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摘要利用中国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型人才区际流动视角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区域创新在其中的异质性杠杆作用及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整体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两极分化现象有所加剧，各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就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但这种阻碍作用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此外，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能明显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但区域创新的这种杠杆作用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对于全国、东部及西部地区而言，随着区域创新能力跨越两个门槛值，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阻碍→不显著→促进”的演化特征，而对于中部地区，其演化规律则为“阻碍→促进→不显著”。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杠杆效应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121.3；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1-0048-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5
Abstract：（英）摘要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3 to 2015，this paper built spatial weight matri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terregional flow，investigated the heterogenous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heterogenous leverage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from regional innov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1） during the investigated period，Chinas overall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e ceaselessly with the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increased，and there is the “beggarthyneighbour”phenomenon around the overall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country and the western region，population aging hinders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but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eastern region，additionally，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region；3） the ascens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preven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ing to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but as far as central region，the leverag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4） for the whole country，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with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leap over the two threshold value，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ppears the evolution of the “block→not significant→promote”，but for the central region，its evolving regularity is “no significant→block→promote”.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英）P键词population aging；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regional innovation；leverage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退，预计2050年左右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0%―40%，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一方面会造成劳动者智力体力供给在生产活动中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有效劳动力供给的降低，经济发展必然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智力体力供给能否适应这一产业调整，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然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向结构要动力，那么，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会不会阻碍“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于具有大国经济特征的中国而言，二者的关联性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此外，当人口老龄化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相叠加时，区域创新又会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形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延续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已逐步引起学界关注[2-4]。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是老年人口的智力体力供给层面；二是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层面。
从智力体力供给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些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增加，参与经济活动的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中中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的不断上升，而他们又是劳动力市场最活跃和最重要的人[1]，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年龄的增长会使得他们在推理能力、快速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等方面有所下滑[5]，参与经济活动时的智力和体力供给也随之降低。罗杰（Roger）和沃斯曼（Wasmer）以法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商贸业三部分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考察年龄结构的老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步入中年以后，劳动者的智力体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显著降低，阻碍产业升级[6]。此外，汪伟等也持类似的观点，并认为劳动者年龄结构的老化会加大劳动者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难度和成本，使得老年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向高级化发展的需要，导致结构性失业普遍存在，最终制约产业结构升级[7]。然而，哈希莫特（Hashimoto）和特贝特（Tabata）对此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通过构建开放的两部门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就业结构问题，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促使劳动力由非保健部门向保健部门转移，加大医疗、养老等行业劳动力供给，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8]。
