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文化早在唐、宋、元、明时期就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式传人藏地,并逐渐为藏民族所吸收、改造和认同,成为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和组成部分,但这一时期藏地对儒家文化的认知较为零碎、模糊,也一直没有出现系统论述汉地儒家的文献。直到清初,随着藏汉文化交流的进一步趋深,藏传佛教界才出现专篇阐述儒家文化的代表作,此即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土观罗桑却季尼玛(以下简称土观)的《土观宗派源流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以下简称《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中《如星的宗派儒家学说的源流》一节。土观在此节系统讲述了汉地儒家的特征及其与佛教关系等诸多问题,这不仅是藏传佛教对汉地儒家的首次全面阐述,而且是藏传佛教与汉地儒学趋向会通的标志性文献,在藏汉文化交流认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凡对一种文化的认知,总是基于审视者在特定的立场、视域下的认知。在《土观宗派源流》之第三章《汉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一章开篇之先,土观在对汉地名称予以简释之后,随即提出:这个伟大疆域的宗派学风如何起源的汉族正史中有如是语:此地在学术上出了各种另散小派,然大多近于偏颇,真正能明确揭示真理成为大宗的,则只有儒、道、释三教。初儒教如星,次道教如月,最后佛则如曰。在土观看来,汉地的学术派别虽然众多,但最为重要的是儒、释、道这三教。如同星、月、日先后在苍穹升起一样,儒、道、释三教先后在汉地依次兴起,其在汉地影响和地位的不同,儒家初起却影响最小,道教继之而影响稍涨,佛教虽最为晚起,却在汉地影响最大。土观初儒教如星,次道教如月,最后佛则如日的观点之于汉族正史,其源头或本之于隋代的李士谦。李士谦曾如是而言三教优劣: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隋书李士谦传》)。在汉地正史中,李士谦的观点仅为一家之言并不占主流,但在《历代佛祖通载》等佛教史书广为记载。土观对李士谦观点的接受,也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却表明他作为一名藏传佛教学者以佛教为本位判释三教的基本立场。
二
《如星的宗派儒家学说的源流》一节是土观对儒家基本认知的系统表述。本节虽然文字不多,但内容却极为广泛,涉及了汉地儒家的本义、起源、经籍、学术、理论、士群以及儒佛关系等问题,体现了土观儒家认知的深入程度和藏传佛教特色。
三
土观的基本立场是佛教的,但对儒家他并不排斥,而是主张儒家和佛教两者并行不悖,并借鉴藏、汉传佛教传统的说法,极力调和两者的关系。首先,对于早期儒家不论及轮回因果等佛教学说的原因,土观说:余意以为伏羲氏及孔夫子诸圣人,因为考虑到当时还不是接受轮回涅槃学说的法器,故在五经和四书内,主要惟说对当前有益的处世为人的道理。他特别提出:在四书五经中,没有一条如同与佛教相对立的外道所说的关于前后世和因果的道理,他认为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说法,只能说明孔子所侧重的是现世,但并不否定后世。进而,土观认为孔子及朱子等对释迦牟尼极为推崇:孔子似景仰如来者,当时因佛教尚未传入汉土,故孔子所著的书中,没有一语谈到佛法的优劣。惟朱夫子可能是精通佛理的,他所著的书中,对于佛法备极赞扬,未加毁谤。不但如此,土观还引用汉地经典《列子仲尼》颜回问孔子何者为圣人、圣人在何方,孔子回答说圣人在西方一节,并解释说这是以释尊为惟一的大圣了。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对汉地儒家的源流和特点的系统阐述,是儒家图景在藏传佛教视域下的首次完整呈现。其立足于初儒教如星、次道教如月,最后佛则如日的基本判教立场,提出儒字是文字之名,意谓文字之道、儒教为教训之书,或明理之学、儒起始于汉地所有的皇帝中最古的伏羲皇帝、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和导师等观点,较为明确的区分了儒、儒教、儒学的内涵和特点;其站在佛儒并行不悖的立场上,诠释了孔子不论述佛教因果轮回涅槃的原因在于当时还不是接受轮回涅槃学说的法器、认定孔子推崇释迦牟尼为圣人、四书五经和朱子并不抨击佛教,表明其试图贯通佛儒的努力趋向;其清理了儒学特别是易学藏地的影响以及藏地对孔子、易学的谬见,不仅映射出此前儒学对藏地的影响,而且体现出当时藏传佛教对儒学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在藏传佛教与儒学交流认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