些四类分子，九婆一听要开会就吓得尿裤子，“换一条湿一条，3条裤子换来换去没有可穿的呢”。
“人的精神恐惧就到了那个状态。”前些年，潘诗林看龙应台写的《幸福就是不恐惧》，觉得特别在理。“我们那个年代来说，没有恐惧就是幸福。”说完后，他苦笑了一下，抬高语调，又把最后一句重复了一遍，恐惧和幸福4个字声调压得很重。
这种成长环境赋予潘石屹极强的忍耐力和包容度，以及更为务实的商业理念。1990年代初，潘石屹辞去公职，在海南创办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的时候，合伙人易小迪、王功权和冯仑每天谈革命理想，嚷嚷要推动社会进步。
潘对此非常抵触，他认为争来争去没有什么意思，就像小时候村里搞批斗一定要批出个所以然一样。内心里，潘石屹觉得赚点小钱、做点小生意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我还是现实，他们认为的理想主义，他们认为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信仰，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追求的是一种平和。”
这种平和、不树敌的性格在日后这位地产大亨的商场进阶路程中频繁闪现，并数次助他化敌为友。2011年，演员宋丹丹在网上公开质疑潘石屹，说他盖的房子丑，影响北京的景观，一度成为话题热点。去年3月，潘石屹在宋丹丹的电视剧中本色出演，在片场，他亲自跑过去迎接宋丹丹。“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强大了，完全能把自己放得很低。”宋丹丹在一次采访中说。
潘石屹的这种低姿态还助他在生意场上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2009年，潘石屹去陕西做项目推广，和客户一起吃饭，身为明星企业家，大家一哄而上跟他合影。都拍完了潘看到还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有起身。他主动走上前去，发现对方腿脚不便，便蹲下身子跟对方合影。一周后，这个人跟SOHO中国签订了一个亿的合同。 拒绝粗糙
在潘石屹记忆里，小时候父亲跟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够粗糙”。
“（粗糙）换句话说就是不文明。把自己变得野蛮一点，才能在这个严酷的环境当中活下去。”潘石屹解释。
潘诗林对自己这一代和对子女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多少显示出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及家人能在农村生活中保持城市人的体面;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家人因此而受伤。在他对自己和妻子返城感到无望时，便把情感寄托到子女身上，这位父亲希望用自己的“粗糙”守护子女们的“不粗糙”。
他还记得母亲告诉他：“千万要少读政治、历史、文学方面的书，少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你爸爸就是爱好这方面的事，差点把命要了。你只要学好数理化就行了。”
潘石屹在日后的商业道路上，面对政治确实也变得谨小慎微，与他的著名朋友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形成鲜明对比。
任志强以直爽敢说著称。每次到政府部门开会，任都是大大咧咧走进会场，动不动就跟领导杠上，一句也不让，经常吵得面红耳赤，而潘每次都会着装妥帖，“拿个本子听领导指示”。
一次，任志强跟一位重要领导吵得不可开交，就快要崩盘了，潘起身说自己要上卫生间，溜了出来。返回后没一会儿，两人又开始大吵，潘再次起身去卫生间。事后，任对潘说：“你就是胆小尿水多。”潘一笑了之。
潘石屹和任志强有着超过20年的交情，两人从最初的商业对手最终成为合作伙伴。“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商业契约精神的人，我说什么，他也能忍。”任志强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解释他和潘之所以能成为朋友的原因。
在两人刚开始打交道的早年，任志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摘潘石屹。最严重的一次是在SOHO尚都的媒体发布会上，任突然说了一句：“潘石屹就是北京的周正毅。”
