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与恋土，在古代中国常被相提并论。陆机是重度思乡病患者，他在《怀土赋序》中写道：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与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这种高强度思乡几近变态，体现了卜居异乡者的原始心态遗存。这是一种故土崇拜情结，绝非一般意义上的Homesick所能解释。
一种情绪的沉迷、行为的惰性可能表现为爆发，但它绝非原始的反应。心理分析科学已经证明：表面看来最富自发性的行为，往往最是历史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乡愁主体，虽然各自遭遇不尽相同，思乡程度有轻重之分，但总归是在一个共同民族文化传统之下的。《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崔《政论》：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王符在《潜夫论 实边》中说：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扬雄更直接在《连珠》中写道：安土乐业，民之乐也。毫无疑问，“安土重迁”点明了思乡文化的心理起因 。
古代中国有效的“政治疆域”是中原地区，其西、北、南分别有青藏高原、燕山、太行山、大巴山、武夷山等形成阻断，这些地理条件作为客观存在，形成了某种闭锁。此外，地方宗族据一方乐土，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本乡本土的依赖感越发增强。山遥水远的自然地理，亚细亚生产方式，稳固的乡土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效率低下的舟车，使得“故土依赖”成为农业社会、大陆型文化的民俗背景 。
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长期以来一直有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资料被格外看重。祖先崇拜与叶落归根的丧葬意识，也使人不愿久离故土，因而对故土的亲和感，一直顽强地延续，更有陆续汇入的伦理观念对它形成丰富、补充。
可以想见，对于初期聚落形态中的居民而言，家的基本概念，不是可蔽风雨、彼此扶持的临时性的建筑，部落的土地整体才是他们的“居所”。
据《尚书》的记载，由于耕作依靠地力（轮作），又要时时躲避水患，商朝人屡屡迁徙。从时间的维度上说，随着种植技术改善与治水能力的增强，安土重迁的意识大约定型于西周。
从统治术说来，民众恋土保种的安居意识无疑是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这一观念因此被历代统治者强化，偶有变更也不过是变体而已。“国策”转变为“宗法人伦”，这其中的微妙屡屡出现在古代中国文化史中。
中国古人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顺延为敬德;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顺延为宗孝―“敬德宗孝”的第一要务就是不忘故旧。在某种程度上，恋旧等同于怀乡。
老子也有类似的提倡，认为“安其居”才能“乐其俗”：小国寡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孟子则在生活成本控制的维度上论证了安土重迁的“合法性”：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管子・治国》对此有精辟的点评：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否则“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
历代统治者可以说无不得此要义。汉法明确规定，不许人民自由迁徙，且隐匿逃户有罪，连官员甚至诸侯王也不得离开自己所任封地。
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人们，被乡愁折磨得奄奄一息，一种“移情”的手段被发明出来。《太平御览》卷三十七载有《淮南万毕术》：取灶前三寸方半寸，取中土，持之远出，令人不思故乡。乡井土作为一种乡愁的“对应物”，是“拜物教”的“法器”，让思乡人的渴望情绪得以缓解。
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陆机，一小剂量的乡井土对他已经失效。在对故乡一草一木的追忆和遥想中，他抵抗着巨大而弥散的乡愁。在《怀土赋》的末尾他写道：伊踯躅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愍栖鸟于南枝，吊离禽于别山。念庭树以悟怀，忆路草以解颜。
除了返乡，他无法“平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