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自信写进中国方案，且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已有数次将之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同时强调指出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是基础。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足以说明文化在治国理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与重要作用。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而且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事实上，文化的重要价值和重要作用，正在于它能通过蕴育和激扬思想粹质与精神力量而赋予人以智慧和德操，促进社会文明和发展，实现时代变革与进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和始终都要求文化自身必须秉有先进、淳正、积极、向上的素质和品格。为什么?就因为打铁先要本身硬，自强才能促它强。
时代精神与文化品格既具相熠功能，又有因果关系。前者观照后者，后者体现前者，在时代精神赋予文化产品以高洁品格的同时，文化品格也自会通过艺术辐射和审美愉悦而使时代精神更加萃集与彰显。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时代精神得到了升华，文化品格实现了淬炼。不过，由于任何文化形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精神的形诸，所以时代精神便始终都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化品格的源流与酵素。这也就是说，举凡文化创造，都只有在充分融入和表现时代精神的情况下，才能获具崇高而良好的品格，也才有条件和有资格成为精品佳作，并驱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彪炳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丰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精神，具指意识、情愫、人的思维活动与心理状态。而时代精神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大众心态、统一认知和共同的理想、愿景与追求。显然，时代精神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而且更是这个时代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愿望汇集、思想凝聚、意志宣示和共同的向往与憧憬。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它永远都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要素，这同时也确立了文化创造对它的借重与依赖。因为文化的源流和对象永远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群体，而时代精神则注定是这生活与人群的主流意识和核心观念，并全方位地切入、渗濡、融会于其中，以至完全无法分开、不可须臾剥离。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整体，犹如人的身躯与灵魂一样。既然这样，以反映和表现时代生活为己任的文化创造又怎么可能在舍弃时代精神的情况下而获得成功呢?马克思说过，精神有一个随从，名叫物质。反之，我们也可以说：物质有一个随从，名叫精神。时代精神从来就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延展物与派生物，二者不仅瞬间不可分离，而且时代精神更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过升华之后的凝聚与集中。只有它，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文化创造也只有真正抓住了这种本质并加以艺术化的表现，才有望完成所负荷的使命。否则，不论其构思多大、篇幅多长、韵律多美、图式多精，也终究只能是一具文化的木乃伊。因为它只有肢体，没有灵魂。精神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时代精神虽然是从时代生活中产生的，但它却淳于生活、酽于生活、高于生活、精于生活，是生活的灵智与芯片，代表着生活的本质和未来，体现着时代的韵律和脉动，引领着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作为一首长诗，《离骚》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楚怀王时期的荆楚大地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的具象化描绘，也不在于它对作为权臣的屈原的谪迁生涯的精准刻划，而是惟因其从对这些事态和这个过程的典型化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强烈的人格魅力与爱国情怀。只有当这一切皆以精神的形式而充盈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时，才使《离骚》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事实上，每当我们在吟诵这部长诗的时候，最能调动情绪和震撼心灵的，也正是饱含于其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从一个特定时代所升腾起来的崇高精神一旦被文化加以审美定格，便自会成为一种情愫与意识的永恒存在，不仅有着无限的保鲜期，而且更有着无穷的正能量。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却能在文学经典的瑰丽长廊中永烁光彩。为什么?就因为它所灌注的精神能量的无限炽烈与博大。面对国土行将沦亡的严峻现实，教师是那样神圣而庄严地讲着最后一课;学生是那样专注而深情地听着最后一课。大家都像是在一夜之间便成熟了许多，深沉了许多，庄重了许多，爱国主义的爝火不仅吞噬了所有人的心，而且也渐渐升腾为一种弥漫整个课堂、浸渍所有人的肺腑与灵魂的精神之籁。
