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新石器革命。新石器革命在中国以水稻和小米的驯化为特征。然而今天我要讲的是西亚黎凡特（Levant）地区谷物、大豆以及绵羊、山羊、牛和猪的驯化问题。结束的时候我将谈一下有关中国小米的驯化问题。黎凡特地区主要包括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和塞浦路斯岛。这个地区的面积和湖南省差不多，但是比云南省要小。
让我们从采集狩猎人群为什么会变成农夫这个问题谈起。采集狩猎并不是一个特别艰苦的生业，不需要太辛苦，也不用养太多的孩子，经常迁徙到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可以有着不错的生活。然而一旦变成农夫后就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下来，哺养比较多的孩子，辛勤工作，劳动成果还要受到干旱、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么愚蠢地从采集狩猎者变成农夫呢？
我认为人们转变成农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迁徙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当一个群体所生活的地方植物与动物资源稀少的时候，他们必然向其他地方迁徙。旧石器时代人口比较少，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食物人们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食物危机是促成人们行为方式变化的动力。人们行为的变化要从距今2.4～1.8万年的末次冰期的冰盛期说起。这个时期也是生物的低谷，许多人在这个时期都没有生存下来，使得此时的人口数量骤减。
当气候条件改善时，采集狩猎人群向沙漠地区迁徙，由北向南，有时也由西向东。而埃及尼罗河谷的人则北上占据了西奈地区后来进入到了以色列南部的内格夫（Negev）。黎凡特另外一个短暂的干冷时期被古气候学家叫作海因里希第一事件（Heinrich 1 event约1.6～1.5万年），这使得某些群体开始定居以控制他们的领地。这就是纳吐夫（Natufian）定居的采集狩猎文化。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个新的文化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采集狩猎人群在黎凡特地区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采集狩猎人群制作工具的技术和工具的最后形状来区分他们的群体或部落。这就是说他们从细石核上获得细石叶，然后加工成细石器。工具的最后形式不同。而中国的细石器通常不经过修整，这是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同可能是语言的不同，即便他们可能制作相似的工具。就像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和日本文化的不同，尽管中国和日本都使用筷子。因此史前人们使用的工具是他们语言和文化的表现。
这个遗址上的一个特殊发现是一个70厘米高的由玄武岩制成的石臼。完成这样一件东西需要多长时间呢？五个月？还是更长时间？如果有人请你五个月制作这样的东西，那他必须给你提供食物。因此，采集狩猎人群应该是有一个社会组织，当地的首领可能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一般的采集狩猎者并不制作如此复杂的研磨器，因为他们自己制作自己使用的通常比较平的石器。纳吐夫文化距今1.47万年，没有发现陶器，而在同时期的中国，采集狩猎者已经开始制作陶器了。如果他们想酿酒，他们可以在陶罐里酿。他们也使用平的磨石，今天我们可以从这种磨石上采集到淀粉粒。遗憾的是，目前黎凡特还没有人从事这种研究。
纳吐夫文化在森林和草原地带也有发现，因为他们是靠谷物、大豆和其他生长于树下的植物生存的。在干旱地区，仍旧有采集狩猎人群。纳吐夫文化也发现有驯化狗的证据。在一个遗址上有一个墓中随葬有一条幼犬，另一个遗址的两个墓中也发现随葬有幼犬。这些合葬墓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观念上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土耳其和北部叙利亚，这个地区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亨利・布瑞斯蒂德（Henry Breasted）称作“富裕的半月形地带”。布瑞斯蒂德认为几个主要的文明是基于农业而开始的，例如美索不达米亚（主要是伊拉克）、黎凡特和埃及。这个“富裕的半月形地带”呈一个拱形环绕在沙漠地区，是所有事件发生的核心地区。
柴尔德提出了新石器革命的概念，我们今天依然沿用他的提法。他将新石器革命比作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但仅仅局限于冶铁和棉花工业中心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最初都没有。开始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黎凡特的核心地区，许多考古队都发掘了早期农业遗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农业发展的过程和时间了解较多的原因。不同的考古队使用不同的发掘技术。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曾在这个地区发掘到很多遗址，包括波兰、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土耳其。这就是为什么在农业起源研究方面，和中国、墨西哥、秘鲁以及埃塞俄比亚相比，黎凡特走在了前面。另外，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探险队都集中在这个狭小的地区，但是他们互相了解对方并且争相发表成果。这里我想说一下距离这个概念。
