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之后，道教越来越被挤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被边缘化的历程，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有了加速的趋势。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道教界人士曾希望对自身的状况作出一些改变，也曾明确提出道教要适应时代要求。然而，由于缺乏心理和文化知识上的准备，传统道教始终无法与新的文化系统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道教界的领袖陆续发表论著，有些便涉及教义思想如何适应时代的思考。从历史经验看，只有新的理念才能对一个时代的信徒产生更大的感召力，进而形成社会影响。进入21世纪，中国道教如何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当代社会中，道教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海道教协会会长吉宏忠道长的回答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陆：近代以来，道教日趋式微。究其原因，坊间众说纷纭。很多人都强调，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在内的诸多历史动荡，导致道教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而元气大伤，至今都难以全面恢复。对于这样的论断，吉会长，您是怎样看的？
吉：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道教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之中，其中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济世度人、劝善、养生等教义思想及道术修炼体系，是对中国人美好愿望的升华与践行。道教数千年来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与信奉，不会是无源之水，更不会是空中楼阁。唐宋元时期，道教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影响力，都达到了繁盛的高峰。遗憾的是，明代以后专制皇权的强化，特别是清乾隆中，由于统治者文化与宗教政策的调整，对道教采取贬抑的态度，使得道教失去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道教精英人物的数量锐减，除了黄老道家和丹道仙学等在有限范围内有所研修、传承外，道教文化的广大精微之处一直没有被系统地发扬光大，思想理论更没有继续应时而变；相反，道教与民间宗教及巫觋之徒日益难分界线，从而使得弊端丛生。这就更加导致了道教声誉的下降与教团的衰败。
清代中叶以后，道教已差不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而这种边缘化的趋势，又随着近代华夏社会的剧变而愈发加速。本来，社会的急剧转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任何文化、宗教系统都不得不面对。关键在于要自觉到处境的变化，早日寻找应对的办法，包括调整自己的思路，找到新的生长空间。然而，近代道教徒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很难对自身的教义思想和身份定位作出适时的反思，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潮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在突然出现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面前，道教缺乏心理和文化知识上的准备，更极少有人能够与新的文明系统对话。当然，先辈们也曾希望对自身的状况作出一些改变。如在1912年，部分道教界人士倡议成立道教会，并在《道教会宣言书》中公开声明：“文明无止境，道教之进化亦无穷期。”明确提出道教要进化以应世的构想。然而，这一构想如何具体落实到文化建设中，则不是当时道教界的整体力量所能把握的。相反，自民国以来一个世纪的漫漫岁月中，除了像陈撄宁先生这样的少数杰出人物，从整体上说，道教自身因循保守，未能与现代文明接轨并行，且缺乏创造力，这就直接导致了其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声音，一直是较为微弱的。
陆：您的观点很有说服力，近代以来，道教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表面上看与社会大背景有关，但从根本上加以分析，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吉：的确是这样。如果说，道教在晚清、民国时期没有遇到好的外部环境，无从立足进取，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可以说是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无疑，近30年来的道教面貌可谓是日新月异，其规模与影响也远非近代可比。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教内人士还是社会民众，仍然对道教的现实状况有所忧虑和疑惑。比如，许多道观的功能较为单一，很多仅仅是“香火庙”或“道场庙”，而缺乏精神层面的引导；道士整体文化素质仍然偏低，难与当代日益壮大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接轨；某些宫观沾染了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变神圣的道场为市场；特别是弘扬道教的力度非常不够；在一部分人中还存在着重术轻学、庸俗应世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消解了玄门道法的庄严性。总之，当代道教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对自身发展目标缺乏清醒认识，不知本旨是什么，所求是什么，所以，道教的现状无论是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比，还是与其他宗教的发展态势比，都有着很大的差距。道教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般民众对于道教与道士的认识，有时还会受到某些武侠小说或影视剧的误导，从而产生片面的理解。作为一名道士，我本人对此也相当忧虑。若不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缩小道教徒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那么道教的健康发展，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陆：的确，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清醒而正确地认识差距，并通过努力予以克服。面对当代中国总体宽松的文化环境，您认为，道教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重新塑造自我，从而走出现在的困境？
吉：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于，近代以来我们道教一直缺乏文化上的自觉，不能从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去把握自身的命脉，从而也就缺乏了对本宗教全面而合理的定位。坦白地说，道教现在非常需要有“自知之明”，需要认真总结自身的文化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的新环境而发展其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推动道教的真正复兴。通俗地讲，当代道教徒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想清楚：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样才不至于迷失前进的方向。
陆：今天，我们说到道教，常常会引用鲁迅的那句话：“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力图以此出发，为道教正名，让道教文化显扬。我倒是觉得，以这样一种依傍文化名人，甚至是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肯定道教，对道教本身的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吉：对于这句话，学界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定论。作为道教徒，我觉得对此应当有一种心平气和的心态。考虑到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确实不宜在今天人为地加以拔高。不过，我们倒是能够从这句话中产生不少疑问：既然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如此深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道教与今天的中国人不断疏离呢？面对此问题，今天的道教徒应该从哪些方面正本清源，多做有益的事情呢？我认为，当前道教界最迫切的就是要对自己的思想传统进行梳理，把“道教真精神”提炼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教理教义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这才是富有建设性的事情。 陆：新时代道教的文化自觉，本质上就是系统地对道教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和扬弃。您觉得是么？