周正毅是上海富豪，当时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被逮捕。任说完，现场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记者都等着潘的回应，结果潘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过了一段时间，潘才质问任你怎么能说那样的话，任想了半天，说自己忘了。
谈起自己与任志强的区别，潘石屹认为他更像自己父母亲一代人，以前条件比较优越，突然下放到艰苦的农村，唯有变得粗糙才能生存下去。
“像任志强这样，说话也粗，就是要把自己变得粗糙，变得粗糙了，别人就伤害不了我了。还说话礼貌不礼貌，没这一说，我对你就穷横穷横的，你也别给我来这一套，是吧？”潘石屹说。
他对政治的谨慎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他在公众场合的状态。2013年9月，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做一期关于微博大V责任的访谈，时值国家打击“微博传谣”。在央视节目中，潘石屹数度口吃。
有网友调侃说潘故意口吃以让人觉得“老实可靠”。随后，潘在自己的微博里证实自己是因为太紧张，“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我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
不喜欢与人争论，因为太过谨慎而易于紧张，这或许是一个“粗糙”时代送给他的一个“粗糙”礼物：“我从小家庭成分不好，吃过很多苦头，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机会出风头，时间长了就主动放弃了自我表现，有需求也不敢大声嚷嚷，也不爱表达，因此就学会了一种没有什么自我的生存之道。” 千万不要付得多
在车开往潘苹果种植园区的路上，看着车外漫山遍野的苹果树，潘石屹突发感慨：“我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走出去，不然可能就在这里给贾总（花牛苹果董事长贾福昌）打工，种苹果。”此前，潘石屹和当地商人贾福昌联手打造了潘苹果这个苹果品牌。
潘石屹回忆起自己人生履历的重要节点，1978年碰上恢复高考，他成为全班13个学生里唯一走出农村的孩子;1987年辞职下海，接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的启动给了他掘金房地产最好的时机。
潘石屹的辞职跟很多早期下海经商的人理由一样：“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胡耀邦的一身西服也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他准备了很多话去说服父亲。大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北石油部工作，月薪是101元，而在清水县县政府工作的父亲只有57元，铁饭碗加高工资并没有让他获得满足。
潘回忆，提出辞职的时候，全单位人都觉得他是“异类，神经病”。离开高薪资又清闲的石油部系统，他是那个时代里的唯一一个。临走前，办公室30多个人都劝他再考虑考虑，别鬼迷心窍走错路。就一个老头叮嘱他：“小潘，要饭都别回头了啊。”潘石屹说，之后创业的道路上，每次气馁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位老人的这句话，鼓励自己要往前看，永不回头。
他唯一担心的是父亲的不理解。他准备了很多理由去说服这个向来较为保守的父亲。听到辞职两字的父亲并没有直接表态，只说我们出去走走。在清水县自家门前的旧马路上，潘石屹向父亲讲述了市场经济、石油部冗余的人力以及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尽管儿子讲得天花乱坠，但潘诗林并没有太听懂儿子在讲什么。一个小时的交流后，他跟儿子说“你自己决定”，他“不支持，也不反对”。
多年后，回想起那次交谈，潘诗林觉得当时多少还是有点担心，但“人各有志，不在眼皮底下就该让人家干”。他从未预想过儿子会取得什么成就，更没想到，儿子有一天取得的成绩也会为自己带来“麻烦”。
潘石屹成名后，来找潘诗林帮忙的人不在少数，要钱的、找关系的、解决工作的、看病的，什么都有。最多的是让他劝服儿子帮忙解决工作问题。“他又不是政府的人，咋给你一下就安排到政府去，又不是他开的单位。”很多时候，潘诗林都要向来访者不厌其烦讲这样的道理，帮儿子挡回去。 也有挡不住的。大概10年前，村里有一个残疾人两次跑到北京，在SOHO现代城，每天守在潘石屹办公室门口要钱，理由是我是残疾人，你这么有钱，就该帮我。这件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采访中，大家口口相传的版本很多，有人说潘石屹给了这个人很多钱，有人说潘给他的小孩免了所有学费，也有人说潘就给了他一个轮椅。