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学者们的观点大致相同，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刺激老龄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艾瑞哈德（Ehrenhard）等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改变其消费结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服务的需求[9]。而安萨（Ansah）等则从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提升方面说明了人口老龄化会推动新型老龄化产业的发展[10]。茅锐和徐建炜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具有非常稳健的关联，消费者年龄是消费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不同年龄的人在消费数量、消费结构以及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11]。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引致与老年人需求相关的产品需求增多，引致医疗保健业、老年家政行业、老年旅游业、老年教育业等行业加速发展，而这些行业大多属于第三产业，因此，老龄化加剧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2]。此外，陈颐和叶文振[13]、尼基蒂娜（Nikitina）和沃尔索娃（Vorontsova）[14]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可以看出，学者们分别从不同层面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研究所持的观点仍存在较大差异，经验分析的结果往往存在^大分歧，例如，汪伟等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还是全国范围，人口老龄化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与此同时，刘玉飞和彭冬冬将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依赖性予以考虑，基于供需两侧，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就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而言，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显著的[12]，可见，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研究结论。另外，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处在10%左右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这一水平尚不及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5]，但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2000年左右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节点[16]，此后，中国的老龄化现象一直存在，且老龄化程度仍在逐年加深，从而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如汪伟和姜振茂从个人、企业、地区及国家各层面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既可能通过减弱劳动者的身体脑力机能和工作动机、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及增加国家养老支出等方式，阻碍技术进步；也可能促使人们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促进技术进步[17]，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18]。由此可以看出，老龄化作为“劳动要素”的一种年龄特征，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转型时期，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现有研究将人口老龄化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割裂开来，忽略了区域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尽管部分研究在理论机制和政策建议部分做过相关探讨，但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因此也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区域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进一步地，对于这种作用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及其演化规律则关注更少。
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与已有研究忽略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空间因素[7]以及从静态视角考虑空间依赖性[12]不同，本文将研究背景置于创新型人才区际流动视角，从更基础端的要素流动层面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空间依赖性予以控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层面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影响；二是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作为本文的另一重要研究背景，考察区域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时的异质性杠杆作用；三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就区域创新杠杆作用的演化机制进行分析，以期深入认识区域创新、人口老龄化及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基本模型构建
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的特征[19]，已有的研究已然表明，区域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0-22]，忽视空间效应的研究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误。因此，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技术考察人口老龄化、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一般来看，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
关于SAR与SEM模型估计结果的选取，一般是通过比较两个拉格朗日乘数及其稳健形式，进而判别何种模型更为适宜，若LMlag比LMerr显著，则采用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较适宜，反之则采用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若二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其稳健形式，比较原则同上。 2.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现有研究中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邻接矩阵（0―1矩阵）、经济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
已有大量研究对三类权重矩阵的具体含义及计算方式进行了说明，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予赘述。，分别从地缘相邻、经济关联以及区际距离三个方面对变量之间的空间依赖性进行考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相关性主要是来自于要素流动形成的空间交互效应[24]。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言，其空间依赖性更多地来自于由创新型人才区际动态流动所形成的空间关联效应，而上述三类空间权重矩阵并不能从更深层次的要素流动视角去考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依赖性并对这种空间效应予以控制。引力模型常用于分析两地区的空间联系[25]，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拓展运用，现已成为研究要素流动引起空间关联效应的重要模型[26-27]。本文借鉴这一成果，从创新型人才区际流动视角入手，运用引力模型构建本文空间计量模型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借以从更基础端的要素流动层面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依赖性予以控制。本文将地区R&D人员视作创新型人才，区际创新型人才流动引致的空间关联强度可表示为：
本文选取Silverman最佳带宽和Epanechnikov核函数，分别对200
3、200
6、200
9、2012和2015年中国省际产业结构层级分布进行了核密度估计，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中国省际产业结构层级分布状况出现明显改变，具体来看：一是核密度曲线逐年向右推移、左端尾部明显抬高，说明中国省际产业结构整体上呈现出逐年优化的趋势，然而根据曲线向右推移的速度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依旧很缓慢，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即第
一、
二、三次产业的比例调整问题，与某一特定行业的发展不同，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牵涉到各次产业中各行业的发展，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变化过程；二是核密度分布曲线的波峰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而右侧尾部并没有抬高，说明中国省际产业结构层级两极分化的现状有所加剧。
（2）人口老龄化程度（aging）。老年人口抚养比已被众多学者视为衡量一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指标[29]，考虑到地区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本文参考已有研究[30]，采用地^老年人口抚养比表征人口老龄化程度。图2描绘出了2003年和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布图。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较深的地区逐渐增多，这说明了考察期内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加深，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变化幅度并不大，大部分区块的颜色并没有明显变化，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变化过程。此外，从分布特征上看，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以及西南地区，中部地区在各时间点上都是老年人口的重要容纳区，而西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
（3）区域创新能力（inno）。由于专利包含了大量的技术信息，能够较好地体现创新活动的产出水平，同时专利数也较易获取，因而，现有的文献通常采用专利数来表征地区创新能力[31]。专利大致分为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其中，发明专利最能体现地区创新能力，因此，本文参考白俊红和卞元超的研究[32]，对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赋予0.
