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企业法人目的范围性质观点之评析
1.权力能力限制说
如前所述，在早期特许主义或核准主义情形下，企业法人的民事活动严格限制在目的范围之内，法人若超越目的范围，将被处以罚款甚至剥夺主体资格，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受目的范围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法人设立主要采准则主义或严格准则主义，法人权利能力作为一种主体资格，本质上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并无不同，因此并不受目的事业范围之限制。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民法典是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之间的区别的。在所有契约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被当作平等的主体对待，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后天的经济实力，智力差异，社会势力，情报收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问题。所有的人都被认为是“利己的，理性的，运动着的，自由而平等的人”。[2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之上，近代的民法典才一律的赋予民事主体以抽象的，平等的权利能力。尽管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许多经济上，生理上等的差异的，在这种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将在实际上往往无法真正平等的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抽象的，平等的权利能力乃是他们能真实的享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如何消除具体的，现实的民法中的人所面临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寻求保护“具体的，弱而愚的人的再发现或回归”的问，则是今后民法研究的重要课题。[29]
2.代表权限制说
代表权是指企业法人的代表人以法人名义、执行法人的对外业务的职权。法人代表人行使代表权所为的法律行为是法人自身的行为，由法人承担其法律效果。 [33]法人代表人的并不享有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代表权，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一些特殊意义的行业，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烟草、医药等，需要国家的行政许可才能经营，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在这些行业，非经许可的企业法人并不享有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从而其法人代表人也不享有对这些行业的代表权：企业法人的股东会、董事会通过决议或制定内部规章，也可对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予于具体的限制。另外，企业法人章程中也可规定法人代表人的具体代表权的限制。[34]
那么，企业法人的章程中的目的范围是否构成对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代表权限制说持肯定的态度。代表权限制说认为目的范围是划分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是有权代表或无权代表的依据之一：在目的范围内，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为有权代表行为；在目的范围外，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无权代表行为。同时，企业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又受法律限制和法人内部决议和规章的限制。法人代表人超越法律限制的代表行为无效，因为此种法律对代表权的限制是从外部进行的强行性限制。在目的范围内，若法人内部决议和规章对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而代表人超越代表权的限制为法律行为，则因目的范围具有公示效力而不能以此限制对抗善意第三人，代表行为仍然有效。[35]这表明代表权限制说认为章程中的目的范围对代表权的限制具有公示效力。但该说又认为，若企业法人必要机关在目的范围外特别授权法人代表人，则法人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由无权代表行为变为有权代表行为，对企业法人是有效行为。 [36]即企业法人的内部决议可以解除目的范围对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若是这样，则目的范围就没有任何公示效力可言，使目的范围形同虚设，而且该说自身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代表权限制说认为，在法人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目的范围外行为在欠缺必要授权
时构成无代表权行为，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在第三人为善意时，构成表见代表；若第三人为恶意，则行为无效。[37]而根据表见代理的理论，在发生表见代理时，善意第三人有选择权，既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表见代理，亦可以向被代理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我国合同法也有明文规定，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38]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法定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的情形下，善意第三人既可主张表见代表要求企业法人履行约定义务，也可主张狭义无权代表，在法人机关追认的意思表示以前行使撤销权撤回自己的意思表示，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若是这样，那么善意第三人就会比较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的财产状况来决定其主张。这样将对法定代表人极为不利，从而影响法定代表人工作的开展和职责的履行，使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综上所述，代表权限制说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与目的范围设立宗旨相背，在实践中亦会带来相当危害。因此，目的范围并非限制企业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
3.行为能力限制说如前所述，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是法人的行为能力，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与法人的行为能力是一致的。但行为能力概念本身，在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认识，有广义行为能力说，和法律行为能力说两种。我们认为法律行为能力说更合于大陆法理论体系的传统框架，而且也更合理。以下首先对此两种观点加以评析。
广义行为能力说曾是我国多数学者的看法，即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资格”，或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44]；法律行为说认为法人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即法人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能力。[45]
广义行为能力说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不仅包括法人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而且涵盖法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即责任能力，这一认识显然值得研究。从法律史上可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这三种民事能力的区分史德国法学家不断深入的理论研究的成果。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区分，在萨维尼时始得明确，前者是指主体资格，即人格，后者与民事主体的行为相联，是决定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因素之一。随着对法律行为的研讨的细致，法学家认识到法律效果有基于法律行为，也有基于非法律行为，如侵权行为的，于是又相应的将行为能力演化为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两个概念。[46]现今通行的行为能力概念，即演化后的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基于自己的行为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而责任能力是指法人对于自己所为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广义行为能力说将责任能力包含于其内，实际上就是忽视了，或者说大大减损了德国法学家所作的抽象化、体系化努力中所蕴涵的理论价值。法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虽然都基于其权利能力，但法人行为能力的功能在于使法人能够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判断法人的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之一，而且，只有法人具有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时，法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权利和义务，而责任能力的功能在于使法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是判断法人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依据之一，正如学者所言：“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法律行为能力者，依自己之行为，得使其发生其预期之法律上资格也，责任能力，指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分别就法人行为能力（民法第12条至15条，第75条）和责任能力（民法第184条，第187条）分
别规定，[47]德国，瑞士，日本亦是如此。[48]可见，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应将其予以分开。因此，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应采法律行为能力说。
