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教育创新;实践标准;技术―经济范式
摘要： 教育创新直接影响教育制度的结构与社会“技术―经济范式”的进程，其实质是社会利益结构通过教育系统表现出来的力量对比变化。基于技术革命的经济长波运动决定了社会利益生产与教育创新的路径与周期性，教育创新应以有利于我国顺应经济长波规律的赶超发展过程中“两个文明”的协同作为价值标准，以有利于我国在此过程中形成与演化符合“毁灭性创造”机制的“技术―经济范式”为实践标准。
The Structure af Social lnterests and Practical Standard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YOU Chuanbin （College of Tan Kah Kee，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105， China）
Key words： educational innovation; Practical standard; techeconomic paradigm
Abstract： Being in essence as a change in strength contrast exhibited by the social interests structure through educational system， educational innovation has influenced not only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directly，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social “techeconomic paradigm” deeply. The Long Economic Wave （LEW） based 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been stimulating the path and cycles of both the social interests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whose value standard shall be favorable to the coordinat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during China's catchingup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LEW rules， whose practical standard shall be favorable to the forming and evolution of “techeconomic paradigm” in accordance with “destroying crea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process.
一、教育创新内涵与教育制度
从教育制度的结构而言，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是由一套限制性和功能性的规则构成，这些规则与不同教育个体和群体的既定结合构成了不同的教育理性，这为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混沌边缘与自组织临界性特征埋下了伏笔;而其表层结构则主要表现为开放性的教育规则表层结构主要表现为教育体制，它影响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学校和教育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深层结构主要表现为教育的生产过程，即人的培养过程，它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过程、教育管理以及教学辅助设施等要素。。在表层结构的层次上，个体和机构之间的人员、物能与信息交换构成了权力的交换，它会抑制或促进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统治的再生产，表现为社会网络的不协同或协同发展。因而，深层与表层结构之间的辩证运动通过更高层次的结构即社会生活形式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统治。[7]在实践教育制度的活动中，正式制度代表官方的显性规约，非正式制度由于其边界的混沌特性与自组织临界性特征，往往蕴含了民间主体的教育理性差异，即对正式制度的隐性认同。深层结构的规则变动会通过对流关系传导给表层结构，引发表层结构的规则改革;而表层规则的改革实则是对深层规则变动的确认，并在新条件下创新规划了深层规则中的混沌边缘与自组织临界性特征。教育系统和网络的混沌边缘与自组织临界性特征为教育制度的变迁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因此，教育创新在内容上表现为相关主体在教育系统的不同层次结构上通过改变非正式制度，以推动正式制度改革的过程。这体现了一种单向逻辑关系。
简言之，教育创新的内涵就是，教育主体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实现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制度的实践活动。对客观规律的遵循本质上也是创新。
二、教育创新的本质与实施路径
“创新”源于创新者的某种需要，反映了资本对积累条件优化的需要。按照锡克（Ota sik， 1966）的利益理论，创新事物的出现意即利益的实现，必须经历利益主体内在需要、动机产生、目标选择、行动实施等环节的生产过程，即需要的满足过程，其中以利益主体的客观“优势需要”的满足为核心。个体的需要发展为国家的需要则须经过社会组织来完成。在“国家-社会”“二分法”时期，个体需要的满足主要借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65）所阐述的科层化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交往过程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一书中，帕森斯并没有把科层组织泛称为利益集团，因为科层组织按劳动分工形成，侧重通过经济市场来分配利益与权力，在“国家―社会”的“两分法”结构中反应明显;而利益集团是“三分法”思想的结果，侧重体现政治市场中的利益与权力分配。;而在“国家-组织-社会”“三分法”时期，则借助奥尔森（Mancur L.Olson，1965）和本特利（Arthur Bently，1967）所阐述的政治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社会组织的“优势需要”通过政治经济的博弈来协调一致而形成国家的客观需要，而国家需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国际国内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当经济需要占据优势时，则为经济利益;当政治需要占据优势时，其满足的结果表现为政治利益;当文化需要占据优势时，则为文化利益。就教育而言，教育子系统中的教育主体的利益需要通过教育行业组织来表达;教育中社会网络主体的利益需要则借助各类资本利益集团来表达，这些利益需要最终通过政治市场的博弈来上升为国家教育政策与制度安排。
