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并称汉代三大经学形态。其中，今文经学多微言大义，标榜“经世致用”；古文经学注重训诂与考据，追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的理解；谶纬经学吸收阴阳、天文等多方面的知识，包罗万象、事丰奇伟，但多牵强附会，遭人诟病。
关键词：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谶纬经学
在汉代，儒学之位愈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经典奉为国策，开设五经博士。由此，“经学”之名始出。学术与权术的结合，势必为儒学在汉代之发展糅进新的元素。
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并称汉代三大经学形态，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我们知道，“五经”即指《易》《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本文将以《春秋》为例，试述此三种经学形态之要义。
一、今文经学
汉武帝开设五经博士之初，今文经学即占据官学席位。今文经俱为口耳相传，至汉初方用时下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并缘此得名。以《公羊春秋》而言，“（公羊）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其间历五世口传，汉初始固定为文本，后立为官学。
《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左传》并称“春秋三传”。传为解经之书，此三者皆是对“春秋经”之说解，但在说解的内容与方法上却大相径庭。今文经多微言大义，附会阴阳灾异，并宣扬“经世致用”。这一点上，《公羊传》要比《谷梁传》走得更远。它所微言之“大义”最为著名的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后来被董仲舒阐发为“三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董仲舒是西汉治《公羊传》的大儒，著有《春秋繁露》。他在《公羊传》数称灾异的基础上，推而演之，将灾异附会为上天对下界的警示，即神秘的“天人感应”。今文经学作为官学主流，为肉食者谋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但一味标榜“经世致用”也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以《尚书・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以《春秋》治狱，把经学变为纯粹的服务现实统治之工具，消融甚至泯灭其学术性。以《春秋・隐公元年》中“郑伯克段于鄢”条为例，《公羊传》这样记载：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借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公羊传》“解经”的重点并不在于把《春秋》寥寥几笔记载的某一历史事件详细化――这是古文经学的特点，此为后话――其对字词的说解，也并不是着眼于对经书本身的理解。透过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设问，传者想要借助这一史实传达些什么呢？是人伦纲常。郑伯之恶，段之不弟，二者的行为都是有违人伦纲常的，皆不可取。“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个字在这里被发挥到伦理的层面，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以及“六经注我”的特点不言自明。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明理学及心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古本，如比较著名的“孔宅壁书”。相较于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的显赫地位，古文经自重新发现之初，不仅被排斥于官学之外，还屡遭诘难。质其伪者有之，讥其“非圣人所欲说”者亦有之。但历史将会证明，立足于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的古文经学反而以其厚积薄发拥有着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古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史，在说解经书时主要训释文字章句、考据名物典制。古文家追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的理解，故多在一字一词间用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也就扎实、可靠。如此一来，古文经学虽然始终未能在官学之争上压倒今文经学，但在学术界却逐渐取得优势。至东汉时，各家多从古文经学，而治今文经的名家却只有何休一人。《左传》于《春秋》而言，意味不浅。前人曾这样表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及至晋杜预“集春秋经与左氏传而解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后世多经传并提，极少分而言之。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公羊传》与《谷梁传》却日益衰微。
《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条的记载较长，此处不再赘述。前面谈到过，《左传》的大量笔墨都集中在对史实的再现，事件的起因、经过、后续发展完整地被记述下来。这就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理解经书原义。只有篇末一小段可以视为传者的总结性陈词：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比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这段话对经文几乎是不作发挥的。观之后世，古文家“我注六经”的勤勤恳恳，是古文经学拥有更为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清代朴学是集大成者，考据被运用至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结出累累硕果。无论何时何处，学术研究都不能缺乏端正客观的态度以及翔实的资料准备。
三、谶纬经学
谶与纬多合而言之。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谶的身影。《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条著名的记载：“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胡也。’”秦始皇误以为“胡”即胡人，甚至下令发兵击之。相比之下，纬的出现就要晚得多了。一般认为，纬学兴起于西汉末的哀平之际，至东汉蔚为大观。之所以谶纬并称，是因为纬书“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以原典为中心的做法不同，纬学试图另起炉灶，再造经典。正因为此，它作为经学一种的定位才显得有些模糊。但不可否认，纬学是依托经书而存在的。只不过它以谶解经、以经文附会吉凶祸福，失却了经书本有的质实。后世多称纬学“俪经”之功，但病其荒诞者亦多。
谶纬之学在诞生之初就与权力的争斗纠缠在一起。这无疑是它迅速崛起、盛极一时的主要推力，但也为日后屡遭禁毁直至佚亡埋下祸根。王莽曾借“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符命制造舆论，助己夺权。此后，刘秀平王莽之乱登上帝位，也借符命之说为自己正名。然而，谶纬在度过一段黄金时期后，开始为统治者所惧，焚毁、禁绝屡屡有之。被视为定型文本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所颁布的图谶八十一篇，早已散佚，今已无法得见全貌。我们只能从散见于类书中的以及经书注解引用的只言片语中略窥其面目。
《春秋纬》有《演孔图》《元命苞》《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纬书的书名已经给人晦涩的感觉了，至于内容更是包罗万象、玄之又玄。这些纬书大都脱离《春秋》原典，只是撷取某一事件或人物，然后将其神秘化。具体方法有符命、异表、感生之说等。如《春秋演孔图》中关于异表之说：“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尧眉八采，是谓通明。舜目重瞳，是谓无景。禹耳三漏，是谓大通。汤臂三肘，是谓柳翼。文王四乳，是谓含良。武王骈齿，是谓刚强”。关于感生之说：“孔子母颜氏徵在游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那么透过这些描述，纬学家要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呢？是单纯地要将这些历史人物推向神秘吗？或是通过这些神化的人物让自己的学说显得更为高深莫测？还是借助近似神话的话语使得文章更具可读性？毋庸置疑，这些因素都是有的，但我们并不能将对纬学的认知停留于此。比起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文学想象及思想史层面。人类社会早期，生存于广袤苍穹下的人，对于头顶这片未知的世界，是满怀敬畏之心的。雷、雨、雾、雹、风、闪电、云气等众多自然现象都被当作“天”降下的某种警示，与人事息息相关。董仲舒就此附会出“天人感应”之说，谶纬更进一步，将这一观念渗透至方方面面。而这种天人关系的认知，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集体的文化心理，是传统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小结
汉代经学在整个学术史及思想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古文经学的成就主要在学术方面，而今文经学与谶纬经学则主要是对思想史有所贡献。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精华与糟粕之分未免太过绝对，但三者各自的价值与缺陷还是值得我们仔细甄别的。今文经学重视经书的实用价值，讲求“经世致用”，自有其独到之处。然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强解经意以合私意必将深陷主观、附会之泥淖，于学术更是南辕北辙。古文经学立足文字训诂、名物考释，追求对经书作确实的理解，其质朴扎实的学风历来为人称道。但若一味索解字词、名物，难免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谶纬经学包罗万象、事丰奇伟，但它的卖弄玄虚、荒诞无稽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学术这片土地上，每个学说都是一粒种子。生于兹，长于兹，方可成参天大树。如若不根植于土壤，全凭主观任意发挥，必将难以取信于人，从而走向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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