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格雷夫斯著有一本一战纪实《Goodbye to All That》，写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幻灭，在《卫报》“英国男人必读”榜单里排前五，不过老实讲，这书有点枯燥：反英雄，总归不如英雄好看。
托尔金就专挑那好看的写。传说他是在战争间隙写的，他在晚年澄清了下，用傲娇的英国佬口吻：“你是可以在信封背面潦草地记下些什么，但你根本无法正常地写作……你必须蜷缩在污水和苍蝇之间。”他要等到战后才开始动笔，因为咀嚼战争经历，有助于他的创作。他甚至得再等一场战争，多添一把柴―还真被他等来了。二战期间，托尔金给在南非服役的儿子写信，说自己已经陷进去了：
“我迷上了‘空想’，迷上了通过半兽人、艾尔达（代表了生活和人造物的美与优雅）等等，把我的经验转化为另一套形式和符码;从那时起，它就平稳地支撑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我至今仍在那时获得的观念中汲取力量。”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托尔金的内心抉择。
史密斯，比托尔金小两岁半，两人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学院结为好友，后来一同上的牛津。托尔金迷都知道，这两人被称为巴罗人社“不朽四杰”的成员（另两人是怀斯曼和吉尔森）。史密斯是个有天赋的诗人，在四人中也是相貌最出众的，一战爆发，四人相继入伍。
最先走的是吉尔森，他阵亡于7月1日。我们还能看到一封史密斯战时写给托尔金的短笺，就是在那之后写的，措辞情真意切：“我最大的宽慰，就是倘若我今晚战死……伟大的巴罗人社还能有一位成员言说我的梦想……希望你能在我无法开口之后，说出我想说的话来，倘若这便是我的命运……”他还说，巴罗人社注定了要点亮一次世界的，它失去了一位成员，也无法泯灭这火光。
两年后，托尔金为史密斯编了一本诗集，名叫《一场春天的收获》，后来，他又在《魔戒》第二版的序言里讲了这回事。他说，那年，他所有的好朋友，除了一位，其余都死了。所以，中土世界就成了他对这一场个人悲剧的情感补偿：它只能是一个正面的故事，属于英雄的故事，是从战争阴影中挽救出来的一道明亮。
一般的作家，在普通士兵的生涯里看到的都是愤世嫉俗的理由，比如海明威，在一战的意大利战场身负重伤，所以战争在他眼里是啥样，早就不用多说了。托尔金自己也差一点葬身索姆河，所幸因健康出了点问题，被提前送回了英国。这真是我们的福气：他要也跟海明威一样，谁知道霍比特人、精灵王、中土的种种故事还会不会是现在这副完整的样子。
不过，事实上托尔金已受足了战争的摧残，否则，神话又怎会是他的唯一之选。只有神话故事，才能提供幻想、慰藉、逃避与新生，在现实之上叠加一个想象的世界，可以摆脱现实记忆的约束。在战争之前，北方文化就已在他大脑里扎下了根：寒冷对温热，北方对南方，斯堪的纳维亚对地中海，在欧洲的两极对立中，托尔金总是站在前者的一方，芬兰语和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对他影响甚巨。神话里的善恶双方，不能直接翻译成现实中的英德两国，贡多林战役也不是索姆河战役，然而，他以精灵的眼光写贡多林大战，就同他本人曾亲睹坦克这一新型武器有关联：场景虚实黑白分明，但看到时的巨大惊恐，却是一样的。此时，现实的确径直切入了神话之中，犹如科幻小说，也总像是在给古老的魔法传奇招魂。
虽然最亲密的朋友都早早死去，但托尔金后来还是有位一辈子的好朋友：大诗人奥登，这两人相熟相交达47年之久。奥登到处说，自己是托尔金的崇拜者。不过跟一战时托尔金一圈人慨然入伍相反，奥登自己在二战前夕躲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出席了很多场《魔戒》爱好者活动，他告诉观众们，自己跟托尔金如何在一次讲座上相认。
大师与大师之间的灵犀，我们凡人实难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