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何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已有的文献往往从小农经济、剩余劳动力等宏观因素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农村工业的发生。③外国研究者则侧重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具体历史事件对农村工业的影响。④这些因素无疑构成中国农村工业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背景。但要看到，有了这些基本背景，并不意味着农村工业必将得以大规模发生。基本背景还需要通过一些中介性的变量才能引致具体的事实。否则，印度、东南亚等同样是小农经济的国家也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因此，中层性的制度就成为我们理解农村工业发展的入口。在城乡对立、工农业差别、小农作业方式等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令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在于制度。具体来说，它主要指几个方面的因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制度以及各级政府对社队企业的支持。⑤
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费孝通认为，农村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土地革命。因为“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他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⑥。如果说革命后的土地改革让农民得以喘息从而出现发展农村工业的可能，土地集体化后则更为农村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种基础性的制度。
具体来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构成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村工业发展确立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一点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比较来看。纵向来看，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治乱循环，其制度背景就是土地私有制的兼并。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横向来看，新兴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都出现了农民起义的问题。⑦解放前的中国是如此，而二战后拉美、非洲和南亚的小农都出现过农民起义问题，一些国家今天仍然并未断绝。可见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土地私有制中的小农构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而中国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农民提供集体保障，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也包括农村的工业化――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境。
全县很快就出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办企业的热潮，穷办苦干的先进典型，像雨后春笋般地成批涌现。出现了由五座红炉、三个铁墩、花四元钱自造一台“石头车床”起家，现在拥有四十五台机床，能生产高磷铸铁，制造柴油机缸套的火厂坪公社农机厂。有用六角四分钱起家，由八人破土开荒，以短养长，逐年扩大到一百亩，每年收入一万多元的黑田铺公社齐合大队茶场；有三千多名社员在九百多米高的大云山上安营扎寨，冒风雪，战严寒，开荒造林一千二百多亩的堡面前公社林场；有白手起家，用五千四百方石头代坑木，为国家节约木材一千六百多立方米的界岭公社金华煤矿；等等。⑧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土地承包和租赁的出现，土地使用权具有了市场价格，用地成本不再是零。但是，总体上，对于本村的村民，集体土地的用地成本仍然是非常低的。而且即使外部租赁或征收，仍然具有相对于土地私有制的低成本优势。⑨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集体土地所有制不仅具有降低用地成本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抗御市场风险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经由每一个村民，中国乡村集体企业的市场风险实际上最终被集体土地承担和吸纳了。即使工业企业都破产，村民们仍可靠大包干制生存。所以，哪个村服装厂没有订单仍能拢住工人，私人服装厂则做不到。同理，市场一景气它能马上开工而私人企业却做不到。这使大批的乡村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后仍能东山再起。私人企业一旦破产则不可能如此容易就东山再起，因为市场风险是由业主自身而非集体土地承担的。”⑩
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农村企业相对于城市企业的优势。一份有关无锡社队企业生产工业部件的报道指出，1977年“农村社队工厂为城市工厂加工的产品达到一亿几千万件，据统计，如果无锡市自己生产，就要增加职工六千人，增加工资支出三百二十万元和商品粮二百七十万斤，还要增盖厂房和一系列的生活福利设施。”11这一估算很有代表性，它说明在其他相同情况下，农村生产的成本节约所在。其中，厂房与生活福利设施的成本节约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关，而其中工资方面的节约所涉及的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
二、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社队企业来说，其创办之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由于农村不存在大规模的金融市场，虽然也可以向银行贷少量款项，但这总体上无助于解决资金匮乏问题。人民公社的集体分配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解决或者说减轻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公共积累促成农村工业企业的创办以及进一步发展；另一个是劳动分配方面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投入而降低了投资门槛和增加积累。
人民公社和大队的公共积累是创办农村工业的最主要来源。在“大跃进”时期，由于群众办工业热情的高涨，各地公社创办了大量的企业，其中不乏采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来办厂的事例。但因为技术、产品、管理上的困难以及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的缘故，大量公社工业企业下马。自文革初期，社队企业逐渐兴起。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公社和大队的积累。这种积累的优势主要是相对于个人。解放前的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相似，因为农村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场，即使存在着市场经济，个人也难以形成规模性的创办工业企业的浪潮。必须承认，人民公社的公共积累虽然相对于小农经营有优势，但相对于各级政府的国营企业来说，毕竟初始积累少，又无银行信贷，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不过，考虑到社队企业起步之初所创办的工业主要是以小水电、小农机、小冶炼等为代表的“五小工业”乃至面向城乡消费的手工业等副业，这些公共积累已经足够了。
