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强国”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从近期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单纯经济指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推进的问题。在屈指可数的时间内，要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它关乎整个事业的成败，对于“第三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又起着“助跑”的作用。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有“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意识。《决定》开宗明义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两个坚持”既是我们凝聚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灵魂”，又是我们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撑。唯有它，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牢固根基。
从长远来看，“文化强国”是一种国家战略。一方面我国要在建国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战略要求。有关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水平开始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从4000美元向6000美元跨越。就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万亿元以上，而实际上只有8000亿元，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很大。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还不是经济强国，特别是“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中还较弱，主导和影响世界的“话语权”还很少，与经济大国地位极不对称。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深化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认识，终于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鲜明地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这个战略告诉我们：在未来国际社会中中国决不当“傻大个儿”。要努力增强中国的“音量”，放大中华民族应有的形象，取得与一个经济大国相对应的“话语”地位，在世界潮流中起到引领发展的作用。只有“文化强国”才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增强的标志，它与经济科技硬实力共同构成中国综合国力。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真正强大，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文化理论总是主导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而文化产品总是服从、服务于一定经济社会的需要，对社会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效应，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强国”不单指文化观念对外传输或文化产品“走出去”，还包括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硬件”建设，特别是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认同及道德文化素质等“软件”的提升，是一个综合的大文化建设体系。现实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面临着文化需求大幅增长的态势。所幸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使丰富的文化产品既能满足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又能够“大口径”开展国际文化贸易，目前是重要机遇期。《决定》的适时做出，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速度“倒逼”的使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应然。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1]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二）
笔者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层”的端口要下移到村落和社区，实现村（社区）文化活动室（中心）、镇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化。有专门场所、有多个项目、有专人服务和指导。二是面向农村基层，培养文化艺术服务人才队伍。文化人才是实现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力量，但农村文化人才奇缺是普遍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各级领导文化观念要进一步从“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弥补基层文化人才的“缺位”现象，以增强农村文化的自身“造血”功能。县级文化馆应当积极承担农村基层文化人才培养的任务。三是基层文化站服务要接“地气”，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充分挖掘淳朴民风民俗中最可贵的精神风貌，特别是对“草根”人物的精神内质进行展示。如通过“道德模范”“幸福之家”“村镇孝星”“爱婆敬媳”等活动的评比，引导农民学习身边的先进人物，努力营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农村文化氛围。
（三）
强国当强人，强人首强“心”。农村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难点，同时又是“底线”。农村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而不是“土豪”。改革开放35年来，广大农民的文化心态已经发生了嬗变。第一，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由观望怀疑型向坚定自主型转变。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了温饱，但他们曾怀疑这种政策的长期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自主经营生产生活，如今农民人均GDP已突破7000元大关。但目前，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又使他们面临“二难”选择，“恋旧”的情结也在加重。第二，在民主法治观念上，农民由盲目服从型向自我维护型转变。如今的农民学法用法，在政府征地拆迁、村务项目公开、出外打工讨薪等方面，懂得了依法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同时也出现了“有事我找你，不办我骂你，办完不理你”的横蛮现象。第三，在生产经营上，从“以农为本”向亦农亦工亦商转变。当代的农民不再“视商为奸”，而是什么赚钱多就种什么，外出打工靠技术，不怕脏、苦、重、累，给钱“到位”就干。家庭开商店，发展养殖、种植业，办加工厂、搞农家乐，只要能挣钱，不惧辛苦。第四，在婚姻家庭上，由“介绍”自主型向自由恋爱型转变。婚姻讲究能识字会算账、长相好有技能已成为新的择偶标准，计划生普遍接受。第五，在生活消费上，由省吃俭用型向追求享受型转变。如今许多地方的农民临街靠路盖起了三四层的楼房，家用电器进入寻常百姓家，有些农民还在网上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也有很多农民娱乐生活主要是打牌赌博，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品味。
文化是“化”人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引导和调整农民文化心态迫在眉睫，政府应把握好“共性”原则，抓住各种时机，适时进行“中国梦”思想教育。对农民中坚力量的文化“正能量”给予积极的引导，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力渗透，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成为当代农民普遍坚守的道德准则，用“追梦”行动加快农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在生产方式上，以“科技下乡”免费培训农民多种生产技能，特别是转变农民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适应特色农产品生产和规模化发展的需要。在公共文化设施上，大力推进“村村通”工程，全力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如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有线电视、村落文化活动场所、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是最基本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活动方面，坚持“文化下乡”、放电影、送节目、闹花灯、举办民歌会等。接续传统健康的娱乐项目，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不同农民群体的共同需求。我们不妨把这种模式称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实现模式”。
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服务实现模式”。这一模式需要政府引导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发展，以信息网络为平台满足农民个性化和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送”文化已经不适应，而补充、替代它的只能是通过国家公共财政的投入“打底子”，扶持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本土化的文化精英队伍，实行“公办民助”或“民营公助”的办法，走市场化的道路，支持和鼓励民间文化精英“种”文化，政府通过奖励农村文化大院（中心户）、“农村电影”、“业余剧团”、“农家书屋”等，实现文化在当地农村社区长期“扎根”服务，使之成为农村先进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从而引领农民文化心态向健康的、较高层次发展。
总之，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重点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键是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在新一轮改革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个项目落到实处，实现文化全面惠民的“均等化”、“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