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儒家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的成果中，白彤东的近作《旧邦新命》无疑是一份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它对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民主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颇具洞察力和启发性的对比与分析。我赞同其中绝大多数的分析细节和结论，也毫不怀疑其研究价值。但在原则性的态度和方法上，却有两点颇难苟同:一是白彤东对儒家形上学如果不是否定起码也是某种排斥的态度;二是他所使用的疑似过于泛化的薄化策略。由于这两个不同点对于理解儒家政治哲学以及儒家思想均至关重要，我愿在此对它们作一些反思。本文第一节到第三节试图论证排斥儒家形上学的态度是由于对儒家资源所涉及的各种维度之间的关系未能予以正确理解造成的。第一节简介排斥儒家形而上学的态度，第二节讨论儒家思想的四个维度及其之间的关系，第三节运用这四个维度及其之间关系来说明为什么排斥儒家形上学的态度不成立。最后，第四节讨论泛化的薄化策略所引起的问题。
白彤东对儒家形上学的排斥态度可从以下这一段话看出:
我们都知道，宋明儒家发展了儒家的形而上学，而新儒家在这点上基本是追随宋明儒家的。这是很多人偏好晚期儒家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意义有怀疑，那么晚期儒家很强的形而上学倾向就成了问题。与此对照，恰恰因为早期儒家是前形而上学(gre一metaphyical)或非形而上学的，他们的哲学就变得更可取。它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之根;它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的锋芒还没有被形而上学的套话(( jargons所掩盖;它们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政治的这一事实也使它更有普适性，因为它更能被持有不同形而上学观点或罗尔斯所称的全能教义( 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人所接受。
这一段涉及了许多问题，有些有争议性如政治的比形而上学的更有普适性吗?早期儒学比宋明儒学更接近政治问题之根吗?如果政治问题之根是个清楚的概念的话;有些不具争议性如早期儒学与宋明儒学相比，形而上学关怀相对要少。我在这里想讨论的是这一段中所透露的如下态度: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怀，尤其是新儒学对宋明儒家的形上问题的讨论，妨碍或掩盖了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