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在这种政治文化中的本领，体现了无与伦比的经验。”――实际上，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屡屡出现的政治宣讲团就是这些“无与伦比的经验”之一。
一、古代中央政府常以“宣讲团”
来教化民众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尤其是统一的王朝都注重用“讲师团”来宣讲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达到教化目的。
经过了秦末的战乱纷争，汉代初期，中央政府为了引导百姓确立积极的思想意识，强化对民间的管控，汉高祖时代就在全国所有县乡中设置了“三老”的管理体系。――其实，早在战国时魏国就有“三老”，秦置乡“三老”，到了汉代又增置了县“三老”。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对选拔县乡“三老”的要求，不仅是要年龄大、学识广，最重要的是要“能率众者”，就是说“三老”在当地较大地域范围内对普通民众要有号召力。因为国家对于“三老”的期望，是要对县乡地方政治乃至国家政治发挥影响，既要能制定地方法律法规，具有类似于议会的组织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向普通百姓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的教化功能。
正史对于“三老”职责的描述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兴善行”（《资治通鉴》卷二十六）。实际上，汉代全国各县乡的“三老”既左右了乡党舆论和意识形态，担当“为民师”的“政治宣讲团”的角色宣讲政策法令，同时，又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成为古代掌教化的权力颇大的乡官。可以说，当时全国所有的“三老”，实际就是汉代皇权派驻在各个县乡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到了汉高祖的老婆吕后掌握汉朝大权时，她在老公建立的县乡教化官编制基础上，又创造性地设置了孝弟、力田的乡官职位。“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资治通鉴》）。更加明确了“孝弟”“力田”官的思想政治功能就是宣传讲解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意识形态，使乡间民风符合统治者的期望。
汉武帝继承了汉代初年很多有效的治国理念，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六月，诏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国”（《资治通鉴》卷二十）。以六个博学多才、能讲会说的博士官在全国范围内跑，有巡视郡国的成分在内，但是，宣讲政策法令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公元581年，隋朝在军事政治上统一了中国，经济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隋朝名义上是受北周禅让立国的，“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在不断地制造符瑞来称颂盛世的同时，开国皇帝杨坚意识到更需要在思想上统一全国。于是，隋文帝杨坚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这个“巡省”在巡视了解各地百姓的思想动向的同时，主要的就是要把隋朝皇帝确立的法令以及执政理念向全国广为宣扬讲述，确立隋朝“天命神授”的正统地位，当然，还要积极宣讲隋朝的德政（《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
唐朝建国后，在唐高祖、唐太宗在位年间，唐朝基本上都是沿袭隋朝颇为完备的制度。唐朝初期的统治者比较清醒，在严格执法的同时，积极强调以道德来教化民众，强化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儒家经典的宣讲甚至借助佛教、道教来教化民众达到统治阶级自身的目的。譬如，唐代是我国古代佛教盛行的时代，政府也通过佛教教育形式向大众传播一些道德规范，其中比较流行的是“俗讲”。“俗讲”是指在寺庙中向非僧尼的大众宣讲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还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以此来宣扬包括积德行善在内的一些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主讲者称为“俗讲僧”。同时，唐朝统治者还利用道教以及道教经典《老子》的宣讲来辅佐当时主流价值观的确立，达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