显然，教育再生产不仅直接再生产出自身的运行体系，也参与了社会大系统的再生产。教育创新改变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利益生产的要素配置与“生产函数”，其本质是创新主体的利益生产过程，它反映了社会利益结构在客观条件变迁中力量对比变化。
在微观层面，三类资本通过信息交流中蕴含的对教育制度的隐性认同来影响对教育深层结构中受教育者的培养过程，而隐性认同在实践中推动了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其中，文化资本以其文化名望和头衔影响教育过程的公平性和教育价值观的形成，以便再生产符合其利益要求的文化分层结构及其流动机制;社会资本以其社会网络及其嵌入资源影响教育结果的公平性，再生产符合其利益需要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流动机制;而经济资本则以金钱符号的功利性影响教育投入结构和输出结构。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混沌边界”和“自组织”特性，这三类资本以其特殊的社会影响方式导致社会对教育中正式制度的隐性认同，扩展了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加剧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与背离，促使教育制度的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的矛盾走向激化。在宏观层面，三类资本通过政治市场的相关利益集团博弈来规定教育体制与教育政策走向，以体现微观层面的隐性认同，从而实现国家政府对教育系统的制度性或政策性改革。从微观层面隐性认同的形成到宏观层面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过程，正好体现了教育创新的单向逻辑思想。
显性规约实质上代表了政治市场博弈均衡中强势资本利益集团的优势需要，它是强势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行政手段或官方手段;隐性认同则是弱势利益集团在国家授权范围内维护资本中弱势利益的市场手段或民间手段。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的矛盾运动催生了显性规约的强势权威和隐性认同的弱势权威弱势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相当有限，但其社会正义色彩相对浓厚，它们重视舆论媒体的作用，容易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融合，并借此推广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极易在意识形态、习惯、道德等方面获得社会的同情与认可，形成教育制度中的弱势权威。，不同的权威产生不同的资本“领袖人物”。强势权威的领袖人物推动了正式制度的改革，而弱势权威的领袖人物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混沌边界变化推动了对正式制度的隐性认同。如果说政治经济市场的博弈是群体决策过程，那么不同权威的领袖人物的实践行动则是个体决策过程。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因而也映射了社会利益的再生产过程。
通过教育制度，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了对社会关系与精神文明的控制，经济资本则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物质文明的控制;葛兰西关于教育的“阶级统治”理论得到了印证。教育创新为资本对社会“两个文明”的动态控制提供了新的要素与制度手段，反映了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因而，在教育的隐性认同与显性规约之间矛盾的辩证运动中，各类资本利益集团的权威人物对教育制度采取的实践行动是教育创新的必然途径。
三、教育创新的周期及其驱动力
教育创新必须遵循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经济资本的运动规律，它在根本上决定了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运动机制。以经济资本为运动核心，世界经济长波规划了教育创新的发展轨迹。
每一次经济长波内生的技术-经济范式在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的渗透力延及世界的更多角落，无论是在国内或别国”[20]25。新技术―经济范式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首先在微观层面上被社会各子系统感知，并通过信息交流将微观的各种“新需要”传导给教育系统的深层结构，促使深层结构对教育隐性认同的程度增加，三类资本利益的“优势需要”开始改变。这种隐性认同再以微观层面教育创新的方式通过双向对流的交流机制传导给教育显性规约，促使三类资本在宏观层面通过利益集团在政治市场博弈来变革教育系统的表层结构，以体现国家在新形势下的“优势需要”或“阶级统治”。
教育的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在上述经济社会客观周期变迁中呈现重合、背离、再重合与再背离的动态运动规律。在既定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阶段中，当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利益交换与教育实体的发展状况相匹配时，三类资本利益取向一致，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重合，反之，则背离;背离程度越严重，三类资本通过教育反映出来的利益取向分歧越大，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这种情形表明经济资本的生产方式与利益内涵发生了变革，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通过教育反映出来的利益内涵与生产方式亦须作相应变革，教育创新随之大量涌现，显性规约亦做动态变化并以螺旋上升的方式与隐性认同再重合。重合与背离以周期般的事件序列在每一次经济长波中反复出现。