潘石屹模糊的印象里，他当时拒绝给这个不速之客提供任何资助，父亲有些情绪，“我爸爸就说你不给钱，我在村子里怎么做人？我就说坚决不能给，然后我跟我爸爸吵了一架。”在公益资助上，潘奉行“救急不救穷”的原则，最后父亲要给这位残疾人付路费，潘石屹嘱托潘诗林“千万不要付得多，付得多就是个诱惑”。
这样贸然找他帮忙的人不少。最夸张的一次，一个西安交大的学生，用柳树枝叶在一个纸箱板上拼出“潘石屹 我爱你”6个字，每天站在SOHO现代城下面停车场，只要潘的车开过去，小伙子就扑上来，柳树条打在车玻璃上，潘在车内吓得够呛。学生向潘石屹保证，只要潘能给他一定的创业本金，他一定可以成为世界首富。“我就觉得钱这个东西一定不是求来的，你得努力自己去争取。”最后，潘给这位大学生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好好学习，不要活在空想的世界里。
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里，比之于初期的乐于助人，潘石屹对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谨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为向他借钱不还的人苦恼，让他郁闷的不仅仅是钱财的损失，而是这些借钱的人经常借完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下个月就还给你”但又不能兑现的承诺慢慢让潘石屹对求助者竖起了高墙，“有段时间没法相信别人，就是提防心重。”
2007年末，潘石屹重新看了一遍《平凡的世界》，太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想起小时候，因为穷苦和饥饿，一点也不开心;现在的自己丰衣足食，还有上亿的家产，但还是觉得不开心。“就突然会觉得有点沮丧。”潘说。 烧掉的仇恨
“我着急啊。怎么通知他的家人？准备什么花？我忙着建议，获奖词里一定要写上，路遥笔下主人公都是以德报怨，对周围的每个人（无论是对他好还是坏）都有炽热的爱……”潘石屹在微博上记录下了这个梦境。
可惜他的获奖词还没拟完，就被妻子张欣的起床声音拉回到了现实。
“以德报怨”也是当年他为自己的心理困境找到的一个出路。不过，他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德报自己的怨，而非他人的怨。
潘石屹重新读完《平凡的世界》后，他决定做一个清理，好让自己的2008年生活开心一点。在自己一栋接近300多平方米的复式楼里，他点开自己的手机屏幕，找了一张纸，把曾经欠他钱的人列了一个清单，一共32个，最少的3万，最多的750万。他一个一个用笔划掉，然后点了一根蜡烛，烧了。看着火苗吞噬一个个名字的时候，潘觉得自己解放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欠他钱了。
除了财务上的清单，潘石屹还列了另一个，“（它）对我人生最有意义。”那是一张写着4个人名字的名单，4个人身份迥异，有领导人，也有童年拉他上台批斗过的远房叔叔，这些人共同点是都曾伤害过他、折磨过他，并都已去世。
“我一想一个死了的人还在折磨我，一个鬼还在折磨我”。潘说，尽管在很多场合，他提醒自己要记住那些美好的事情，不要让负面的情感耽误自己的快乐。但一个人的时候，内心深处的这份记恨常常折磨着他。
前些年，他回家发现母亲的一个旧轮椅不见了，追问下落，家里人遮遮掩掩，他一问才知道是送给那个远房叔叔。
“我一下子特别生气，质问家人凭什么送给他呢？他那样对我，把我们家里人都吓坏了。你说说这仇，30多年后还能操控我的情绪。”潘说，这些仇恨就像一个不知道何时会响的闹钟一样，时不时在他的大脑中分泌出一些不愉快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该放下了，经历了多年的商场沉浮，也为人父母10多年，“再不放下就不值了。”在内心深处最恨的人的名字被火苗吞掉的那一刻，潘石屹鼻子有点酸，他觉得自己解放了，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没有了仇人。
“那是最重要的一次释放。”潘觉得那一纸灰烬带走的，除了仇恨，还有40多年里自己对童年心里所受苦难的告别，“终于和解了，不压抑了。”潘说，那一刻他原谅了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那天阳光明媚。做完这些后，潘石屹从家里出来，开车到长安街。以前每天路过没觉得有什么，但那天他觉得“从没那么漂亮”，向来面部僵硬的行人，好像也都在微笑。“我想心里这个包袱就全都解开了。”回忆起这些事，潘石屹语态轻松，略带兴奋。