在大名鼎鼎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统治生涯中，他亲自编订的书籍非常多，譬如《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他68岁那年还正式颁布了《皇明祖训》，希望成为后世皇帝遵循的万世不变之“法”。除了下政府文件来确立皇家的制度措施外，朱元璋还特别注重用积极宣讲的方法让自己的政策走好“最后一公里”，宣讲贯彻他的治国思想和法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1398年，明朝政府出台的《教民榜文》成为大明朝理想乡村建设的圭臬。甲长和民众们都必须定期举行朗诵《教民榜文》仪式。《教民榜文》中包括了皇帝的“六谕”，要求乡村中的每一个“里”都准备一个特殊的装有木舌的铜铃（木铎），以用于里老或者其他被挑选的人，每月六次（吴晗《朱元璋传》），在巡行乡间吟诵宣讲朱元璋的“六谕”时，来敲击引起农人的注意。这个宣讲“六谕”的“讲师”，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是残疾人，可以是老年人，或者是个盲人，只要他记忆力较好，且能讲会说就行，因为他的宣讲工作就是六句话：“要孝敬父母；要敬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孙；让每个人都安居乐业；勿为非作歹。”（《剑桥中国明代史》）――宣讲的内容非常简洁明了。假如讲师是残疾人，那么在乡间来回宣讲时，可以被一名幼童牵着手一边走路一边大声朗诵“六谕”。这六句“圣谕”不断地在大明帝国广袤的乡间传扬，长年累月，一遍一遍地念叨，使得妇孺老幼都耳熟能详，渐而潜移默化至心中，成为当时百姓的道德行为准则，影响了大明朝的世风。
直到明朝后期，“开国皇帝的《教民榜文》中的六条训示重新被用来作为布道和说教的基础”（《剑桥中国明代史》）。可见，明朝初年宣讲提倡《教民榜文》的力度之深，影响之广。
到了乾隆朝，也多次派遣类似于“观风整俗使”的政策宣讲团到各个地方巡视、宣讲。乾隆八年（1743年）“诏大学士等于翰林、科道内，拣选品行端谨、通晓民事者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寻议以侍讲邓时敏、刑科给事中倪国琏赴上江凤、颍、泗三府州，编修涂逢震、山东道御史徐以升赴下江淮、徐、扬、海四府州。其仪制文移照学政例，道府以下，听其节制。”（《榆巢杂识》）――如此看来，乾隆朝这个“宣谕化导使”宣讲团享受的级别是省级，便宜处置的权限还不小。《清史稿》对此事也有确切记载。
二、古代中央政府派遣“政治
宣讲团”的目的
封建时期，一切朝代的统治者所有施政的最大目的就是维护其集权统治。从明清的一些史料中，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央政府派遣政治宣讲团的目的所在。
明朝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卷三记载：“太祖命御史台选国子生分教北方，谕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朱元璋的“圣意”既系统又明确：指导思想是“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堕于小人”。可见，强调教化是他的坚定方针；发这个“圣谕”的背景是，北方才平定，百姓的思想状况还不稳定，必须进行思想政治宣讲，教化民众；实施的方法是从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诸生中”，选拔“年长学优者”，分批“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宣讲明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和道德规范，广泛教化民众，稳定社会。
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大军正在征讨准格尔叛乱，“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为配合前方战事，从思想上瓦解叛军，精明的雍正皇帝派出了由他的心腹大臣――身兼两江总督、左都御史，还“兼理吏部、户部事”――史贻直率同侍郎杭奕禄、署总督郑禅宝等带领着“庶吉士、六部学习人员、国子监肄业拔贡生”（《清史列传》卷十五），去当时的前线陕甘一带进行“宣谕化导”，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军队扩大战果。史贻直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极品，可见，雍正皇帝对于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综合史料来看，雍正派遣“观风整俗使”的主要目的是宣讲中央主流价值观，整饬地方风俗，使地方与中央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
在乾隆时期，“乾隆八年（1743年），上、下两江被灾后，民俗刁顽”。基于大灾之后，民间风俗习气“刁顽”，所以，乾隆皇帝派遣了“以侍讲邓时敏、刑科给事中倪国琏赴上江凤、颍、泗三府州，编修涂逢震、山东道御史徐以升赴下江淮、徐、扬、海四府州”去宣讲当时统治者认可的道德理念和主流价值观，以教化灾区百姓，取得了稳定局势和人心的较好效果。
中国古代统治者以礼、义、廉、耻为治国的“四纲”，亦称“四维”。史料中常说，“四维弛而更张”，意思是，使松弛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历代的聪明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巩固统治，都极其重视主流思想意识的引导、宣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贞观政要》）。乃必备的治国方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