社队企业的劳动分配制度对于社队企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各地人民公社的实践来看，普遍的做法是社队企业职工的收入参照农业生产队的同等劳力而实行兼顾平衡。通常企业职工在生产队分配工分再加上社队企业的一定生活补助。如山东昌潍地区的做法是：“社办工业的职工收入，一般不低于生产队同等劳力水平。除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外，其余部分交生产队，参加生产队分配。工资分配办法，贯彻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根据企业的条件和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技术熟练程度、工种简繁轻重等情况给予定级”12。由于社队企业的分配是以农业生产队的分配作为基础，因此，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分配份额，事实上也降低了投资门槛。这更使得社队企业很容易实现较高的利润。在那个总体上更多强调集体积累的时代，这些利润加速了企业的积累，使得企业得以迅速扩大或者被公社或生产大队用于开办新的社队企业。
这样做的现实考虑是实现生产队中社员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平衡。湖南省社队企业管理局的调查报告指出：“社队企业如果搞高工资、高工分、高补贴，企业人员脱离生产队的分配，必然腐蚀社员群众的思想，导致不安心农业生产，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我们推广了蔡家岗公社实行劳动在厂（场），分配在队，工分加补贴的经验，这个办法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差别，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13应该说，这既鼓励了办企业者的积极性，同时也照顾了农业生产者的平衡，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湖南醴陵县一些社队企业的做法最初也是仿效国营企业实行工资制，但结果 “影响了农业社员和从事企业劳动的社员之间的团结”。最后都改为分级统一核算，劳动报酬结算到队，企业人员在企业评工，一律参加队里的分配，离家外出劳动，适当补助生活费。14这种结果的出现显然并非行政命令所致，而是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必然结果。
三、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制度
社队企业的销售是如此，生产也是如此。它们往往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根据利润的大小来安排生产。我们可以用对此现象进行批评的材料来反证这一点：
原来有些同志认为，“公社工业身在农村，挣钱为集体，大方向错不了”、“只要挣钱多，就是好样的”。结果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有的搞非法协作，自由贸易，原料从资本主义渠道上来，产品从资本主义渠道上卖。23
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不仅反映在企业的生产与销售上，还反映在创办企业的方法与手段上。企业的创办有的是公社或大队的积累，有的是社员自主出资。另外因为社队企业可以自主确定积累与投资的比例，所以也可以由企业创办。发展到后来，还出现了联合办企业的现象。一份有关佛山地区的调查材料概括出十种联合办企业的形式，有公社与公社联合办、县与公社联合办、县社队联合办、队与队联合办、公社与大队联合办、全民与集体联合办等。26这充分说明，在一个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和各种企业有着充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来寻求资本合作。尽管当时全国层面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体现联合创办社队企业上的资本关系完全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计划控制。
正因为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也因此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下面所讲的两个企业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两个社队企业的领导层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差异。
一个是灵山卫公社农修厂，这个厂建立以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走工业要为农业服务的道路。公社号召大养猪，他们就自力更生生产饲料粉碎机；公社大抓小麦生产，他们立即群策群力生产播种机、脱谷机；公社推广“窝瓜下蛋”，他们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利用废旧物料生产地瓜扶垅机、新式锄。他们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到一九七二年就生产出拖拉机配件等多种大批支农产品，支援了农业，并自己武装了自己，机床设备已经增加到二十台，工业产值达到六十五万元，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十二番。另一个是市美公社农修厂，这个厂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一九七年刚上了几台生产设备，积累了部分资金，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可是，他们的头脑开始不冷静了，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放在一边，一心想搞几种“大、精、尖”的名牌货。由于路线不对头，结果洋的没搞成，土的下了马，直到一九七二年还没有一种定型支农产品。机床设备“老三台”，产值“老四万”，只有灵山卫农修厂的十六分之一。27
灵活自主的经营制度再加上逐步扩大的广阔市场，这是农村工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源所在。1984年《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指出，社队企业“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市场……做出了贡献”，这是政府对于社队企业在市场经营方面和市场拓展方面的历史意义的肯定。
四、各级政府的扶持