借他钱最多的那个是他曾经的同事，他们至今都是好朋友，逢年过节也会主动向潘石屹表达问候，但谁也没有提过钱的事，尽管对方现今事业有成，完全有了足够的偿还能力。潘说：“我们现在是比较微妙的一种好朋友。” 回乡的纠结
烧掉那些曾让他不开心的人物名单后，潘石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与世界、与乡人的联系。近年来，潘石屹回到潘集寨的次数明显增多。一年至少有两三回。除了每年清明节为母亲上坟，他还忙着改善家乡各种教育、生活条件。循着留守父亲这根线，他与潘集寨有了越来越多的往来。潘苹果是他近年来着力推广的一个项目。
在潘苹果种植基地，潘石屹站在标识牌前，让自己的摄影师多拍点儿照。他说拍照是大事，还得发微博，好好吆喝卖苹果。镜头前，他露出招牌式的潘氏笑容。跟在潘石屹后边的潘诗林则念叨他，“走在哪儿都先照个相。”
潘诗林跟在儿子后面，背着双手，越走越慢。断断续续走了大半天，他已略显疲惫。在一片苹果地前，他停了下来，夸赞苹果枝条拉得匀称，长出来的苹果受光好一定甜。在儿子做的很多公益事里，除了教育，他最支持潘苹果，“能把天水的苹果宣传出去，给这些（农民）帮上点忙，也是个好事。”
而且商业运作上，北京和天水的差距跟地理位置一样遥远。在商讨阶段，天水市政府提出先派两个公务员到北京成立一个正科级机构，专门跟潘对接工作，潘一听，脑袋都大了，“搞一个编制，还得争谁是科长、谁是副科长。”
一回到家，他就跟父亲嘱咐，你这么大年龄了不要再瞎掺和这些事，潘苹果怎么能有两个版本呢。“我爸就被忽悠了，什么顾问代理，都没做过，80岁的人还能创什么业。”潘石屹说。
潘诗林有些委屈。最早，媒体人刘建兵找他的时候，说自己和朋友想推广天水花牛苹果，请他题几个字帮个忙。刘建兵曾是媒体人，跟老爷子见过几次面，本意又是为家乡做点事，潘诗林觉得挺好，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过了几天，他们一行人在苹果园考察的照片开始在媒体疯传，潘诗林也成了潘苹果2.0的顾问。在儿子告诉他这涉及品牌商标之前，潘诗林对此毫无概念，他还以为可以帮助儿子推广花牛苹果。采访中，他问记者潘苹果2.0里2.0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他觉得自己被骗了。他找来刘建兵，“求”他别再给他安置什么名号，“我都80岁的人，还顾问，我连自己都顾不住。”潘诗林语气强硬。
潘石屹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是在2008年，瘫痪了38年的母亲去世后。父亲精神很不好，也不怎么吃饭，整整17天，潘石屹守在父亲的卧室外，晚上就睡在沙发上。有一次迷迷糊糊刚睡着，父亲走出来，跟他说：“我真是感觉到了孤寡。”潘石屹印象里，好强了一辈子的父亲从未这样软弱，“我突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以后得多陪陪我爸爸。”
摄影师要拍一张儿子从背后环抱父亲的照片，潘石屹试图向父亲说明，父亲顺从地听儿子指挥，两手抓住儿子的胳膊，头靠在儿子胸前，神态温柔。拍摄结束，潘诗林笑笑，说自己跟着儿子拍了几辈子的照片。
从潘家屋子出来，正对面500米处是花牛苹果的冷库，占地2万5千平米，总投资1.1亿元。贾福昌带着潘石屹参观了这个已经部分投入使用的冷库，回到北京后，潘石屹发了一条微博：“我在城里帮着吆喝着卖苹果，我们村子唯一一块平川地被征用了，建了一个冷藏苹果的仓库，邻居们拿到征地款，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看到这块我家祖祖辈辈洒下汗水的土地上，大型施工机械在轰鸣，我茫然了。是喜？是忧？”
让潘伤感的是这片土地，它曾是潘家祖上流传下来的一块地。潘诗林多次跟他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家族灾难。他的祖爷爷曾在这块地里种过一些桃树，有人来偷桃子，祖爷爷追着跑，追到一条水渠，祖爷爷顺着跳过去，结果不注意摔倒，过了两三天就去世了，也没查出具体原因，后来他的爷爷由祖爷爷的兄弟们拉扯成人。
“家里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在那，结果让人给征了，建成了苹果仓库。”自己还是那个吆喝卖苹果的人，潘石屹开始感受到文明发展给潘集寨带来的冲击，他从心底希望能够保住这块地。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冲突，潘苹果为很多留守妇女提供了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平台，他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人就必须生活在矛盾和冲突中”。 现实的玻璃墙
