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都有“助人为乐”的好传统,我从小到大,就曾经得到过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古人说:“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我现在回忆过去,感到非常遗憾的就是我对某些帮助过我的人一直没有当面道一声“谢谢”。例如“孙妈妈”,我早就该向她说声“谢谢”了。
说起来要怪我“粗心”的父母,也要怪我年幼无知。1960年夏天,我在阆中师范附小读三年级。在该校教书的母亲据说又要调回南充工作。因为父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已经从阆中师范调到了新成立的南充专区文工团。放了暑假后,妈妈让我独自一人先乘汽车从阆中赶到南充。她说她办好调动手续马上也来。我在南充汽车站下了车,那时候人民中路一带好像刚刚铺了水泥,有些地段还盖着稻草。我一路打听找到了文工团所在的“综合剧场”(后来改名“红旗影剧院”)。爸爸见到我很高兴,又很突然。因为他第二天就要随团到专区各县巡回演出,如何安置我?我告诉他妈妈马上就会来南充,不用担心。于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星期的饭票,第二天到各县演出去了。偌大一个综合剧场便只剩下我和另一位文工团的留守人员。我住在爸爸的宿舍里,每天三顿饭都到五星花园的专区招待所去吃。白天无事,就到新华书店看书,因为吃饭往返都要经过那里。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望眼欲穿的妈妈不见踪影,爸爸也没有消息。对我来说,孤独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饭票用完了,小小年纪的我在南充举目无亲,找谁管饭呢?我找到那位留守人员,他倒是同情我,但又很为难。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皮,成年人每天不到六两米,“粮票”比什么都金贵。也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给我借来了几张早餐券。于是我每天能够吃到一顿早饭,其余时间只好干瞪眼,没有吃的,饿得头昏眼花。我赶紧给妈妈写了一封告急信,叫她立马到南充来救我。
信寄走了,天天盼着妈妈来,万没想到遇见的救星是另一个“妈妈”!尽管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我饥肠辘辘地步出新华书店,在人行道上突然遇到了孙妈妈。她是我妈以前在南充教书时的一位同事,看见瘦骨伶仃的我,非常惊讶,问我一个人在这干么。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向她哭诉了我的情况。孙妈妈一边叫我别哭,跟着她走,一边埋怨我粗心大意的父母。她把我带到家中,马上给我吃了一顿饱饭,叫我和她住在一起。我这才结束了无依无靠的日子,不再孤零零地守着那空旷无人的剧场。我在她的家里吃饭、睡觉,就像是她的亲儿子。我年幼不懂事,完全没想到在那个无比艰难的岁月里,独自一人的她突然多了一张嘴巴会给她带来多大的麻烦。她不是管我一顿饭,而是管了十几天,那是多不容易呀。
我的妈妈是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才赶到南充来的。我只记得她一来就抱怨办理调动手续费了那么多周折,打了那么多麻烦。不就是开个介绍信吗,半天还不够?她没有料到爸爸有可能离开南充去演出,更没有料到我被孙妈妈收留。奇怪的是她说没有收到我的信,恐怕是邮局搞丢了。更奇怪的是,就在她来到南充以后,邮局突然把那封信又原封不动地退给了我。我迷惑不解地问大人,原来是不懂事的我把信封写错了。那是一个现在已经不流行的中式信封,写的顺序应该从右向左,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我是写对了,但“从右向左”出了大问题,我想当然地从左向右写,刚好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位置打了个调,变成了南充的我收信,阆中的妈妈寄信。邮局没有错,错的是我。
几十年来,我就只写错过这么一封命运攸关的信。多亏了您,孙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