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摘要在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内涵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县域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综合测评，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研究，并对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①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普遍存在，总体呈现中部>|部>西部的分布态势，高空心化区域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以及黑龙江―内蒙古一线，低空心化区域集中分布于青、甘、川、滇等省份及黄河中下游地区，2000―2010年空心化程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空心化率上升了7.14个百分点。②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全局强空间相关性，空间差异变大，空间集聚特征加强，高―高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川渝及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低―低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新、青、藏三省及云、贵、川交接带。③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体系、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城乡地域功能差异、农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三者共同作用于农村人口空心化。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村人口空心化；人口流动；时空分异；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1-0028-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3
Abstract：（英）摘要Based on the disse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hollowing and the county census data，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rural hollowing level. We us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and ESDAGI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its spatialtemporal spanersity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We found that： 1） Rural hollowing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ural hollowing out county in central region is higher than east region while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west region is the lowest. Areas with high hollowing rate are mainly in the east of Hu’s line， south of QinlingHuaihe and Heilongjiang， Inner Mongolia. Areas with low hollowing rate mainly lie in Qinghai， Gansu，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and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year 2000 to 2010， the phenomenon was deteriorated， with the percentage risen by 7.14%. 2） Rural hollowing has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spatial difference enlarged and aggregation enforced. Highhigh aggregations are distributed mainly in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as. Lowlow aggregations are mainly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Qinghai province and Tibet. There are also some aggregations in the junction of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 3）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its relevant institutional system， function differences result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resource endowment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of the rural areas affect the rural hollowing out.
Keywords：（英）关键词rural hollowing； population mobility； spatialtemporal spanersity； formation mechanism
一、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迁移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动力。人口要素不断向城镇集聚，促进了人力资本的重组，增强了城市活力，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创造与积累[1]，同时，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既而产生了一系列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人口空心化又将影响城乡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究竟何为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人口空心化在中国呈现何种态势，农村人口空心化缘何而产生？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内涵、格局与机理的研究。 农村发展与人口空心化问题是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前沿课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农村空心化的综合研究较多，专门针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关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定义与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已有研究普遍从农村人口减少、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等客观表现去理解农村人口空心化[2]。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综合测度是现有研究关注的重点，现有测度指标主要包括村庄户籍人口密度、村庄常住人口比重[3]、农村人口有效转移度、村庄人口集聚度、村庄人口中心度[4-6]。陈涛等则构建了包含在外居住户籍人口占比、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非农从业劳动力占比3个指标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测度指标体系[7]。现有指标体系较为完整全面，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测度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但是
现有部分指标数据难以获取，特别是缺乏省域以下尺度的农村人口基础数据，使得指标适用范围受限，难以全面客观反映全国层面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多指标体系能够综合表征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特征，但是也容易造成对人口要素本身的不重视，难以将指标统一到一个独立的测算公式中，有可能使得测度结果失真。
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对农村系统产生的不良结果[8]，城镇化发展的失衡是人口空心化产生的重要原因[9]，自然环境、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收入水平均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显著影响[10-11]。刘彦随等运用“推拉理论”揭示了农村人口空心化形成的动力机制[12]。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与发展机理具有模糊性、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特点，需要在统筹城乡两大地域系统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研究。而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研究中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其演进机制以及时空分异特征的关注更少。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城乡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13]，从县域层面研究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内涵出发，基于人口迁移视角对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评，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格局与时空分异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机理进行探讨，以期为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政策调控与城乡转型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借鉴。
一级标题
二、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内涵