当村民张成代得知记者采访潘石屹是因为《平凡的世界》时，他反问：潘石屹还平凡吗？
张成代自家开着两个店铺，一个超市，一个农药铺，房子是样式普通的白色瓷砖房，两层，500平，花了60多万。张成代新修房子的所在地曾是潘石屹家的祖屋。
当年父亲平反，一家人离开潘集寨搬回清水县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分钱也没有，潘石屹执意要卖掉祖屋贴补家用，但母亲哭着喊着说不行，他跟母亲承诺：我以后一定给你买好多房子。最后，房子以750元成交。
面包车拉着这帮曾经在一个土堆里长大的儿时伙伴，在北京转悠了3天，从故宫天安门长城到潘自己的SOHO。这是老同学们第一次亲眼看到潘的产业，在此以前，他们对他的了解仅仅限于：做房地产、中央二台做节目的人以及大老板。记者接触过的几位同学中，未曾有人知晓他真正的身家，低的说一个亿，高的说一千亿，都停留在“大概”和“应该”的猜测中。
在潘石屹的预期里，这本该是一场轻松的同学聚会，他未曾预料到之后发生的种种意外。在逛完自己的项目长城公社后，一个同学突然犯病，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潘石屹让助理联系赶紧送最近的医院，而同学求他赶紧把自己送回潘集寨。“他说我是老毛病，千万不要去医院，死得死到潘家寨去。他很害怕、恐惧，怕放到太平间了。”
潘石屹急得满头大汗，“我把同学叫到这边来，出了人命我可担当不起。”强行把他送医院后，发现只是普通的支气管炎发作，挂了个吊瓶就好了。
第二天，他带大家参观望京SOHO样板间。一面玻璃墙前，一个同学没注意，脚勾在一个柱子上，正面与玻璃墙相撞，眼镜边把左脸划了一道，有些出血。潘手忙脚乱到处找创可贴。这边还没完事，另一个同学又当着大家面，朝另一边的玻璃墙径直撞上去。 “他们生活得太封闭了。”回忆起那天，潘石屹说自己到最后都崩溃了，特别担心出点什么事。
在这3天旅程中，老同学依然叫潘石屹的小名，饭局上，大家东拉西扯，一人一句还原小时候追兔子、割黑豆的事，他也尽量用方言跟大家聊天。“聊着聊着就一句普通话，一句方言。”潘石屹的同学王丙军能感觉到这位老同学在尽力融入这桌全是农民的饭局。
那段时间，和同学一起逛北京城的时候，走在最前面担当解说的潘石屹时不时会回头看看，有人落队了，他会过去拍一把，手摁在背上推着人走，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有那么几个瞬间，同学潘望兴觉得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潘石屹还是小时候那个瘦弱的样子，“温柔、乖，懂得照顾别人。”
这种感觉只存在于那么一瞬，在平凡世界里，潘石屹和他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堵墙”。只要是有潘石屹的同学聚会，钱一定是一个禁词，大家都极为默契。“不能问不能说，说了担心人家以为我们缺钱或者怎么样。”潘望兴说，他知道潘石屹去年几次回村里忙潘苹果的事，但他从来不主动联系，只有潘主动召集，他们这些同学才碰个面。
潘炳全现在跟陌生人很少提及潘石屹，尽管他非常自豪，常常守着中央二台看看这位“攒劲”同学。前些年，他去西安，来回路上，车里聊天，一说自己是潘集寨的，别人问他知不知道大老板潘石屹，他说不仅认识，还是一起挖过土的同学呢。对方一听，说就他这样还能认识潘石屹，是不是你们村的都说跟潘石屹是同学。“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潘炳全说，这个同学自己心里知道就行。
潘石屹的邻居李云堂也刻意保持着与潘石屹的距离。前几年盖房的时候，有个关于潘石屹的节目要取景，到他家拍了一天，后来村里都传言说是潘石屹出钱给他盖的房，他很郁闷，却说不清，“跟人家还是要离得远一点，一近就有人说。”
在岁月的轮盘上，潘石屹的很多旧日同学喜欢将他的成功归咎于命运。随着时间轴线的拉长，他的同学们也开始发现这个平凡世界的残酷生存规则：大多数人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多么卓越和伟大，只不过是为了保住平凡的生活，让它不至于堕入更低的地方。40年前与潘石屹一起在潘家寨附中的1975级同学，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停留在潘集寨。
“我们忙活是为了活着，石屹忙是要活得更好。”王丙军感叹他与潘石屹的人生差异。
潘石屹说不清自己是否信命，但他相信自己的成功背后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就像余华《鲜血梅花》那本书里的主人公阮海阔。在那本书里，阮的父亲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而阮自幼弱不禁风，不懂半点武功，父亲被杀后他却要背着梅花剑去杀武林高手，最后晃晃荡荡，碰到很多人，也复了仇。