吉：是的。对道教文化进行梳理和扬弃，这是我们当代道教徒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道教文化的伟大和灿烂，一味地沉浸在往昔仙真祖师的辉煌成就之中，并刻意将道教打扮成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不能去触摸和动摇，那么它也就只能停留在“古”字上面，只能成为供今人观赏、研究甚至追悼的文物。但道教精神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应物不迷、与时偕行。所以，今天的道教徒需要放开眼量，站在弘扬大道的层面来反思：道教在新时代需要“扬”什么？“弃”什么？如何辨识浊清，激励风节？当代的一些道教徒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某些有益的探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要“扬正信道教，弃民间邪法”。也就是说，要将以大道为信仰，以三洞四辅为基本经典，以授传戒为基本师传方式的正统道教真正树立起来，而将种种掺杂了邪巫杂术、似道而非道的东西，彻底清理出道门，以维护道教的清净庄严，避免邪法败道。按照明代张宇初天师在《道门十规》中的说法，“太上立教之本”是“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修道之士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这就是树立道教的正信。唯有正信，才能继而产生正见，发起正行，也才能具有对道教文化进行扬弃的慧眼。
陆：对道教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扬弃，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革新，也可以说是道教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定位。对于这种角色定位，您有哪些思考？
吉：作为道门弟子，我觉得首先应坚定对大道的信仰。离开了这一根本点，也就意味着道教既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也失去了不可替代性，从而变成随波逐流的无根草，那么道教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没有希望。在此基础上，道教应充分观察和思考世界文化的变迁大势、社会人心的现实情况，从而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身份进行合理的定位。道教的社会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道教徒的社会角色。所谓“人行大道，号为道士”，这是祖师爷告诫我们需要遵循不变的准则。在此基础上，道士应首先成为传承道脉、修己悟真的神职人员，其次应是广宣教化、劝善度人的教师，更应成为心怀慈爱、济世扶弱的慈善家，还可以是劝导养生、治病救人的医家……这些或许在当下的道教界尚难以完全实现，但至少需要以正直精诚的道心，去促进道教徒不断地成为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角色。
陆：根据上海道教的特点，您觉得上海道教界可以为道教现代化作出哪些努力？
吉：上海道教本身既没有诸多的洞天福地，也缺乏悠久的历史，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年来的道教重镇，多是拜上海滩近代的崛起和辐射所赐。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上海道教徒可能会更多地去思考道教现代化之类的问题。以我上面提到的“教义阐释”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德高望重的陈莲笙老会长陆续在《上海道教》上发表《道教徒修养讲座》。其中除了讲述坚持道教的传统信仰，更提出道教思想的现代化问题。其后，这些讲座稿和其他一些论文，合编成《道风集》一书正式出版，在上海乃至于全国道教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显示了当代道教徒开始对道教教义的新阐释进行关注和反思。基于此，上海道教界于2002年11月举办了“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就道教教义及其现代发展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会后以《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为题结集出版了论文集。
会后十余年来，上海道教界坚持不懈地探索道教教义及文化发展问题，组织出版了《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多本，并正在与香港蓬瀛仙馆和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合作编撰系列丛书，以期能够为今后道教的转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还着手组织编撰6卷本的《正一道教史》。我们还于2011年举办了一次国内学者参加的正一道教学术研讨会；又于2013年举办了正一道教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其间海内外道教学者云集，充分展示了道教文化研究的坚实力量。
陆：您觉得上海道教界可以在哪些方面实施一些更为具体的举措，来推动当代道教的新发展？
吉：道教的文化自觉和角色定位，归根结底离不开道士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所以，当前道教要想健康发展，除了前面讲的需要对道教教义思想进行梳理并作出与时俱进的阐释之外，首先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为此，上海市道教协会将办好上海道教学院、培养合格道教人才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上海道教界愿倾全部之力，力图打造国内外一流的道教高等学府。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办学的框架下，上海道教学院首届本科生班已于2013年2月正式开学。共有50名道门学子在此深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修炼，新一届的道教学院学子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上海道教学院的社会公众部，还承担起面向社会大众普及道教优秀文化的重任，已成功举办了3次讲道班和养生班。
其次，要加强教风建设，严格道士队伍的管理。为了加强道士队伍的管理，保持道士队伍的纯洁性和神圣性，上海道教界以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备案为契机，制定了《上海正一派道士传度规定》、《上海市道教协会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办法》、《上海市道教协会教职人员身份认定年度检查办法》。同时为了端正道风，规范约束道士的行为，做到道俗有别，我们还制定了《上海道教清规榜》，张贴在上海各道观的显目位置，接受信众的监督。
再有，道教界要积极践行济世度人的教义思想，大力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此，上海道教界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如，上海城隍庙成立了慈善专项基金和慈爱功德会，搭建平台，组织信徒参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举办以道教慈善为主题的论坛，以联合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商讨道教慈善发展的大计。沪上各大宫观，也都尽自己的能力，开展各类慈善活动。
习近平主席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个精辟的论述出发，相信由中华传统文化孕育而成、有着深厚中华历史文化底蕴的道教，一定能够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显示出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坚信，更多道教徒的文化自觉与努力践行，也一定能够推动道教在当代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