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最后一课》以无限价值，使它秉有了崇高的文化品格，并进入文学名篇之列。鲁迅曾说，他评介俄罗斯文学，实际上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文学何以能与军火搭界呢?就因为那些产生于战争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皆无不蕴涵着强烈的革命精神，每每能够给人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正如在一次世界翻译家大会上发言时俄罗斯的巴格诺院士所说：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它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巴格诺口出此言的底气，就在于他背后有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高尔基、契诃夫、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等文学大师们的有力支撑。文学、艺术文化，的确是俄罗斯的国家名片与软实力之芯。然而，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创造中，最鲜明的特点和最辉煌的成就，便在于时代精神的异常显豁、浓烈与强大。这不仅使俄罗斯引为自豪，而且在事实上也征服了对之不无偏见的西方国家。19 世纪中叶之前，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但随着《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以及列宾、特列恰科夫、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乌兰诺娃、柴可夫斯基、爱森斯坦等艺术大师的出现，西方便不得不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因为氤氲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强大精神征服了世人的心灵，使人们不仅从中窥见了俄罗斯人的思想风貌，而且也感受到融会在这种强大精神之中的坚毅与自信。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别林斯基则指出：每一部包涵精神内蕴的作品，都无异于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筑立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共同信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仅自发地兴起了托尔斯泰崇拜，而且更将普希金誉为俄罗斯的太阳。时代精神既是时代与精神的联合构体，又是国家、社会、民族和人民的共同思想认知与集体精神家园，它尤其是对特定时代的主体精神与主流意识的充分体现。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后续时代的时代精神又总是在对它之前所有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总结、鉴别、聚精、择优的基础上不断地实现着传承、融汇、创新和发展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其注入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时代元素，使之与新的时代相契合，为新的时代所应用，给新的时代添光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时代精神便是时代精神的最大优化组合和最高集群创造，也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体现改革时代的精神特质、筑铸小康社会的精神高地，并由此而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文化创造都必须在描绘社会变革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自觉而有效地融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唱响高亢的时代精神，扬励宏伟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产品才能秉具优良的品格，展现绰约的风采，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与汲取。
这就要求我们的一切文化创造主体，所有的作家、艺术家们，都必须深入生活，提升认识，__满怀激情地站在改革前沿，满腔热情地为人民表意抒怀，切实体认时代精神、扬励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神，并以之而为我们的文化产品筑脊，为我们的文艺作品铸魂，为我们的宏伟事业歌吟，为我们的多彩生活礼赞。二时代精神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凝聚和意识升华，更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和对大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表达。所以，它不仅是与时代生活相匹配、相契合的，而且更是对时代生活的萃聚与提升，诚如马克思所说：是生活规定了意识的内容。既然如此，舍弃和规避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创造又怎么能够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生活、切中时代脉动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显而易见，游离于时代生活主潮之外、疏远并暌隔了时代脉动的文化创造，乃是注定不会成为精品佳作，而只能是灰色地、琐屑地，对边缘化和非本质的生活捞取与意象摭拾。这已经屡被创作实践所证明。鲁迅之所以成为大文学家，关键就在于他首先是大思想家，是精神界之战士。做为一个作家，鲁迅的作品并不算多，一生共创作小说34 篇;散文诗23 篇;回忆散文10 篇;杂文600 余篇;学术著作3 部;译作200 种。这样的创作量即使在当时的文坛上也绝对算不上多产，更不要说与现在那些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创作量的作家相比了。然而，鲁迅作品的质量、分量、含金量，却是无人可以比及的。原因就在于鲁迅用他那支金不换牌毛笔所写出来的不仅是一个一个的汉字，而且更是中国的国民性，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大革命、大变革时代的灵韵与魂魄。他既勘测出了中国社会的真症候，又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方向，真是字字鞭辟入里，篇篇入木三分，几乎在他书诸纸面的每一个字符的背后都有一个血印子，都是一块金刚石，铿铿锵锵，剀切深邃，直达底蕴。这就是佐藤春夫、增田涉所说的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这就是蔡元培、宋庆龄所说的中国奠现代文坛之基石的一代文宗这就是被毛泽东称誉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也就是我们大家所共同认定和尊崇的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显然，鲁迅及其作品的最大特点与优势，就在于他看透了生活、时代和人性的本色与本质，他写出了从生活、时代与人性底蕴中所发掘、摄取、升华出来的思想内曜和精神特质。而这，则正是被我们现在一些文化创造者们所鄙薄、所忽略和所弃置的所在。不言而喻，这也正是一切有抱负、有担当、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们最当传承、最该求索和最需践行的文化精髓与艺术诀要。