“根本不是他杀的，就是冥冥之中，背后有个力量，在那安排着。”潘说，小时候，他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也是瘦得不得了，裤腰带箍在头上刚合适，这样的一个人到外边去闯世界，是不敢想象的。 人啊，还是不能没有根啊
站在潘集寨的一处山顶上俯视，潘集寨到处都是潘石屹的手笔，学校、马路、山上的树、篮球场以及苹果冷库。记者问潘，这些年他觉得村子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想了想，说：“这些年说不上，只记得刚离开这里的时候，村里没电，出门要点着煤油灯，走在人少的地方，还会害怕山里会不会有狼突然冲出来。”
近几年，潘石屹几乎每年都会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回潘集寨，他觉得应该让两个孩子跟这个村子有个牵连，“人啊，还是不能没有根啊。”他也希望儿子能够理解除了美国和北京，还有潘集寨那样的一种生活，“了解整个社会，才能扎根整个社会。”
但对这个村子，孩子们跟他的感情像平行线一样疏离。“我对村子的理解是贫穷、饥饿、教育质量不好。”潘说。前几年，他每次带小孩回去都会跟他们诉苦，说说自己不堪的童年，比如小时候洗澡都去河边啦、夏天烤毛豆吃啦、在草地上整天整天的放牛啦，结果小孩特高兴地跟他说：“哎呀，你的童年太好了，还能不上课。”
“他们完全不懂我说的，就说村子里好玩。”潘说，在两个小孩的世界里，潘集寨是一个更为新鲜的世界，远比城市好玩，有牛有羊，有可以一起疯玩的小伙伴。他不奢望孩子们能懂得自己曾经所经受的那些苦难，但他希望他们能保持跟村子的联系，不要忘了“文化上的这个根”。
小说《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给他笔下一群艰苦奋斗的年轻人安排了一个浪漫的结尾，其中孙少平坐上火车离开了省城：“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几年前，潘石屹也做了一个回乡的梦，梦到乡亲们给他娶了一个媳妇，说女方家口粮多，娶到是他的福气，一定让他回老家生活。他跟人辩解：现在北京都看液晶电视了，村里连电都没有，不能回去。乡亲们却不理会，执意要他回去。他特别恐惧，在梦中惊醒。
第二天他跟一位客户吃饭，客户得知潘从黄土高坡来，跟潘说，他认为最浪漫的事，是身穿羊皮袄、头扎白羊肚手巾、背着装水的葫芦、赶着羊群，在山坡的对面有姑娘穿着红色的衣服与他对歌。
听完，潘石屹对朋友说，你的浪漫是我的噩梦。他觉得很多城里人对农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张艺谋画面里的浪漫，与他认识的那个位于甘肃天水东部的平凡世界相隔太远。
在带着参观了潘祠、潘集寨小学、中学、祖屋以及很多跟他童年记忆有关的地方后，最后的采访，潘石屹执意要去山顶，因为“那儿有感觉，脚踏实地、踩着黄土我才能说出我的想法”。他觉得只有踩在这片土地上，他才能安静下来，“城市是非常物质的，这个乡村是精神的，这个精神不是你学到的知识，而是安静的思考。”
从山顶望过去，一边是村子里盖得整整齐齐的瓷砖房，一边是近年新建的工厂以及火车道，再西边是隐隐约约可见的景区麦积山。
站在山顶上的潘石屹看着整个村子，指着村子南边说那边就是吴家寺，七八岁的时候，有次妈妈病了，让他去那里取药，他心里特别恐惧，“我就觉得见的每一个人我都不认识，山啊、地啊、路啊，都不熟悉，只有翻过这个梗，到我们的生产队，我就觉得踏实了。”
那时候，他以为这个村子就是整个世界，跨过村子的地界就觉得毫无安全感。再后来，他到公社、县城、兰州、北京再到世界各地，他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从容，却也越来越搞不清自己到底从哪里来。
“其实我整个的家乡，实际上真正是一个精神的世界。”潘说，以前每次出国在出入境表格籍贯那一栏都会写上甘肃天水，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定来自另一个地方。直到这两年，他慢慢觉得，这个村子就是他的原点，不管是现实层面还是精神世界。
他计划写一本书，名字叫《大槐树》，现实层面它是村子里以前最老的一棵大槐树，另一个意思是“这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原点”。他打算写他人生中关键时刻的32次选择，提醒自己每每遇到问题，不要焦躁，要回到这里，安安静静做出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