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运动员精神的传统文化意蕴及价值诉求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在长期文化融合中，相互促进，共同构筑的精神财富，它既是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的源泉，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根基。特别是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一些运动员的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注重物质利益、注重享乐、注重自我”的行为，个别运动员甚至表现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不良倾向。此外运动员普遍年龄小，文化水平不高，社会阅历浅，思想比较单纯，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参加国内外比赛机会多，以及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他们很容易受西方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渗透和影响。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视阈解读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渊源，求解现代运动员精神缺失的原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运动员精神培育的伦理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1 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运动员精神是指运动员通过竞技活动所表现出的超越本能的意识活动、竞技思维的心理状态。它包括竞技活动中运动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人格、行为规范和道德风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等概括，大致可以表达当前我国运动员应具有的多种品质的精神共同体的基本面貌。“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灵魂，回答了运动员精神的首要、根本问题，即运动员为谁服务的问题及运动员和国家、人民的关系问题，阐明了运动员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强不息、勇于创新”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核心，明确了运动员必须具有的职业态度和工作作风。“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保障，明确了国家、集体和运动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问题。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必须以大局为重，国家和人民群众也应设身处地为运动员着想，尊重和理解运动员的付出，给他们应有的尊严和保障。“恪尽职守、乐于奉献”应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基本要求，运动员要忠于职业操守和职业行为，始终奉行“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职业信条，忠于自己的职业。从而把运动员精神的软性条件转化为必须履行的硬性规定，使我国运动员真正成为“运动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运动员遵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当前培育运动员精神的首要问题，运动员应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好“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其中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影响，在减少“道德风险”中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动力，能够长期影响和支配他（她）们运动中的行为动机，发挥持久的精神“催化剂”作用。只有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体育风尚和运动道德修养，才能培养好面向集体利益“以人为本”的正确成绩观，树立“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培育运动员精神”良好氛围，进一步强化舆论造势，广泛宣传，使广大运动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用先进典型弘扬“运动员”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广大运动员不断增强服务人民的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运动员队伍的良好形象。尽管比赛总有胜负，奖牌终有归属，但我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所展现出来的宽容、自信、儒雅的微笑魅力非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榜样效应，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传统，理应成为当前我国运动员精神发展的重要“源泉”。如“贵和”、“知耻”、“诚信”、“仁义”、“内省”、“慎独”、“先天下忧”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发运动员精神的内在潜能，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迫切需要。 2 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运动员精神的涵化 2.1 “知耻”与我国运动员精神“知耻”是个人内心对耻辱的认知和感悟，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知耻”对于运动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无论在体育比赛，还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运动员不可能是“常胜将军”。因“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出现失手、失误、失败的情况。因此，坚持儒家所倡导的“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运动员的赛前心理辅导应做到三个方面的结合，使之有效地快速得以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失败面前或在失败之后，如何认识、如何面对，既检验运动员的斗志，也检验他（她）们的智慧。如北京奥运冠军杜丽顶住了压力，打出10.5环后，以693.3环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记录，并将冠军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金牌是在她顶住压力，痛失第一枚金牌的情况下艰难获得的。假若杜丽第一次失手后就自暴自弃，那么，就很难“东山再起”。其实在运动员中有不少“失败后再取胜”的案例，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雪耻”的勇气，也验证了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文化精神。改变无耻、不知耻状态，成就“知耻”的高层次境界，是提升运动竞赛道德的重要途径，是人性复归的必然选择。当然，也不可忽视外在的社会环境对运动员个体省悟的帮助和促进作用，仅仅依靠运动员的“良心发现”。 2.3 “仁义”与我国运动员精神“仁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范畴，本意为仁爱与正义。战国时的孟轲曾着重提出，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礼记·曲礼上》中记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丧服四制》曾言：“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孟子·梁惠王上》重申：“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唯有如此推崇仁义，践行礼仪，运动员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信赖及社会的认可，像“姚明、刘翔”等优秀运动员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无论是在平时的训练还是在比赛中，都能做到遵守比赛规则，服从教练和裁判，尊重队友和对方队员。在比赛还是生活中，输赢都是次要的，真正的赢家属于那些顽强拼搏、奋发向上、永不服输，既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捍卫自己的尊严、又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他们牢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对自己、国家都高度负责的精神，经由运动员“善”的本性来践行“仁义”理念。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退赛所引发的“强震”和“不理解”，他能客观冷静地对待对于外界的批评，反躬自省，从心灵深处有对中华传统美德所强调“仁义礼智信”的本能追求。刘翔在赛后摆正自己的位置，认真进行康复训练。