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生发精神。任何时代精神都是相应的和特定的时代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升华物。因此，我们要使文化创造充盈时代精神，就首先必须深入生活、深耕生活、深谙生活，并辅之以科学的和艺术的认知方式与表达方法。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所发现。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生活，而不同的作者却往往会有不同的发现与表达呢?这便是由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所致。由此可见，要在作品中写出时代精神，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即：一是深入生活主潮，洞察生活底蕴，全方位感知和认识原汁原液状的生活本身，并从中发现和提取最本质的东西加以比较、鉴别、淘漉、提炼，进而采用美学方式对之进行艺术化和典型化的提升与辑构。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从生活原汁中发掘精神酵素，并以艺术的方式而使之渐趋明朗、显豁、强势以至产生感染力与征服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作为第一性的客观生活的依赖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创作主体的意向、立场与观念。
因为作者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常常至关重要。生活的客观性在被文化加工的过程中往往会侧看成岭横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要求创作者们自己首先必须具有正确而先进的精神主体，并对之施以科学裁量，最终以精神形态表现在创作实践之中。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和同样的生活，创造社与鸳蝴派的作家们却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呢?就因为前者的主体精神是为人生并改良这人生，而后者的精神追求则是嬉谑生活，游戏人生。俞万春和施耐庵所写__的本属同一题材，但成书后《水浒传》与《荡寇志》却大相径庭。何以然?唯因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追求不同所致。韩愈仅仅在广东潮州任职8 个月，却能以其诗词文赋中的豪迈精神与爱国情怀深深地感化并影响潮州的人文社景、世态民情，以至塑造了世世代代潮州人的精神气质。至今，韩山、韩江、昌黎路仍历历在目，永远地刻在了潮州人的精神深处。写过《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等小说的维克多雨果，生前只想通过文化创造而捕捉和表现不屈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对真理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但没承想，他死后却被民众发自内心地谥以法兰西的良心之崇高称誉。这些作家艺术家是如何在文化创造中充分融贯和彰显强烈的正义感与时代精神呢?一个起决定性的主体因素，便在于他们自身就是时代精神的涵负者和扬励者。其实，鲁迅之所以能够做到笔墨所至，精神顿出，这在他写于1903 年的《自题小像》中便可初见端倪：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时年22 岁的鲁迅，就已信誓旦旦地将自己的一生许给了真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这无疑是他深埋于心中的精神酵素。正是这种主体精神酵素的不断延展与深化，才使鲁迅对现实生活的每一变革都能产生强烈而正义的心灵感应，进而洇濡成饱涵明睿见识与爱国激情的时代精神，且无处不在地见诸于他的所有作品之中。
显然，时代精神是优秀文化产品的必备要素，只有它才能赋予文化产品以美奂的形质与优良的品格。而时代精神在文化产品中的有效形成与形诸，则是只有在主体与客体完全相契相合并发生化合反应之后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挚爱人民、感应时代、德艺双馨，努力营造足以形成并炽化、蕴贮并提升时代精神的良好气场、优越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尤其是要坚决摒弃远离生活、俯仰市场，背对大众、张扬自我，规避现实、拥趸平庸，娱乐至上、票房为王，袭陈蹈旧、曲意逢迎，疏离主流题材、缠绵杯水风波以及所谓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 等非正常、非正确的文化认知与艺术理念。三在文化创造中，由于形式与内容、品貌与神采、方法与方向等总是呈现出一种互熠互配、相辅相成的共振关系，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择取最能与之相匹配、相照应、相促进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而也正是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命中率最高的，便是现实主义。因为永葆活力、张力与魅力的现实主义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适应力，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气质和精神，又可以表现为一种方法与形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来说，笃定非它莫属。实践早已反复证明，在人类文化创造与文明建构的历史进程中，现实主义总是始终与之相偕相伴、共为一伍的。从朴素现实主义、自然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绎变与链接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举凡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烛照力的文化产品，就都是现实主义的瑰绮抟铸与宏伟造化。即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产生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显然是从现实主义中蘖生出来的西方式创作方法，尽管它自身带有异化审美取向，但同时却也明显地影印下了现实主义的凿凿痕迹，尤其是在现代主义的开山祖师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更为明显，一如他最具代表性的《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即便是在被视为现代主义典范之作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夜灵》中，也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直面生活、秉正抒怀、逼真摹写、钩稽堂奥的强大力量。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任何忠于生活和时代的文化创造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所以，不管作者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只要他是忠于生活、时代和人民的，并力求用艺术的方式对之加以提炼和表达，那他就必然要借重现实主义加以表现，尤其是实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高度融会和完美结合。否则，便极易落入艺术乌托邦的陷阱。这已经被无数杰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仅以中国现当代为例，从鲁、郭、茅，巴、老、曹，到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贺敬之、郭小川、冼星海、徐悲鸿、梅兰芳、谢晋，直至陈忠实、路遥、刘炽、罗中立等，就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而精心创作、跻臻高峰的。