明确法人的行为能力系指法人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简言之，就是法人独立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之后，我们认为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的受其行为能力的限制。理由如下：
其次，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中，行为能力的作用如何？即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欠缺，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这涉及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以及如何兼顾行为能力欠缺者和第三人的利益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探讨。
就自然人而言，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取决于意思能力，而意思能力又决定于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状况。因此，各国一般根据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状况，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于划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采两分法，规定自然人有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法国，日本，英国等采用该体例；二是采三分法，规定自然人有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无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德国，瑞士，我国等采用该体例。[54]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设立宗旨一是为保障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使自然人不因年龄，精神状态等客观因素而影响其合法权益的享有；二是为维护交易秩序，以免意思能力欠缺者误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又不承担责任状况的发生。其中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居于首位，优先于保护交易安全。[55]正因为如此，与意思能力欠缺者（使用诈术者除外）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交易行为仍属效力未定，而非有效的行为。
由此可见，企业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与行为能力的设立宗旨一致，两者的范围亦相同。各个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不同，其行为能力亦不相同。因此，法人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能力，受到目的事业范围的限制。对于行为能力的解释，应包括为遂行目的范围的必要行为。在企业法人的代表人超越法人的行为能力的情形下，法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没有行为能力，那么是否像未成年人作出超越其行为能力的行为一样，是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需要监护人的追认，而法人没有监护人，因此无法追认，这样行为能力限制说就陷入尴尬的境地呢？[59]这一结论显然是将法人的行为能力与自然人行为能力同等看待而得出的。如上所述，法人的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与自然人大相径庭，因此在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发生时，就不能用对待未成年人的规则来看待法人。如上所述，若企业法人超越法人的行为能力为法律行为，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第三人的利益即交易安全的维护，兼顾企业法人的利益。对第三人而言，若第三人为善意，即第三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即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时，则行为有效。这无疑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符合企业法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经常超越其行为能力的需要：若第三人为恶意，即在交易时明知企业法人超越其行为能力即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时而仍与之交往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及其保护的放纵和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之加以保护的必要。若法律对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与恶意第三人的行为也予于有效保护，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因此，法律对企业法人超越其行为能力与恶意第三人进行交易行为，认定其无效。对第三人为恶意的情形，由企业法人负举证责任，目的范围的公开本身不足以认定第三人为恶意。
六、我国现行立法之解释和检讨
从以上立法可以看出，我国对经营范围的性质采取的是行为能力限制说，但认为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的行为无效。企业法人越围行为无效的立法，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利于法人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的需要，束缚了法人的手脚。实际上，法人越围行为经常的、大量的发生，而越围行为无效规则导致大量无效合同的出现，极大的浪费社会资源，亦使第三人的预期的合理的利益受损，危及交易安全。尤其是近年来，各国为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废除了越围行为无效的规则，我国仍持该规则，对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增强我国法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为不利，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中刽于被动地位，失去大好的发展机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现行立法改变了原来的作法。我国《合同法》第 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这里对“超越权限”的认定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仅指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二是指虽没有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但超越了法人章程，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三是指既超越了法人的经营范围，又超越法人章程，机关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对此，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从《建议草案》至《统一合同法第三稿》都规定“权限”是指“超越法律，章程规定的权限”。[61]因此应该认为“权限”系指第三种含义，既包括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又包括越权行为。具体而言，越围行为是指企业法人超越法人目的范围即行为能力的行为，越权行为是指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内部决议和规章对其具体的代表权的限制的行为。这样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合同法》规定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对善意第三人有效，意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为法人超越行为能力，可能缺乏履行能力，在这种情形，则善意第三人可以根据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的规定，可以解除合同或要求法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在第三人为恶意，即行为之时应当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法人可以以此为抗辩主张行为无效，但应对第三人行为之时为恶意负举证责任。仅凭公告法人章程这一事实和法律要求披露本身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知情。
我国理论通常认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是其个人的行为，应由个人负责或承担民事责任。[63]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越权行为被认定为无效行为。这种做法显然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性质上讲，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属于无权代表行为。在经济活动中，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的行为可能并非对法人不利；而且在相对人不知到或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权限受限制的情况下认定行为无效，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因此，对无权代表行为，应采与无权代理相同的法理，规定其为效力未定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50条正是这样规定的。即对“超越职权”的理解应包括超越法人章程，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但该条仅规定构成表见代表的情形，显得过于简单。
在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的情形，法人对其行为可以追认。追认的方式可以是明式的，也可以是默式的。追认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越权的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向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