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良好积极的国家形象成为每个国家的外交目标。然而，“中国威胁论”的流传则在很大程度上了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也引起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反驳，但反驳的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仅仅站在自身角度思考问题，这就导致我们的反驳说服力不强，也就无法找到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问题反思
在当今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近密切，这种联系不再仅仅体现在政府之间的交流，民间的力量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利于国家的发展。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每个国家重要的外交目标。
一、国家形象
何为国家形象？徐晓鸽可以说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带头人，他曾经给国家形象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其强调了新闻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重要角色。此外，刘继南教授进一步指出“国家形象是指一国在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综合评价和印象，主要体现在别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在这里强调了国家形象是在他国国民心目的形象，其目标受众的范围更为明确，同时把新闻媒体这个大范围固定为别国大众媒体。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包括国际社会公众和国内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器，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各项活动等总体评价。”
可见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本文中的国家形象侧重于一国在其他国家民众心目中的总体形象和评价，且这种国家形象是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主体意识的统一。
良好的国家形象即在别国民众心目中友善的、积极正面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形象与国家的面积以及国家政府的强大与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评判国家形象的受众主体数量是庞大，而一国政府的控制力量相对来说却是有限的。国家形象不仅体现在国家的硬实力上，也体现在国家的文化，制度等的软实力上。
二、我国在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经历了屈辱的近代史以及建国后的探索发展，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正处在崛起期的中国尤其需要在各国民众面前构建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工作，但由于经验不足也存在着诸如核心内涵模糊、国家形象宣传定位单
一、政治色彩浓厚等问题。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莫过于“中国威胁论”的产生。
（一）“中国威胁论”的反思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不难发现，虽言之有理，但可以看出都是站在自身角度来分析思考的，其根源都归咎于“别人”的问题，而忽略了我国自身原因的探讨。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一些学术和非学术的文章大部分都存在这一问题，他们都是在用大致相似思维套路分析问题。
关于上述的这种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无法从根本上驳斥“中国威胁论”。外国学者威廉・A・卡拉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中国威胁论”：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一文中探讨了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威胁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我们和美国是在使用同一个术语（“中国威胁论”）讨论不同问题。认为中国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从“驳斥外国谬论”转而形成民族认同。换句话说这些试图驳斥“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反而成为在“引导中国读者构建民族认同”，“中国威胁论”成为了一种认同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达到驳斥谬论的最初目的。一旦开始一味地寻找别人的问题就很容易使我们的整个群体达成共识从而忽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其结果必然是我们自说自话，谬论继续扩大夸大。
因此，根据唯物辩证法中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道理，我们很有必要用理性的思维来反省一下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在出现问题时一头扎进寻找别人问题的泥潭中。或许我们能意识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打击，而在于内部机制的缺陷。
（二）原因探索
关于上文中提到的构建国家形象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认为最应该改变的是政治色彩浓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威胁论”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形象既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和判断，也是国家主观努力塑造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建构。”他们二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而不是相互孤立的，所以当国家形象不符合原来的主观意愿的话，也许就该反思是否我们的主观努力出了差错。“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形象构建存在联系。
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传播和沟通的过程。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世界的主流存在较大差异，过多的使用存在意识形态色彩的“官话”容易引起理解的偏差，导致沟通的障碍。最终导致我们传对了情，而对方却会错了意。这种误会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政府利用，则很容易就会产生诸如“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
例如，关于“和平崛起”这一概念的理解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重点和目的在于“崛起”，有人则认为根本在于“和平”，有的认为其含义可以表述为“和平地崛起”和“和平的崛起”。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都比较难，更不论是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民众。我们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理所当然”的理解使我们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然而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可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理解。这使得我们选择性地忽略掉一些外在的简单道理，中国的崛起必然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某些国家看来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根据权利转移原理，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力量，不管意识形态如何，都会不可避免地打破原有的国际力量和国家关系的平衡，所以不管我们主观上想不想，对于原有的权力平衡来说中国的崛起都将成为对国际秩序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或许才是导致“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正是我们这种对于“官话”的固有的内向理解，才导致我们忽视了别国的理解。换句话说当别国正在担忧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秩序大变动的时候，我们却在国际社会公众面前自顾自的阐释着我们和平崛起的贡献，然而某些国家政府关心的并不是中国是否会对世界做出贡献，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孤立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种理解和关注点的不同导致了在“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中国与世界民众之间沟通的困难和障碍，甚至酝酿了潜在的敌对意识。
这种由不同理解造成的潜在的敌对意识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政府所利用，加之社会民众对这种“官话”本身就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会选择更好理解的由本国政府“转达”的话，然而这种“转达”与我们的原话本意必定会存在差异，这就导致我们的主观努力塑造的国家形象最终无法与世界民众的评价和认识相一致。
政治色彩浓厚的“官话”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别国政府的“传话转达”取得了主动地位，我们的话语无法直接传达给各国民众，而是要通过各个政府“传话筒”，国家形象构建的主动权就这样交到了别国政府手中，试问这样构建出来的国家形象还如何能够与我国的主观努力相一致。正如汤因比所说的那样“外部敌人的最大作用只能在一个社会自杀还没有断气的时候，给它最后一击”，其实内部的原因才是最根本的。
三、结语
因此在面对“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学者们依然站在我国自己的角度“内向”惯性的分析问题，那么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反而会陷入自说自话而别人全然不听的窘境。一味的站在自己的角度找别人的问题也很难达到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应该反思的是我们自身的宣传方法是否出了问题，怎样做我们才能抛开别国政府的传声筒而直接传达给广大的民众，或者如何充分的利用这些传声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