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够实现它的现代价值。
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文化力量的直接对等物，它就像蕴藏在地下的丰富矿藏，如果不经过人工的开采、加工它永远都不可能转化成推进历史列车的动力，不可能“兑现”它的内在能量。因此，特定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够实现它的现代价值。像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的原作中所贯穿的“血亲至上”的传统道德，这曾经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种“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开始是要把赵盾全家满门抄斩；而最后在赵孤得势以后屠岸贾却遭全家灭门（“全家尽灭亡”）。现在，如果我们在电影中也沿袭这种“你杀了我全家，我也要杀你全家”的杀戮逻辑，就等于把我们置于古代封建社会，在以一种豺狼的方式对待豺狼。人类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也要像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的屠杀方式，把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送进集中营呢？记得美国电影《恶魔军官》在片头曾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要想战胜恶魔的人，当心不要变成恶魔”。就连“娱乐至上”的好莱坞电影也知道不要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误导观众，我们今天的电影当然不能再去重复过去的杀戮逻辑。现在尽管我们还是在影片《赵氏孤儿》中看到赵孤最后拿起了刀剑，可是，他的行为动机并不是建立在“世袭的仇恨”上，而是建立在他对父亲的至爱上。他是为了去完成父亲（程婴）的心愿才要杀死屠岸贾。赵孤对屠岸贾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命，为我爹报仇。”这个“爹”其实并不是在指赵朔而是指程婴，因为程婴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屠岸贾残忍地杀害了。这就是说，推动赵孤复仇的叙事动力不仅仅是他内心的杀父之仇，还包括了一种替天行道替程婴报亲子被害之仇。可见，同样是举刀相向，现代电影中人物的行为动机与传统戏曲中的动机显然已经不尽一致了。另外，程婴在原作中本是赵家的门客，与赵家有利益关系，所以，即便就是献子救孤，这种身份也会“矮化”程婴的义举。因为真正的侠士往往都是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去完成原来并不属于自身的道义使命。在电影中根据“利益回避”原则设计的这些人物最容易引起观众的普遍认同。陈凯歌说影片中的程婴是“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我想就是这个意思。程婴在完全变成一个草泽医生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与赵家没有了功利的牵涉，使他的行为相对独立，也相对崇高，这样便提升了程婴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进而也校正了传统戏曲的价值取向。
与此相关的是影片《孔子》，作者在力图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的时候，表现了孔子所向往的社会理想所具有的正向的历史价值。客观地讲，孔子期望诸流和鸣的大同世界，向往大道畅通、众芳献瑞的和谐时代，追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赞赏尊老爱幼的人伦胜境——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尤其是在电影这种以叙事为核心的传播媒介中，关键的不在于人物在说什么，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去做什么。在影片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少女被巨大的石门封闭在墓穴里面，惊恐的尖叫与隆隆落下的地宫大门展示出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而此时的孔子站在了这种野蛮的殉葬制度对立面。他坚决主张废黜残酷的殉葬制度，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在当时无疑是一种与整个体制相对抗的进步力量。其实，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就是再美好，也是在向一个古代的理想社会致敬。我们今天没有人会愿意与孔子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可是我们为什么还会对孔子这个人物产生由衷的敬意、为什么还会对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表示赞誉呢？这表明孔子的某些思想可以跨越时间的屏障，冲破空间的壁垒，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其实，我们真正被影片中的孔子所感动是从他踏上风雪交加的周游列国之路开始的。孔子的这种行为代表的是他对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抉择，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一种历史担当。尽管孔子的思想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乃至非议，可是一个在风雪中怀才不遇的孔子，比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孔子更让人们感动；一个在逆境中迎风冒雪的孔子比一个在顺境中自鸣得意的孔子更令人敬佩。所以，影片《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是从历史主义的维度上确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是从人格精神的建构意义上展开的。
尽管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式并不一致，但是在文化取向上应当恪守相同的价值观。我们的有些影片把传统文化中尊老、敬老的节日，表现成一个杀戮之日。在这个节日里满城刀光，遍地鲜血，所有的鲜花都被践踏，人像蝼蚁一样被残杀。还有些影片把传统的中医演变成为最为残忍的酷刑，它比任何刑具都有效，能够在顷刻间摧毁人钢铁般的意志，这种在商业逻辑主导下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开采”显然都是不值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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