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增多，清代陕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明显大于粮食作物，因而烟草、罂粟种植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专业化种植趋向更为明显。这表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效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一、烟草种植的商业化特征
烟草在明代时就已经传入陕西，《明一统志》卷36《陕西庆阳府》有记载，金丝草（烟草的别名），本府出，性凉味苦，能去瘴，解诸药之毒，本草不载，合水县南山出者最良。[1]
烟草有很强的商品生产的特征。清代种植烟草的州县非常多，陕北、关中、陕南均存在，清代陕西烟草种植情况：关中地区：鄠县、盩厔县、醴泉县、宁陕厅、华州、岐山县、宝鸡县、邠州县；陕南：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凤县、紫阳县、镇安县、商南县；陕北：葭州、安定县、宜川县、定边县、雒川县、绥德州、清涧县、吴堡县。形成大规模种植区域的则是陕南汉中盆地、关中，陕北地区的烟草种植并不多。由于种烟可获厚利，随着南方流民的大量迁入定居，烟草种植在陕南很快推廣开来。汉川民有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南郑县，北坝旱地种粟谷、黄豆、芝麻、烟、姜等物，以为换买盐布、完粮佣工之用。由于种植烟草需要肥沃的土地，水源丰富，因而抢占粮食用地，影响农业生产，雍正帝特颁布诏令劝告民众不要种植烟草。[2]但因为烟草相对于其他作物来说获利尤丰，因而，清代陕西各府州县种植烟草日益繁盛，并无衰减之象。尤其是乾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陕西开始大规模种植烟草。城固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盛夏晴霁，弥望野绿，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兴安府之紫阳县，务滋烟草较汉中尤精易售，由于烟叶出产丰富，从事经营者也就在整个商业中占有比较显著的位置。从收购、加工到转运、发售，都有人专门从事活动，汉中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一些大商人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连，岁靡数十万斤。除了商人之外，很多生产或经营烟叶的兴汉之人，以此靡金者不少耶。
清康熙（16621722）年间，在小农经济商品化进程加快的推动下，烟叶生产曾有较大发展，并在渭河、汉水及黄河沿岸交通、商业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了小块集中产区。在清代前期，小农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超过前代。[3]禁烟严律也逐步松弛，晒烟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的《延绥镇志》以旧志罕见的篇幅，专门设置《烟税》和《市集》等篇目，不仅记述了陕西多任抚臣和总督上疏蠲免黄甫川烟税的经过，以及黄甫川等国互市烟草边贸的兴衰，且对烟草的性状、功用、加工和名品等记述甚详，足见当时陕北、渭北的晒烟生产已有一定的规模。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城固县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内奉文豁免烟税，米、姜、姜黄、烟、柑子，五者较他邑为胜，故特载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华州志》称：草，则多烟草。康熙三十三年（1694），《凤翔县志》把晒烟与棉、椒等同列为大宗货属。雍正十一年（1733）《郿县志》和《凤翔县志》，其《物产》中都有烟的记述。雍正十三年《陕西通志》，除重复《城固县志》和《华州志》有关烟草记述外，还称佳县的晒烟服之而醉，名曰烟酒，又谓之相思草。至此，陕北、陕南、关中、渭北，已普遍种植晒烟。
自乾隆年间开始，省内晒烟商品生产和烟草加工逐步增多。陕北宜川县的晒烟是重要贡品之一，绥德县的烟草有水旱两种，[4]关中凤翔府之宝鸡县的烟叶与棉、布、丝、缣、靛、板、木、油、木炭、柴薪一起，日以麦、粟、花布相为交易，[5]渭河一带皆艺此而货。
嘉庆年间，烟禁完全解除。陕南地区借汉水之利率先扩大晒烟商品生产，汉中府居民种植烟草非常普遍，是这一带居民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商品。《汉中府志》记载有：汉中府之城固县，湑水北面是肥沃、丰腴的田地，全部种植烟草，盛夏时节，晴空万里，一眼望去，绿野遍地，尽是烟叶。当其收获时，漫山遍野全是此物。以城固为中心形成了烟草的区域种植。兴安府之紫阳县，河谷地带尽植烟草，种植规模颇大，若民户有田地数十亩，则必然种植烟草数亩，种植烟草一亩能收三、四百斤，卖铜钱十千以上，获利颇多，[6]其烟草种植面积虽比不上汉中盆地，但紫阳县的烟草质量相较于汉中来说，却是更优，也更易贩卖。[7]汉中盆地产烟在陕西境内是最多，除供当地居民消费外，每年要向襄樊、鄂渚等地运送。[8]
道光二年，严如煜撰写《三省边防备览》称：汉川（今汉中）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传说中的虫，比喻钱）十千以外以为纳钱粮布庆吊人情之用。烟、姜占地虽多，其地颇加粪，次岁收粮必多，于民谷无妨也。