现在来说一说黎凡特的植物和动物驯化问题。2006年，我的法国和日本同事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野生、半驯化和驯化的小麦和大麦的比例。最早的是叙利亚西部的泰尔卡拉梅尔（Tel Qaramel）遗址。在约2300到2000年的时间里，人们收获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驯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并且某些新的品种在这期间会消失。驯化的过程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0900年，结束于公元前8700/8500年，这时中国已经有了很多驯化的植物。
这个地区驯化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牛和猪，其他未驯化的动物有野驴等。最初的动物驯化过程同样发生在核心地区。这个地区从东到西估计不超过300公里。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寻找水稻或小米驯化的起源，应该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寻找。我建议在一个300/400×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或者沿着河流的一个长条形的范围内。史前经济和社会变化总是在某一个地理核心范围内开始。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栽培水稻或小米或是驯化动物（比如在中国是猪）时，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比如药用植物和其他。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检查黎凡特地区的一些早期村庄。例如叙利亚幼发拉底河岸的杰夫阿莫尔（Jerf El Ahmar）遗址，这个遗址现在因为修水坝被淹了。早期的房子是圆形的，后来逐渐变成方形的了。有种特殊的房子，我们现在叫做“地穴式建筑”，就是圆形的，这种房子的地面低于一般房子的地面。与一般的房子不同，圆形的特殊建筑有着宗教和社会意义，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久。在许多宗教传统中，神圣的地方被世代保存。如果你参观教堂，就会注意到这一点。这些基本的建筑形式会保持达2000年之久。 沿着幼发拉底河谷的许多村庄彼此之间距离并不远，只有20～40公里，这可能反映了相同的社会单元的存在，比如种植谷物或其他的农业部落。在此时期，仍旧有采集狩猎人群持续着旧有的生活方式。最好的例子是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遗址，那里现在有三个遗址是采集狩猎遗址，他们制作许多皂石的碗和杯子，里面还有刻划符号，但是没有农业。尽管位于300公里以外，但是他们的产品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也被发现，这表明存在着长距离的交换。可能他们将这些卖给农夫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谷物。
公元前9500～8300年，同样在土耳其东南部，农业社会的人们依然从事狩猎活动，这样他们就越来越富有，财富的不平等就引起了等级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变成了头领，我们把这些人叫作“酋长”。哥贝克力铁佩（G?bekli Tepe）遗址就是这样的社会形成的，这个遗址在2013年入选上海论坛10个最重要的遗址。
哥贝克力铁佩（G?bekli Tepe）遗址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发现有一系列分层的大型建筑的地层，多边形或圆形的，这些建筑都是在原有建筑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后来修建起来的建筑就是方形的。这些建筑都有房顶，可能是用木头做的，由两根比较高的石灰岩T型中央柱和一系列较短的绕墙的柱子支撑。两根由石灰岩刻成的中央柱高达5.5米。柱子上雕刻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和少量的人类的想象图。在其中一个早期建筑中，有一条长凳，这在诸如叙利亚的杰夫阿莫尔（Jerf el-Ahmar）遗址和穆赖拜特丘（Mureybet）遗址以及约旦南部的非难（Feynan）遗址等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发现。
下面我们谈一谈哥贝克力铁佩的神庙或神殿：雕刻这些T型石灰岩柱子需要花多长时间呢？谁付钱来雕刻这些石柱子呢？本地农夫还是专门的石匠来做这项工作？被雇佣的这些人是谁呢？这些制作者中会有奴隶吗？谁组织这些工作呢？我想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我们称之为酋邦的社会，就是一个农业部落变成由某个头领组织的社会。如果你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好像哥贝克力铁佩社会的祖先（采集―狩猎者）已经是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了。可能权力人士的存在逐渐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复杂社会组织是从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当神庙变得不再纯粹，人们就关掉了他们，然后用垃圾填满这个建筑然后在上面建造一个新的建筑。在这个地区，他们也对一般的房屋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主人去世房屋被废弃后，或者被竞争对手或家庭留下后，这些房子就会被填满。考古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清除这些填充物然后收集动物骨头之类的东西测年，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些房子的年代了。另外，在地面上发现一个灶，如果这个灶没有被保存下来，或者在仪式期间，人们或牧师不使用它，我们就不会采集到木炭。
