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刚吃过午饭，接到雷默电话，他说他要跟我谈谈他的一个小说构思。雷默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的，而且还有些底气不足，好像连早饭也没吃的样子。不过，我还是听清楚了，他要写的小说是这样的：父亲让火车给碾死了，火化时，儿子发现父亲少了一条胳膊，少了一条胳膊的父亲，在地狱里怎么活啊，所以当儿子的必须替父亲找回这条胳膊。肇事火车是山西大同的运煤车，他赶到大同，还真找到了一条腐烂的胳膊，但怎么带回家成了问题，火车、飞机是有安检的，肯定是不行的，总之，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比福克纳《我弥留之际》中的运棺材还艰辛，当他终于快要到家了，他累得不行了，坐在地上就睡着了，这时，一群野狗吃掉了他父亲的胳膊。绝望之际，最后他剁了自己的一条胳膊，火化给了地下的父亲。
听完雷默的故事，我差点没把刚吃下的中饭给吐出来。我说，你这个故事恐怕不行吧，第一，不真实，他父亲的这条胳膊还在吗？能找回来吗？他在大同找到的那条胳膊是他父亲的吗？他如何确定那条胳膊就是他父亲的？第二，剁了自己的一条胳膊献给父亲，这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至少，我是不能接受，第三，你为什么要写这种故事？这不就是二十四孝的翻版吗？这种故事，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谁还会去写？
半年前，鲁迅文学院在浙江办了一期作家班，雷默还当了班长。鲁院照例要请一些人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此类点评，通常是严厉的、刺刀见红的，据说还很受欢迎，对学员来说，大概有些类似于少女的初夜，期待，紧张，恐怕还有点痛和对痛的恐惧。凑巧，雷默的小说就分到了我手上，还未点评，他倒是先表态了，你随便说，随便说，随便怎么说，都没关系。一副做好了从容赴死的样子。他有好几篇小说，其中一篇叫《追火车的人》，我觉着题目还有点意思，就先看了，才看了个开头，就觉着这小说怎么那么熟悉，再往下看，原来《追火车的人》就是他在电话中给我讲过的故事。雷默还真把它给写出来了，看来，我的打击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写作，更奇怪的是，这个我事先知道的，我觉着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事，当我看完最后一个字，它居然是成立的，所有我认为不可能的在文本中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真实性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确实，《追火车的人》对我的阅读和判断产生了某种颠覆，也迫使我重新思考小说的某些问题，比如叙事，比如主题，比如真实性，某些作家是不用跟真实性较劲的，真实性就像现实主义的一泡狗屎，堆在叙事的路上，他只要小心一些，一抬腿跨过去就可以了。比如雷默，我发现他大量采用了民间故事结构，不论是《追火车的人》，还是《傻子和玻璃瓶》，剥掉貌似现实的外衣，其实就是两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往往就在可能与不可能的边缘，或者干脆就在不可能的地方，开始叙事，它最大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不真实，越不真实才越能显示此路叙事的才华和想象力，《天方夜谭》就是这样成经典的吧？
但是，思维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同样是民间故事思维，我以为《傻子和玻璃瓶》并不算很成功，这篇小说，除了玻璃瓶被赋予了一些傻子的心理光芒，故事还是平庸了些，尤其是结尾，过于平庸，致使那些在文本中已经闪烁光芒的玻璃瓶，好像放错了地方。《追火车的人》可以证明雷默作为小说家的能力，我愿意为他做专家状写点评，也是因为这篇小说，在此之前，雷默经常只能完成半篇小说，譬如早几年他视为代表作的《气味》，前半部的气味蛮是性感幽微，后半部忽然转到了办公室的流言蜚语，好像是脑子短路了，把前面苦心经营的气味弄得荡然无存。但《追火车的人》就不一样了，雷默似乎得到了神助，或者就是某某灵魂附体，他突然间拥有了一种属于他个人的叙事能力，他把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可能。
但是，我是否可以就此推断《追火车的人》就是一篇好小说。我又想起了小说的主题，平时，面对小说，我并不太想得起小说的主题，可是，《追火车的人》逼迫我反复地想小说的主题，我还是要问，雷默干吗要去写二十四孝，它是一个有效的主题吗？它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关吗？它跟我们的心灵有关吗？它跟我们的时代有关吗？二十四孝是祖宗崇拜留下的心怀叵测的遗产，写得再好又怎样呢？如果非要写二十四孝，那也应该批判地写才对吧。大概是我过于警惕二十四孝之类的传统了，我发觉我几乎是被逼到了主旋律批评家的位置上，我是多么希望雷默同志立即回到时代中来，回到生活中来，回到我们中来。
我的希望，在点评的时候，早就表达过了，现在，我又重复一遍，我觉着自己有点可笑，至于哪点可笑，我也说不清楚。前几天，雷默在电话中说，他新写了一个短篇《信》，《收获》留用了，你也看看。《信》讲的是我和一位百岁老人，用行将消失的书信交往的故事，以时代变迁作为背景，显得开阔而又有些隽永的意境。雷默依稀还保留了民间故事思维的影子，但确实如我所愿，他回到了生活。其实，回到生活并不难，我完全没有必要大声疾呼，对雷默来说，民间故事思维，或许才是重要的，这一点，起码很容易将他与别的作家区分开来，或许将来他会给小说带来一点新的什么，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