道光中后期，除渭河沿岸的宝鸡、凤翔等地的晒烟生产继续发展外，凤县、汧阳县的晒烟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陕北神木县以地产烟叶生产包烟，安定、清涧、延川县产的烟草有大小叶两种，丝有黄白二种。陕北绥德州的烟草种植只限于园圃之中。
自清道光元年以后，省内小农经济商品化进程逐步停滞。社会舆论对种植烟草的批评也相当严厉，认为：庶人之行，则蚕桑之利，劝艺桑柘为生，才是民之本业所在；民众种烟，最大的害处就是败坏民风，有碍桑麻。在此背景下，同治至光绪年间，除城固县年产烟叶已达六、七十万斤，镇安县栽植渐广，颇获厚利，[9]洋县的晒烟仍为特产之大宗外，就全省而言，汉水那种舳舻相接向省外运送烟叶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相反，每年还需从外省购运不少，由汉水输入湖北均州和河南邓州的烟叶，每年达60008000捆（每捆3060公斤），销往安康、商洛和西安等地。宣统末，因陕省本非富产烟酒之区，清廷内阁会议政务处原拟增税银五万两之议，也不得不作罢。
而以晒黄烟为主的陕西晒烟，多是农民自种自食。明末零星种植，至清康熙、雍正年间，城固、凤翔、富平、郿县、华县等县已有小范围的集中产区。清乾隆年间，汉中、宜川、绥德、宝鸡等县发展为主产县。清嘉庆年间，汉中盆地种植较为普遍。清道光年间，凤县、子长、延川、神木、清涧、汧阳等县有所发展。清光绪年间，镇安、米脂、韩城、洋县等县亦成为重要产地。至此，全省初步形成渭河、汉水和黄河沿岸三个主要产区；渭河、汉水流域烟区的种植面积大，烟叶质量较好，商品率较高。
陕西烟草经营始于明末清初。随着烟草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和吸食旱烟习惯的流行，烟叶民间商贸活动遂在陕北、陕南逐渐兴起，并在一些大的乡镇集市初步形成交易市场。清代中后期，交易活动日趋活跃，陕西烟叶已与河南邓州烟叶一起外销欧洲。水烟、旱烟经营已有相当规模。以西安、汉中、榆林为中心，经营范围已涵盖陕西全省。省外产品主要来自甘肃榆中、陇西、临洮等地，形成以泾阳、三原和咸阳为主的甘肃水烟再加工、集散地。
二、罂粟种植的商业化发展
罂粟又称鸦片，虽然可以入药，但是过量或者久食则会成瘾，危害很大。鸦片战争以前，罂粟一般只是作为花用来观赏，或用作药物来治病，因而种植分布虽广泛，但种植面积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吸食者日益增多，陕西也开始普遍种植罂粟来满足需求。尤其是咸、同年间以后，禁烟政策日益放寬，再加上种植罂粟有利可图，因而种植范围逐渐遍及陕西各地，面积也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清代陕西种植鸦片的州县达38个以上，面积覆盖全省。关中地区：长安县、咸宁县、兴平县、鄠县、三原县、醴泉县、宁陕厅、华州、华阴县、蒲城、凤翔县、岐山县、宝鸡县、扶风、郿县、麟游县、汧阳县、陇州、武功县、淳化县。陕南地区：南郑县、褒城县、城固县、西乡县、凤县、宁羌州、定远厅、平利县、石泉县、商州、镇安县、雒南县、山阳县、商南县。陕北地区：靖边县、洛川县、绥德州、米脂县。鸦片种植挤占良田，导致传统作物种植面积不同程度的有所缩小。
史载自回民起义镇压之后，种植鸦片者日益增多，秦川八百里，遍地种植皆是此物。扶风县因罂粟种植收入甚多，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种植。华州民众十户有三的经济来源更是依赖于罂粟种植。陕南地区种植鸦片最多，而又以汉中府为多，每年销往山西、河南、湖北等省达620，400-1，098，000余两。男女老幼皆沉迷于吸食鸦片，更有甚者卖身为婢。[10]而商州之雒南县，广种罂粟，虽然政府屡次禁止，但依旧种植颇多。[11]就连地处沙漠边地、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怀远县，也曾是种植罂粟繁盛的地区。[12]鸦片的广泛种植，不仅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由于种植鸦片必须选择肥沃的土壤，因而导致其挤占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引起了传统作物面积的减小。此外，在南郑县等地，由于人们都沉溺于种植罂粟之中，还引起了蚕桑业的衰落。由于种植此物较种粮、植棉获利均厚，因此，当时许多农户改以往种粮、植棉以及其他经济作物之地，种植罂粟。自罂粟传播以来，各地追逐种植，重要经济作物红花、蓝等，以往种植繁盛者现在皆是寥寥无几。
尽管鸦片为害甚烈，但人们或追逐其厚利，或受病已深，更甚者自己种植以供吸食，因而至清朝后期，鸦片成为陕西对外输出的最大宗货品之一。陕西南北各地种植罂粟者甚为普遍，其中又以陕南、关中最为突出。不过，由于很多地方的官员及士绅在撰修地方志时，弃恶就善，着意粉饰以夸其功，因而很难从有关方志中看到清代陕西罂粟种植的全貌。但仅从各州县商行设置来看，土行就占有相当比重，清代关中地区兴平、三原、华州、扶风、乾州、武功等县均设有土行，陕北宜君县、绥德州、米脂县、清涧县、榆林县、延长县均有烟膏捐。延安府城所在地肤施县，城镇共有11家烟铺，构成本县最主要的商业行业，城镇商捐只针对这11家烟铺征税。清末厘局咸醴局、临渭二华局、靖定局三局均征收土药厘，这里应是关中、陕北鸦片输出的重要关口，可看出罂粟种植的繁盛。
陕南地区汉中府种植罂粟最多，兴安府较少。汉中府之皇官岭生产者质量最佳，城固县、西乡县较次之。清代后期，陕南对外输出鸦片量非常大。光绪三十二年，仅经白河局输往湖北的鸦片量即值银6204001098000两，这还只是陕南鸦片输出的一小部分。当时陕南对外鸦片输出的地区，山西太谷是销售最多的区域，河南南阳府较次之，湖北省汉口更次之，从山西运输经过宝鸡出山，运输河南省则从山阳县紫荆关进入汴道，从白河出则仅仅是运销湖北一地。而其中主要原因，则是因为湖北老河口厘税最重，商人皆绕道而行躲避课税，不进入湖北境内一步。[13]由此可知，从白河输出的鸦片还仅仅是陕南对外输出鸦片的很少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