“仁义”通过刘翔自身“善”的表现打通了天、地、人三者的阻隔，让他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取得了人们的再度认可和尊重，使运动员的精神和肉体趋于和谐。 2.4 “内省”与我国运动员精神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是自我内心的省察，即自身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对的地方，但有些儒者认为“内省”即是把内心存在的善心扩充开来，人只有透过自我内省才能实现美德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姚明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当前我国运动员应经常“反躬自问”，开展自我批评。目前我国运动员最缺的是内省的能力，自知的觉悟。如短道速滑国家队队员酒后打架事件后出现的内讧风波，作为一面镜子本来是应该照到运动员自身不足的地方，使能自我改进。特别是打架事件中，运动员王濛并不占理，而且已被多方证明是施暴者而且还体罚小队员，这说明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体育道德。但她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惩罚，而且很快将回到国家队。显然，因为“金牌”第一，到了体育界就只要“技”而没有了“德”。在中国传统“内省”观的引导下，运动员应体察舆论的约束行为，重拾传统文化的内省功夫，以求善的价值取向，向内心世界求取“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反身内求发现内在的“德”；推已及人彰显外在本性的“行”。国家应当不要有技无德的，也不要有德无技的运动员。超越金牌的价值和意义，以真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与运动的和谐为精神取向，培养“德技双馨”的优秀运动员。 2.5 “慎独”与我国运动员精神“慎独”最早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境界或方法，称之为“慎独为人德之方”。因此对运动员的培养和教育不仅在生活、训练上特别是为比赛创造好的条件，还要在思想上予以关注，在精神上予以鼓励，使运动员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运动员精神不仅仅是英勇拼搏，还有许多表达礼貌和友善的细微之处。例如张军、高凌在羽毛球混双决赛中表现出的那种不向霸王让寸分的豪气；伏明霞退役3年，以清华大学学生身份勇夺跳水金牌的那份从容都使人看到中国人的自信。他（她）们懂得欣赏对方的打法和技巧，虚心接受教练和队友的批评，容忍观众对自己吹口哨、喝倒彩等表达不满的方式。“慎独”要求运动员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运动员的言行。说到底，“慎独”需要提高运动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内在修养，跨越时间的限制和地域的藩篱，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会贯通于我国运动员精神之中。 3 转型期我国运动员精神的传统文化诉求 3.1 “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在动力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左传》中的“临患不忘国”，《汉书》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的提倡都是要尊重人民、善待人民，“以民为本”的实质就是爱国理念的弘扬。这与我国运动员“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宗旨及传统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爱国主义”理念的升华。运动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突破、提高运动成绩，不断为国家争得荣誉，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需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因为，民族性和文化性的“遗传密码”是很难割断的，运动员精神的因袭尤其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没有比我国运动员“爱国”意识更具有高尚的胸襟，他（她）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在平时训练中排除万难、刻苦训练、自觉维护国家的荣誉。例如庞伟、郭文、刘子歌、龙清泉等选手在默默地积蓄力量和静静地等待、拼搏中爆发，平静的心态帮助他们出人意料地夺得冠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像王义夫、洗东妹、王治郅、张丹、赵蕊蕊等选手在比赛中，克服伤病困扰顽强拼搏，为了使五星红旗能在世界舞台上高高升起而努力，为了我国人民的荣誉而努力拼搏。 3.3 “仁爱和谐，顽强拼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和谐统一”。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总体而言，儒家强调的“和”的观念包含着自我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北京奥运刘翔的因伤退赛，我们应该是尊重并理解刘翔的，还是应肯定他从前为我国田径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运动员精神决不能仅限于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至上，还应兼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坚持健康第一，反对在身体受伤情况下，仍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刘翔作为一名爱岗敬业，能够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的田径运动员，不应该被赋予更多复杂意义的符号。在儒家看来，实现和谐的方式是先通过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延至人与人的和谐。爱人以达到互爱互助、“爱人若爱其身”，而不是相互攻击、相互毁损。如果伤痛难以忍受，任何运动员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参加比赛。北京奥运会上仲满、张娟娟等运动员没有被历史上的纪录束缚，而是一直积累着向强手挑战的实力，并在关键时刻保持平常心，终于迫使强大的对手在对决中屈服，实现中国体育历史上的新突破。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于并善于超越强敌的精神和他们获得的金牌一样熠熠生辉。可以说“爱人若爱其身”是“仁爱和谐，顽强拼搏”的精神影像，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实现前提，而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相互攻击、相互毁损将激发矛盾引发祸乱则应坚决制止。 3.4 “恪尽职守、乐于奉献”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外在表征运动员必须在其位、勤其职、尽其责，不断强化运动员恪尽职守的奉献精神。以对党和国家体育事业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努力提高适应本职工作需要的专业技术，创造好的运动成绩，把全部工作时间用在训练和学习上。在培育和弘扬运动员精神的过程中，只有把握运动员责任这个关键抓手，树立运动员的强烈责任意识，才能避免运动员在工作与生活中“重权、重钱、重享受”而“轻法、轻德、轻责任”的现象，逐步消除“拜金主义”滋生与蔓延的环境。如陈艳青、杜丽、佟文、陆永等冠军运动员在挫折中奋起，实现了自我的超越。陈艳青在两度退役后重新崛起，以绝对优势第二次夺得奥运会冠军；陆永在艰难甚至绝望中奋力举起214kg，夺得了一枚预想之外的金牌。运动员这种“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过程，也是“尽职尽责、挑战自我”的过程，与自己的运动极限的长期挑战中，形成了运动员“包容宽厚、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品格，使“训练”活动付诸实践。因此，我国运动员的队伍建设所秉承的“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的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辐射与涵化。因此，孔夫子对他最得意的门生颜渊倍加称赞，这不仅在于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在于颜渊的精神魅力和高尚品德，应把培养和提高运动员责任感作为培育和发扬我国运动员精神的落脚点，把运动员奉献精神作为评价我国运动员精神的重要砝码。 3.5 “德技双馨、彰显礼仪”是我国运动员精神的内在追求儒家强调“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道家也同样主张“常宽容于物”。运动员的知礼、懂礼、重礼，不仅能够体现个人修养、增加个人魅力，更加赢得观众、竞争对手的认同和尊重。礼仪正是这种素质和修养的重要体现，我国运动员应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身心内外的平衡，以内外合一，神形兼备，创再现自然和谐，平静、安宁的运动美，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不管是外表俊朗的硕士举重冠军张湘祥，潇洒飘逸的剑客仲满，当然还有早已家喻户晓的李娜、郑洁、郭晶晶等。他（她）们也越来越具备了成为偶像的一切因素：自信、学识高、注重时尚，谈吐优雅。作为礼仪之邦、友谊使者的我国运动员们，更应该表现出一种豁达的风范和“重在参与”的精神，以此反映出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应有的良好素质和修养，展示我泱泱大国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