人口要素不是简单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它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特征，并且社会属性是人口要素的本质属性。因而，农村人口空心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减少，对其内涵的解读需要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两个大的方面着手。农村人口空心化是由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化转移从而导致农村人口衰减的不良现象。农村人口的衰减体现在数量减少与质量下降两个维度上。在人口数量上，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直接表现是农村人口总量的减少；同时，由于青壮年人口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迁移的主要力量，并且农村非农化迁移人口内部不断“更新”，未实现市民化的老年农村流动人口返乡，青壮年人口不断补充进非农化迁移大军[14]，农村人口青壮年比重下降，少儿与老年人比重上升，使得农村人口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苹果核”结构。在人口质量上，农村面临着自身人口质量退化的严重问题[15]。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发展培育不足，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困难，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农村。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人走屋空”[12]，宅基地荒废化趋势加剧，衍生出土地空心化；大量青壮年农村人口外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三留守”问题突出；农村人口空心化致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下降，劳动力质量退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后劲不足，进而产生产业空心化。可见，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原因。
综上，我们认为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进行非农化迁移，致使农村人口衰减，人口质量下降，农村人口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苹果核”结构，进而衍生出土地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系列问题的不良演进过程。农村人口空心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在农村人口层面的反映，本质上是以农村人口空心为触发点引致的农村地域社会经济功能的整体退化。
一级标题
三、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格局
二级标题1.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综合测评
当前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地区上述测度方法中所涉及的指标数据。鉴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考虑到我国县级行政区划中的行政区主要指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即通常指的城市地区（暂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而县（市、旗）行政单元中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非农化迁移的重点区域。因而，姑且将县（市、旗）行政单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当然该种技术处理方法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本文所用测度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数据均为2000年、2010年中国各县（市、旗）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实现2000年、2010年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剔除2000年样本中在2000―2010年间“撤县（市、旗）O区”的样本，最终研究样本为1961个。
2000年研究涉及的1961个县（市、旗）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但也有189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呈现实心化状况，其中广东省的紫金县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最为严重，农村人口空心化率高达39.36%；2010年也大面积出现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仅有145个县（市、旗）的农村人口呈现实心化状况，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额尔古纳市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最高，达到57.08%（见表1）。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在2000年、2010年两个时间截面均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总体分布态势，2000年中部、东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中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与东部、西部进一步拉大，中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74个百分点，东部、西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县域层面的人口迁移与省际人口迁移呈现不同的面貌，不再呈现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单一特征，中部的县（市、旗）依然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迁移的重点区域，东部则呈现农村地区向本省周边城市迁移的近距离迁移特征。2000―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农村人口空心化率上升了7.14个百分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农村人口空心化率分别上升5.0
3、8.
3
8、7.66个百分点，其中中部、西部涨幅分别达到100.48%、152.29%。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以农村人口空心化率为基本属性值，以0与均值为分界点将中国1961个县（市、旗）划分为实心化区、低空心化区、高空心化区3大类，并运用ArcGIS 10.2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如图1所示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以下空间分布特征：①实心化区集中分布在中国大西北的新、青、藏交接地带，散布于西南地区，2010年有向东小幅蔓延的趋势。②2000年低空心区集中分布于青、甘、川、滇等省份，呈块状分布于陕、晋、冀、鲁、豫等黄河中下游省份，散布于华中地区、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南部沿线，2010年胡焕庸线沿线低空心化区域面积增大，分布于陕、晋、冀、鲁、豫等省份的块状面积有所缩减。③高空心化区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大致沿胡焕庸线方向呈带状自黑龙江贯穿至内蒙古西部，散布于东北、河套地区，2010年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地处高空心化区的县市增多，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的高空心化区域面积有所缩小。
为进一步分析2000―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演进规律，将研究涉及的1961个县（市、旗）的2000年、2010年农村人口空心化率进行差值处理，以0、均值为分界点将1961个县（市、旗）划分为改善型、低增长型、高增长型3大类。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改善型县（市、旗）散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与内蒙古局部地区，可见西部县（市、旗）农村人口流失状况有所改善；高增长型县（市、旗）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河套地区、黄土高原南部、新疆西北部也有分布；低增长型县（市、旗）集中分布于青、藏、甘、川、滇交接处与胡焕庸线两侧，散布于广大华中、华东、华南地区（见图2）。研究表明在县域层面人口密集的胡焕庸线以东区域的县（市、旗）也是农村人口跨县迁移的重点区域，湘、鄂、赣、豫、川、渝、贵等省（市）县域农村人口流失依然严重。
二级标题2.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时空分异
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在对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进行综合测评之后，拟采用核密度估计、ESDAGIS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以便更深入地刻画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格局。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能够避免主观设定参数对结果带来的不良影响。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整体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运用Stata 12.0软件，剔除个别异常值绘制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核密度分布图（见图3）。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 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核密度分布曲线较2000年均出现大幅度右移，表明2000―2010年间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大幅度上升，其中中部地区曲线右移幅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表明中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恶化态势明显。核密度分布曲线峰值下降、波宽增大，曲线逐渐扁平化，厚尾态势明显，表明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空间差异逐渐变大，且集聚态势更为显著。对比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发现中部地区曲线“尖峰”态势更为明显，表明中部地区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内部差异较小，这与表1所显示的中部地区变异系数较小的结论是一致的。2010年西部地区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出现小幅波动，表明西部区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有多个集聚类型。
