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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种区分是很概括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只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六十年中，毛泽东重在公平，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我们做出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自以为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的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地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忽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等到醒悟过来时，已经有约一亿的人因追求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死于非命。更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的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的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功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可是过分的公平也会产生懒汉。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从来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达到经济公平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经济都有较高的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的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于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无非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在改革前的中国如果毛泽东万寿无疆，中国将永远没有改变选择的机会。现在的北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最近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选择固然领导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越来越有影响。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可是历史有自己的规律，它不以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改变。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的问题，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因此高效率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个推导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它是非常可靠的。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即使想要隔绝信息的传播也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很自然能够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它是有基本人权保证的。所以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护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地扩大。然而我们追求平等却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我们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的人。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再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做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非但没有起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的进步，可是政府对此基本上的不鼓励，甚至多方打压。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可是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正在走向危险的终点。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这正是三十年前已经存在过的状况。历史会重复，它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这太值得我们注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