因此，经济社会再生产以经济长波方式作周期性运动，而教育再生产则以教育制度的变迁呼应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利益需要而展开。
四、教育创新的价值融合与实践标准
显然，教育创新只是新“技术―经济范式”形成过程中“创新蜂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通过不同的资本需要所物化出来的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创新标准是不同的。各类资本的运动一方面必须符合国家对教育体制的显性规约的要求，它是各类资本在政治市场博弈均衡时的产物，代表各类资本的政策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通过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经济手段、社会关系和文化影响，从各自利益立场来重新解读显性规约，形成对制度的隐性认同，代表各类资本的行为价值取向。所以，教育创新标准的统一须从教育创新的路径以及各类资本通过教育反映的利益需要来进行调整。教育创新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伴随制度的隐性认同和制度化的显性规约的周期性重合与背离方式展开，通过三类资本运动表现出来的社会利益的力量对比关系因而此消彼长，不断从失衡走向均衡，从再失衡到再均衡的往复运动，螺旋式地推动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应当看到，教育创新的运动规律所映射的是更为宏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化与调整的过程。英国通过采用新范式率先调整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在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成长为西方政治经济中心，前苏联抓住了第二次长波的机遇调整生产方式崛起而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代言人，美国和德国则顺应了第三次长波带来的生产变革契机而成为赶超英国的新经济大国[22]。但也应注意到，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两个文明”严重失衡，国家的“优势需要”在根本上脱离社会各类资本的实际利益需要。其僵化的教育制度未能通过深层结构把社会各类资本对教育制度的隐性认同有效地传导给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未能有效体现社会利益的实际需要，教育的表意整合功能因而失效。
对于教育创新而言，如果创新违背了教育实体的承载能力，教育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输出将是无效输出，而且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创新违背了技术-经济范式的客观要求，将被范式所排斥，也将导致创新的失败。技术―经济范式中排斥机制的重要性得以显现，它确保新范式的形成和确立不至于偏离客观发展的轨迹，因为“创新就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方法和观念，因而创新会给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性”[23]。显然，技术-经济范式的“包容―排斥”机制也体现了教育的表意整合功能。葛兰西的“阶级统治”理论意味着教育创新的价值标准以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为核心。协同发展并不意味均等发展，而是三类资本的利益需要在力量对比上根据经济长波的不同阶段而作相应的变化，不仅因为三类资本通过宏观层面的政治市场均衡所产生的“政治帕累托最优”并不会导致微观层面的经济市场“帕累托最优”和文化市场“帕累托最优”[24];而且因为在经济长波的不同阶段，三类资本通过教育创新反映的社会利益需要不一致。
在范式形成的创新爆发期，教育创新表现为向社会各系统输出各类的具有创新精神人才，以及教育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之间的初步背离;在范式中的金融资本狂热期，表现为向社会输出符合金融资本需要的创新融资工具与手段，以及教育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之间的严重背离;在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协同期，表现为向社会输出对符合新范式的新事物的选择功能，以及对不符合新范式的新事物的排斥功能，此时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初步重合;在范式成熟期，表现为向社会输出和谐与协调发展的观念，此时教育显性规约与隐性认同完全重合。教育创新的过程，不仅是三类资本的利益需要的制度实践与演变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的融合过程。这正印证了熊彼特的创新本意，顺应客观趋势和规律也是一种创新。
我国顺应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追赶窗口时机和生产组织规律而崛起成为新兴经济大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尚需通过教育创新在长波的不同阶段为社会需要提供不同的利益输出，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利益需要而创造教育制度的实践空间，在教育制度的变迁中保持教育系统的表意整合功能的有效性。教育创新有效满足了社会各类资本的利益需要，激发了各类资本的运行动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顺应世界经济长波形成与演化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最终实现历史性的赶超式跨越发展。因而，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是教育创新的价值尺度，而顺应世界经济长波的演化规律并形成我国社会的技术―经济范式则是教育创新的实践标准。 至此，教育创新不是简单的局部利益调整，而是涉及社会利益的资本结构与资本力量的博弈过程与结果。各类资本的利益结构从失衡走向均衡，再从均衡走向失衡，不仅规定了教育创新的时机、路径与内容，而且也映射了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因而具有了时代特征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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