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那瓦利考瑞（Nevali ?ori），有一个带柱子的方形神庙，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这个神庙周围有一个条凳供人们休息。这和早些时候的半地穴房子一模一样。这也说明人们居住的房子是从早期的圆形变成方形的。黎凡特从北到南都是这样，这意味着有信息网络。顺便说一下，在中国有相同的现象。早期农业遗址上有圆形建筑，这和他们的祖先（采集狩猎人群）曾使用过的一样，后来的建筑就变成方形的了。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黎凡特南部的采集狩猎人群和早期农夫。几个采集狩猎的社会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并且又继续发展了几千年，尤其是在半干旱的环境下。当他们的土地不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农业革命的被动参与者。在黎凡特北部托罗斯（Taurus）山脚地带，一些采集狩猎人群建立了长期的村庄。像土耳其东南部的纳吐夫文化那样，他们的年代主要是在新仙女木时期和全新世的前2000年。像哈兰塞梅（Hallan ?emi）和科提克佩（K?rtik Tepe）这样的村庄位于山区森林和草原河谷这样好的地方。这些村庄制作皂石的碗和杯子，和上面提到的农夫进行交换。
沙漠中的采集狩猎人群和我们认为的一样是流动的。他们的季节营地很小。我们发掘了西奈半岛的几个遗址，在内格夫和约旦的同事也发现了几个遗址。这些遗址大概有50～300平方米。有几个遗址是中心遗址。在其中一个遗址上的地下储藏室发现有墓葬，这个遗址距离摩西得到《十诫》的西奈山很近。比较高的山脉总是被采集狩猎人群看作是“神的房子”。
有名的杰瑞科（Jericho）遗址位于约旦河谷。在它的下文化层发现有和早期农夫居住的一样的圆形房子，用土坯砌成，有着凹凸不平的横切面，房顶是平的。杰瑞科闻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塔和墙。但是塔（8.5米高）修建在村子里面，而不是像一个防御系统一样修在外面。它的功能现在仍然不知，但是有一个带有22个台阶的窄走廊通向塔顶，只有非常瘦小的人才能上去。可能在塔顶有一个土坯砌的建筑，但是没有保存下来。
杰瑞科往北12公里，我们发掘了同时期的两个遗址，年代是前陶新石器时代A（公元前9700～8500年）。这两个遗址相距仅1.5公里。和同时期的其他村庄一样，这些遗址上的房子是圆形的。出土的遗物包括燧石的斧、锛、箭头、镰刀和女性小雕像。这是早期新石器聚落和纳吐夫祖先的不同。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在黎凡特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女性雕像。
杰瑞科遗址往南大约100公里是由英国考古学家发掘的洼地法兰（Wadi Faynan）16遗址。他们非常幸运，发现了一个半地穴式周围带有条凳的建筑。当然了，还有一些遗址，例如约旦河东岸的哲哈（Drha）遗址，有着同时期的建筑，这个遗址还发现一个铺着木地板的用于储藏的建筑。
再往东，在约旦首都阿曼，一个重要的前陶新石器时代B（约公元前8500～6200年）时期的遗址被发现，这个遗址是安噶扎尔（Ain Ghazal）遗址，它的面积是12公顷，因此是此时期最大一个遗址。大多数建筑有石头地基，晚期是用木头和土坯修成的建筑。 有趣的是，在中国，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用砖墙或木骨泥墙来支撑屋顶的。所以用碳十四测年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木材的年代比房屋久远。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现在用种子、水果、动物骨头测年，因为他们的存在时间比较短，这和树木不同。
在安噶扎尔（Ain Ghazal），考古学家在一些灰坑中发现了许多用芦苇石膏做成的雕像，雕像的架子是用芦苇杆类的东西制成。我们不难知道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两个脑袋的雕像。这难道是一个人的两个灵魂吗？我们不知道，可能这些雕像代表了在一个还没有被发现或发掘的神庙中的神。
制作这种石膏需要采集石灰石。把石灰石放在一个大坑里，放上木柴焚烧3天。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更多的木头。三天后把石头拿出来，在石臼中把它们捣碎成粉，然后和水抹在地上，或者制作雕像。在黎凡特南部也发现有人的头骨，这些头骨用石膏涂抹并且上色。这是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的遗物。人们把头骨从墓葬中移走，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把抹上石膏的头骨放在房间里的橱柜或是小储藏室里。他们是否像我们悬挂祖先的画像一样来放置这些头骨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制作石膏并不是一项新技术。在我们参观湖南某地时，我们参观了一个窑。工人们燃烧和黎凡特地区一样的材料来制作石膏。
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农业社会的另一种仪式活动是储存神圣的器物，我们在以色列犹甸沙漠（Judean Desert）的一个山洞中发现这样的例子。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沙漠的形成是因为它处于降雨的空白地带。在冬天当云朵从西向东经过以色列，在入境80公里后开始降雨，但是到了约旦裂谷就停了，然后往东30公里在河谷的另一侧又开始降雨。
我们现在知道石制面具主要来自以色列和约旦南部。除了来自纳哈黑摩儿洞穴的面具和一个来自约旦巴斯塔发掘所得的一个不完整的面具外，其他的面具都来自古玩市场。
农业社会中举行仪式的地方并不是只有一个。有时可以很偶然地发现它们，哥贝克力铁佩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中国也有相似的中心遗址，磁山遗址就是一个仪式中心。发掘者说那里没有房屋，可能有一些猎人的临时营地。那里发现有60个带四条腿的石磨盘。制作这样的石磨盘需要多长时间呢？有一些非常深的储藏坑，研究者们认为他们是用来储藏小米的。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人们在合适的季节来到这里，举行一次仪式。对于签署婚约或其他村庄、本地头领者之间的组织或政治约定，这样的仪式是很正常的。
最后，我想提一下黎凡特各地区之间的关系。特殊产品是石片，有时是黑曜石石核，这些石核是从安纳托利亚中部（土耳其）带到南部杰瑞科地区的。他们之间的交换从中石器时代晚期（前陶新石器时代A时期，但主要是在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之间相距800～1000公里的距离。谁从事这些贸易活动呢？他们是如何带着这些东西从一个村庄流动到另一个村庄的呢？那时他们还没有驯化的马匹、驴和骆驼。
