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勇安院长简介
曹勇安，教育学教授，黑龙江东亚学团、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创办人，现任学团董事长、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及齐齐哈尔市委党校兼职教授，同时担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监事会副主席、中国高教学会管委会副理事长、中国职教学会管委会副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齐哈尔改革开放30年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等荣誉称号。
《管理观察》：您有怎样从事民办教育的背景，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是怎样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案例的。
2009年，中国民办高教协会，整理中国民办教育改革三十年成绩时，共列出了9个影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是我们创造的。一个是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民办学校管理公办学校；另一个是我们的产权制度改革。我现在要“两眼一闭不睁”，这两项成果就是我这一辈子教育生涯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也是最欣慰的。它验证了《纲要》“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的论断。
《管理观察》：委托管理提出的背景，您在委托管理上取得的成果？
《管理观察》：第三次托管的主要做法？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怎么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正在从量变不断地转为质变，发生着“阶段性”的跳跃。依据事物发展三阶段，即：稀缺资源阶段、选择资源阶段、个性化阶段的规律，从这样一个逻辑出发，人民满意的教育也对应有三个层次：稀缺资源阶段是第一个层次，核心是解决“上学难”实现“好上学”。通过扩大办学规模来满足需要――没有钱不行；选择资源阶段是第二个层次――核心是上好学，这是对教育质量的诉求，跟钱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不改革不行；个性化阶段是第三个层次――核心是学办好，满足社会用才和个人成才两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与钱没关系，根本是要办出特色――不融入市场不行。特色是效益显像状态。其社会效益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其经济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产出比。
三次委托管理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在不同主体上，但却可以从那一个发展阶段中、那一类主体中，反映出一些带有共性的诉求和规律。
《管理观察》：您对委托管理的体会，委托管理对深化教育改革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曹勇安：我的第一次托管是各类教育处于稀缺资源阶段时期。我托管的八所各类学校，通过“以资源的存量换资金的增量”的办学思路，从品种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把学办到了人民群众的兴奋点上了，人民掏出了人民币，学校“起死回生”，获得了发展空间。
我的第二次托管是高职教育进入选择资源阶段时期。举办者虽不差钱！但，学校差声誉，学校错过了稀缺资源阶段的发展机遇。学校没有内在的质量，哪来外部的声誉？学校生源匮乏，又何谈质量？此时我是“稀缺资源阶段和选择资源阶段的活”合起来干，要“跨越式”发展啊。难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中职教育进入个性化阶段时期。县域经济在“经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发展，遭遇到了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及层次、类别上的瓶颈；还有农民、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子女已不满足像其父辈那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向往着“阳光、体面、高薪”的就业。 我国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目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办学目标和办学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事物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
稀缺资源阶段是杂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争规模；
选择资源阶段是品牌对杂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上质量；
个性化的阶段是品牌对品牌的特征，表现的形式是――靠特色创效益。
处于个性化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它们在职业教育的层级中处于最底层位置，但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却处在最高的发展阶段――个性化阶段。职业教育是教育界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又是职业教育中“弱势群体”。他们承担不了社会对他们办出“特色和效益”的期待。一些省份的部分县级职教中心已成了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招生办”或给人家“当奶妈”，职业教育功能基本丧失。正是处于这种态势，甘南县从长远发展的视角考虑，找我这样一所从高职院校基础上升格成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托管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校，并以此为平台担负起全县职业教育的“生产、经营”责任，进而满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区域内百姓的成人成才的需要。
处于稀缺资源阶段的本科高等院校，主要是指312所的新建本科院校和304所独立学院，这类院校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4还要强，目前活的还很滋润，因为他们不必为生源而闹心，实际上家长、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上，独立学院在已排在了优秀的高职院校之后，危机已悄悄地逼近了这类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这些本科院校目前多数处于杂牌对杂牌时期，他们缺少中、高职院校的危机感，更愁人的是，它们不仅市场意识淡漠，还欠缺它们小兄弟在市场中的打拼激情。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上来讲，该上规模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可现实赋予他们的使命，却是干 “特色和效益的活”；本应是该干“特色和效益活的”这些本科院校，理应为中、高等职业教育做出示范和榜样的，却大力发展起规模来了，什么万人大学......，搞得从朱总理到温总理再到李克强总理，三任总理年年要为他们开国务院常务会，研究他们“产品”如何销售问题......。
我三次托管教育的历程，从一个侧面佐证了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增长点，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论断；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决策，做了一个有益的注脚。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愿在春天里再出发，和我的同事一起怀揣着教育梦想，风雨同舟，坚定地将目光投向教育最需要的地方，一如既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谱写教育改革春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