运用ArcGIS 10.2软件绘制2000年、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LISA集聚图（见图4）。200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高―高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散布于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2010年高―高型集聚区域扩展至川渝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200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低―低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新、青、藏三省以及云、贵、川交接一带，散布于环渤海、长三角区域，2010年新疆部分县（市、旗）退出低―低型集聚区域，低―低型集聚区域扩展至内蒙古西部c黑龙江西北部地区。低―高型、高―低型区域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
一级标题
四、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机理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探讨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机理是农村人口空心化政策调控与治理的基础。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是城乡地域社会经济系统摩擦、碰撞、交融的结果，受农村自身禀赋条件的影响，与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紧密相关，也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原因。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体系是农村人口空心化产生的根源性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在短期内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17]。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体系，使得城乡分割发展，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等均呈现明显的二元特点。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背后隐藏的户籍身份福利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体现，城乡二元结构下造成的城乡发展差异驱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形成农村地区的人口空心化现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引致了地政管理分治和城乡土地市场分割[15]，使得农村地区的土地保障功能欠缺，农村人口非农化迁移的推力增大，拉力减小。二元公共服务体系下的城乡基础设施差异与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地区发展差异，也会进一步刺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迁移，加剧农村人口空心化。社会管理体制下的城乡分治，是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15]，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农村长期陷于“发展凹地”，迫使农村人口外出经商务工，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显现。
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城乡地域功能差异是农村人口空心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体系与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中国城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由此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较大，城乡就业与发展机会大相径庭。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农村人口流向社会经济发达地区，以谋求更高的收入以及就业与发展机会，致使农村人口空心化愈演愈烈。其中城乡地区收入差异以及农村非农化迁移人口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农村人口空心化产生的直接原因。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会进一步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周边农村地区的人口会进一步减少[18]。中国人口迁移呈现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迁移的态势[19]，高农村人口空心化区域的县（市、旗）在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集聚，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域农村地区人口向周边发达城市地区近距离迁移均体现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城乡地域功能差异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影响。 农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基础诱因。在劳动力相对富余的农村地区，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人均耕地面积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迁移初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地矛盾驱使农村人口进行非农化迁移。农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农村人口非农化迁移推力的大小，影响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速率，新疆、西藏等地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低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与社会文化条件有着密切联系。农村所处的区位条件也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处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人口密集、经济状况较好，同时也是高农村人口空心化县（市、旗）的集聚区域，原因在于该区域的农村人口相较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交通距离近，有着便利的非农化迁移条件。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体系、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城乡地域功能差异和农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同时也共同作用于农村人口空心化（见图5）。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机理具有模糊性、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的特征，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政策调控与综合治理需要立足于形成机理。
一级标题
五、结论
本文在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内涵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县域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迁移的视角对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综合测评，运用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其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并从统筹城乡两大地域系统的综合角度对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进行非农化迁移，致使农村人口衰减，人口质量下降，人口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进而衍生出土地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系列问题的不良演进过程，是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在农村人口层面的反映。
（2）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在研究涉及的1961个县（市、旗）普遍存在，在两个时间截面上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均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总体分布态势；高空心化区域集中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以及黑龙江―内蒙古一线，低空心化区域集中分布于青、甘、川、滇等省份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2000―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空心化率上升了7.14个百分点，高增长型区域同样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低增长型区域主要分布于青、藏、甘、川、滇交接处与胡焕庸线两侧，改善型区域散布于青藏高原、东部等地区。
（3）2000―2010年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大幅右移，峰值下降、波宽增大，曲线逐渐扁平化，表明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大幅度上升，且空间差异变大，集聚态势更为显著。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层面，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数，人口空心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000―2010年东部、中部地区集聚水平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高―高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2010年扩展至川渝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低―低型集聚区域集中分布于新、青、藏三省以及云、贵、川交接带，散布于环渤海、长三角等区域。
（4）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体系是农村人口空心化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城乡地域功能差异是根本原因，农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是基础诱因，三者共同作用于农村人口空心化。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较为突出且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需要从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财政与金融支持、产业培育等多方面深化改革，多措并举，从根本上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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