实际上，我们在面对列宾的大型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聆听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观赏《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巴黎圣母院》《子夜》《骆驼祥子》《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焦裕录》等影视作品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引发思想的共鸣与心灵的共振，质言__之，就既是时代精神的力量所萦，又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所致。正是它们，才赋予了这些文化产品以丰富的内涵与崇高的品格。现实主义既是一种文化理念和美学思维，又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并因此而对文化创造具有全方位的导向作用与观照能力，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永恒定力与永久遵循，也是创作得以定方向、走正路、出精品的必由之路。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些许文化创造中却多有否抑和消解现实主义的倾向，不仅把现代主义捧为至高，奉为至圣，而且蝉联不断地提出各种主义，什么先锋前卫新写实新在场等等。光是诗歌上的主义和流派就曾多达88 个，一度被业内讥为中国诗坛挂起的88 片尿布。如：野牛派、达达派、撒娇派、非非主义、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等。一时间虽然主义多多，但却佳作寥寥。
与此同时，丑、怪、浅、悖的畸形文化产品却频有所现，从而造成文化产品的数量遽增，体量爆棚，但却质量下滑、影响力衰减。总书记所讲的有高原缺高峰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表明，有的文化工作者、有的作家艺术家显然是坠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即用玩形式、抖花样来弥补和掩盖生活底子不足，思想积淀浅薄，精神资质匮乏，艺术功力荒率;用翻陈炫旧、回避现实来替代和填充由于脱离生活主脉、疏远时代大潮所造成的精神萎缩与创造力枯竭;用热炒西方思潮和摹袭现代主义来置换和冒充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只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却往往都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万难收获创作者所预期的效果。
文化自有文化的规律，美学自有美学的法则。在认知和践行中一旦脱轨、违规、悖律，就必然要自食其果。民族性、时代性、不可逆性等文明特质，永远都是文化创造所不可弃置与违逆的铁律。而我们的文化创造的根脉、气质、风格与内蕴，则永远都应当是和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改革时代的、人民大众的和社会主义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型和个性化的文化创造，才会赢得获取成功的最好机遇和最大域值。否则，就只能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因为文化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人群的情愫与精神的升华和表诸，一旦离开这种特定性而妄加拼接，就很可能会是南辕北辙，水土不服。一如中国特色和改革时代的现实生活，乃是决不可混同于所谓的西方民主社会与普世价值的。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品格就只能和只会在这样的社会基础、时代氛围与生活土壤上产生。
又如对于我们的文化创造而言，现代主义在总体上和本质上是不适应的，只有在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才天然地存贮着能使我们的文化创造获得更大成功的更多精神元素与美学密码。因为任何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与之所反映、所描绘、所表现的社会内容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的，而决不是相反，也决不能相反。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却恰恰正是这样。这两个主义之所以会分别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因为战争的惨重破坏，严重地摧毁了欧洲整个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生活信念，使颓丧、失望、幻灭、悲伤意念和情绪成为覆盖西方社会生活和笼罩人们精神世界的主色调与主旋律。而也正是为了适应和反映这一生活现实与精神状态，现代主义才应运而生。至于二战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其在现代主义基调上就更加增添了变形、吊诡、寂热、奇谲、莫名其妙、黑色幽默、玩世不恭、不可理喻等特色。这样的创作方法和审美需求，显然是只适应于产生它的特定生活土壤与特定社会人群的。其与有着五千年文明，且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与新时代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它充其量只能在个别具体表现技巧上对我们能有所启发或可资借鉴罢了。正由于对生活报以悲观、幻灭、无意义和无价值，是现代主义的最大精神特质，而这又显然是同我们充满改革激情与发展活力的时代、生活、社会及其精神追求相拂和相悖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文化创造来说，就只能选择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时代精神、文化品格、现实主义，这三位一体对于我们的文化创造来说，永远都是核心要素、基本方法和最重要的实现路径。而在它们之间，又始终都呈现着互熠互照、相衔相契的亲密关系。只要我们对之葆以充分的认知、坚定的秉持、执著的追求和不懈的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文化创造中屡有突破，频获佳绩，温暖现在，赢得未来，遂使文化自信愈益具有坚实的时代根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实，文化自信从来就是文化自觉的内存与胼体，我们要秉持坚定的文化自信，就首先必须秉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