在黎凡特发现了许多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的遗址，我们称作“Naviform”核心，在这个地带发现了许多长且直的石片。研究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工具的学者很少能够复制这样的石片，因为这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但是农业经济开始后，人们就可以从专门的手工业者那里买到这些东西。在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有相似的行为。日常使用的燧石工具和专门的手工业者制作的工具不同。所以我们会认为来自“Naviform”核心地带的石片是专门手工业者的产品而非一般农夫的。想想那些史前晚期的金属匠们，他们从一个村庄流动到另一个村庄。这种行为模式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农业社会已经建立并且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会买这些产品。
对于这种考古现象的另外一个解释是继续生活在传统生活方式中的采集狩猎者是流动的商人。他们的手工业者可以制作石片，其他人带来动物的毛皮，来自草原――沙漠地区的药用植物，去和农民交换谷物和其他产品。这就是种植小米和大米最初二三千年时的一种模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农夫，因为他们想继续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到那时他们不能忽视邻居的存在，他们之间有联系，可能是基于交换而建立的一种联系。
柴尔德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表示一个经济社会的变化，实际上应该叫作农业革命或者农牧经济革命。他用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作为一种模式，但是他没有叫作十九世纪革命。新石器可能发生的早，也可能发生的晚。新石器是一个时代的名字，表明新的石器工具的使用，而不是一场革命的名字。
法国同行沿用了柴尔德的叫法并且变得更加糟糕，他们使用“新石器时代化”来表现采集狩猎者转变为农夫的变化。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使用过旧石器时代化这样的叫法。我已经提供了一个来自底格里斯河盆地的例子，那里在全新世的第一个千年仍旧森林茂密，采集狩猎者如何制作皂石的碗和杯子卖给农夫呢？
在西亚远距离的联系是基于两到三条河流的，但是多数要靠步行。在中国，有大河有小河。这些河流是史前时期的高速公路。从湖南到浙江，沿着长江用竹木筏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当我们分析长江流域的史前社会，尤其是分析野生水稻起源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在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仅有两条大河，一条是从土耳其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从土耳其到伊朗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西亚的第一个文明了，因为这里有所有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以及来自黎凡特北部核心地区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埃及是第二个文明，但是埃及一旦有了农业就发展的很快。
我们再谈一谈安纳托利亚，这是从黎凡特获取农业的地区。最重要的遗址是恰塔胡由克（Catalhuyuk）遗址。在遗址图上和照片上都可以看到房子之间是相互连在一起的，没有走廊。人们从房顶上通过梯子进入房子。问题是为什么建成这样呢？我想人们是因为害怕因此把所有的房子连起来以御敌。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宗教来解释这个。但是这也是一种大家都接受的社会行为。当一个房子里一个男子正在和老婆吵架的时候，三个房子以外的人都可以听到。但是这种变化发生在西亚的农业社会。
谈起中国，我知道的就很少了，对于农民的活动，我想稍微谈一下。如果水稻的种植在长江中游地区开始的话，它花了约三千到五千年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香港、广东和沿海地区，然后传播到东南亚。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当时是农业社会，南方是采集狩猎经济。搞清楚这两个社会之间的互动特征很重要。农民继续打猎，这可以从一些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鹿骨知道，采集狩猎者也狩猎鹿和其他动物。他们彼此抢夺资源。农民有更多的孩子需要继续向南扩展，从采集狩猎者手中获取土地，尽管一些采集狩猎群体能够适应农业。有两种假设需要被检验。在今后的20年，我们将会有大量的资料来认识中国和黎凡特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也将不得不考虑这些相似的问题。
向北向西，可以看到兴隆洼和大地湾文化，这是第二批种植小米的地区。小米沿着河谷传播，大地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向渭河迁徙。我认为现在仍然很难发现哪里是中国种植小米的核心地区，同样的问题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上，新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今天的看法。如果考古学家尽快发表他们带有碳十四测年的资料，那么更多的考古学家就可以思考这些问题。信息发表越详细越好。我很佩服目前已经取得的工作，我相信你们会继续做西亚考古学者做的工作，思考为什么采集狩猎者会变成农夫，后来农夫和采集狩猎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