还要看到，农村工业的发展与波动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工业所以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历史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于农村工业的大规模支持主要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及1975年之后的这段时间内。具体来说，政府的扶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的方针政策的鼓励。一般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工业发展呈现出一波一波发展的现象。第一波农村工业的出现是“大跃进”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初受到经济调整的影响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中第十三条“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的规定，农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抑制。在“文革”初期，农村工业再一次起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对这一方针的落实促成了各地纷纷办农业机修厂，通过机械修配道路而逐渐发展成农村工业的普遍生长。至1975年又呈现出新一轮的办厂浪潮。
第二，各级政府成立专门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对以农村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社队企业进行归口管理。在专门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成立之前，各地普遍的做法是将社队企业划归轻工业局或者手工业局下归口管理。如绍兴地区在1971年成立手工业社队企业管理局，至1979年分拆为手工业局和社队企业管理局。33山东高密县在1975年成立了第二工业局，专抓社队工业。各公社有一名副书记专管，全县公社都成立工交办公室，配备了八十多名专职干部，具体抓社队工业。34这种将社队工业根据其行业性质来划归工业管理的做法虽然其行业管理的专业性更强，但因为这些企业与国营企业处于相同的管辖之下，由于自身的经济规模与技术条件，必然无法得到计划体系中的重视。因此，农村工业如果需要发展，在当时条件下，建立专门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则更有利。这种专门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就是社队企业管理局。
第三，逐步将社队企业的生产、物资、销售、资金逐步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在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将社队企业纳入计划，意味着社队企业有着更稳定和更充分的资金、销售乃至设备供应，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并且其产品线也不再限于农业资料和本地销售的生活资料，可以正式面向全国生产一般工业品与生活资料。卡尔・里斯金调查指出，早在1970年，就已有许多地方将农村工业企业的产品纳入到国家计划之中。38一般来说，较早成立专门的社队企业管理机构的地方，都会要求逐步将社队企业的生产、供应和销售纳入计划，从而成为正式的国家与地方计划中的组成部门。还有的虽然没有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但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也以定点生产或者来料加工的方式而逐步扩大销售面和生产面。如湖南省邵东县至1976年，全县社队企业80多种工业产品，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分别纳入了国家和地方计划。39山东昌潍地区要求地、县一级的计划、物资、劳动、财政、工交、商业等部门在计划安排、原材料供应和资金设备等方面积极支持社队企业，一些农机配件和轻工产品，则有计划地安排社办工业生产，地、县厂矿企业更新顶替下来的设备下调给社队工业使用。此外，还采取“大厂包小厂”的办法，从企业管理、生产工艺、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向社队工业传授经验。40无锡则由县集中统一安排社队工业的产供销计划，逐步做到有些产品纳入县或省、地的计划，有些产品与大厂挂钩定点加工，有些产品则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41农村工业纳入国家计划并不意味着农村工业受到更多的限制，而是意味着新的市场的开辟。之前的地方性市场仍然存在，国家计划上的供销则让农村工业如虎添翼。
除了媒体的报道宣传之外，各级政府尤其是地（市）和县级政府，在此时也非常注意树立典型的作用。比如湖南省推出的典型有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南县华阁公社、茶陵县虎踞公社、邵东县、涟源县、湘潭市郊等。江苏省无锡县也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山东昌潍地区则树立了四个标杆：益都县黄楼公社农修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穷棒子”精神；高密县柏城公社“养鸡下蛋”，一厂变多厂发展社队工业的路子；益都县桃园公社农修厂坚持二十年支农，一直前进不后退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方向；胶南县灵山公社农修厂敢于闯新路，年年迈大步的革命干劲等典型。46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期间，所推举的典型还有河北枣强县马屯公社、江西省乐平县涌山公社、重庆市北碚区转龙公社、湖北省芮陂县罗汉公社、广东近郊石井公社、广东高要县回龙公社宽郊大队、四川德阳黄许公社、安徽当涂县太仓大队、甘肃定西县、湖北省浠水县、山东陵县、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公社、山西芮城县大王公社。
在各地政府促进农村工业的发展经验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做法是经验的交流。比如昌潍地区召开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全区社队工业会议，交流情况，总结了经验，表扬先进。各县、社党委也认真总结推广自己的典型，还采取请进来、派出来的方式，参观学习，交流经验，互相促进。47一般来说，组织经济技术交流通常是政府部门，尤其是社队企业局所负责的任务。但也并不完全限于此。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无锡荡口税务所，组织管辖区内各公社党委和社队企业职工开展同行业交流活动，互帮互学，一厂有经验，各厂来学习；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它几乎承担了一个行业协会的职能。48
五、结语
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本身并非一条可以复制的道路，它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本文所试图探讨的是，农村工业起源本身所需要的一些中层制度因素。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和社队企业的自主经营制度以及政府的各种扶持，正是这些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制度因素，才促成了中国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
还要看到，影响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还并不只这些制度因素，它还受到整体宏观经济走向和历史事件的推动或阻碍。比如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之间的相互促进，49知青下乡对当时的农村工业起的积极作用50，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以及识字率的提高等一些因素，考虑到这些因素并非属于制度层面方面的变量，因此本文略过不论，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及宏观条件对农村工业起源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