5、0.3和0.2的权重，最终算出三者的加权平均值用以衡量地区创新能力。
（4）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①城市化水平，武春友等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人口集聚效应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力[33]，本文将地区开放水平予以控制，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城市化水平，记为urban。②开放水平，王丽和张岩指出对外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因素[34]，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地区开放水平予以考虑，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征，并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将进出口总额的单位转化为人民币，记为open。③政府干预力度，张莹和王磊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干预会显著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甚至会造成一定的产业趋同效应[35]，本文将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予以控制，采用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干预力度，记为gov。④基础设施水平，吴福象和沈浩平指出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选择”机制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助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36]，本文借鉴刘秉镰等学者的做法[37]，采用各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数来表征地区基础设施水平，记为inf。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4.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同时，本文还参考了考察期内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严重，本研究暂时不予考虑。最终对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研究。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系数进行估计时，由于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对于空间自相关模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其估计值不仅有偏而且不一致，而对于空间误差模型，其估计值无偏但不具有效性，因此，本文将采用埃尔霍斯特（Elhost）提出的空间面板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经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选择固定效应SAR模型和固定效应SEM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经检验，除西部地区主效应模型的LMerr比LMlag显著以外，其他模型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均支持采用SAR模型。限于篇幅，具体检验结果不做赘述。进一步地，在比较对数似然函数值、拟合优度等数值后，本文报告了四类地区两种效应模型的最优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全国范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系数ρ及空间误差系数λ均显著为负，这说明这些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邻”并非地理区位上的邻近，而是由创新型人才区际流动而形成的创新空间关联[32]，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会阻碍与其存在创新空间 关联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事实上，人才的区际流动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中西部地区人才储备并不多，并且，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大量优秀人才都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若中西部某一地区吸引了关联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入，则会造成流出地产业发展过程中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缺失，进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而这种负面作用超越了技术溢出带来的正向作用，因此，在中西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存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以邻为壑”的现象。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空间自相关系数ρ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会对创新空间关联地区形成正向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创新型人才在东部地区的区际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大于负面作用。
模型
（1）、
（3）、
（5）、
（7）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视角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看，人口老龄化明显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刘玉飞和彭冬冬的研究结论相左[12]，
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此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这与汪伟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7]。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域异质性。然而，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不同区域视角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负两方面驱动力的净效应不一样。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参与地区经济活动的有效劳动力、缩减劳动者体力供给，阻碍第二产业内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劳动者脑力、技能的下降，特别是当劳动者接近退休年龄时，其工作动机的削弱，均会造成劳动生产率降低，阻碍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最终制约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制约人力资本积累，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地方政府需要拨付相当比重的财政经费用于老年人口社会保障支出，从而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侵占”地方政府的教育和科研经费支出，制约地区人力资本积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然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东部地区并非占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医疗服务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给地方政府和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因而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也较弱，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促进第三产业中消费型服务业发展，因此，在正负两方面的驱动力相“中和”时，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作用并不显著。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智力供给和人力资本水平，但这种负面影响会被“银发经济”明显“稀释”，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本身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储备和相对完善的产业发展体系，这为服务型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现实基础，此外，东部地区吸引了中部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导致中部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老龄服务和产品需求加大，与老龄化相适应的消费服务型产业获得发展空间，从而催生出“银发经济”，因此，人口老龄化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净效应是积极的。但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则明显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这主要与西部地区自身发展条件有关：第一，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较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削弱这一地区的劳动者智力供给，影响产业发展。第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的阶段[38]，催生“银发经济”的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在自身产业体系发展不健全的情形下，与老龄化相匹配的消费服务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因此，与中部地区不同，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促进本地区服务型经济发展。第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财政税收和居民收入尚不及东中部地区，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尤为突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挤出”西部地区教育、科技投资，因此，综合来看，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就全国整体而言，由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层级不高、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要强于正面作用，因而全国层面的aging系数显著为负。
模型
（2）、
（4）、
（6）、
（8）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视角考察了区域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杠杆效应”。注意到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inno*aging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有效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损失，推动第二产业内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是第
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显著推动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第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第
二、三产业整体发展，因此，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有效改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于中部地区，区域创新的“杠杆效应”并不明显，原因可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由于东部地区自身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储备和相对完善的产业发展体系，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人口老龄化则主要通过刺激与老龄化相适应的消费服务型产业发展，进而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中部地区创新能力并不强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二是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集中表现在推动消费型服务业发展，而区域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且中部地区创新能力并不强，因此，区域创新对消费型服务业的积极影响较弱；三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过度的创新活动甚至会将市场目光吸引到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进而对消费型服务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客观上不利于人口老龄化通过驱动消费性服务业、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总的来看，中部地区区域创新不能显著“撬动”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对于控制变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从全国整体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西部地区而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供给有利于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进一步讨论
上述研究表明，区域创新的“杠杆效应”普遍存在，但其仍然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如中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强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其他地区的区域创新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但其作用力大小也不尽相同。为了深入全面地探究区域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充分发挥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区域创新杠杆作用的演化机制。
由表3可以看出，全国及东部地区区域创新的杠杆效应均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双重门槛效应均在0.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了更深入地探究区域创新杠杆作用的演化机制，本文最终采用双重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地区而言，区域创新在“撬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对应的门槛值也存在较大差异。就全国层面而言，区域创新发挥杠杆作用的过程中存在5.496和9.213两个门槛值，当区域创新值低于5.496时，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当越过5.496而低于9.213时，人口老龄化的系数为正，尽管不显著，但也可以说明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明显减弱，而当创新值越过9.213时，人口老龄化能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尽管东、西部地区区域创新的门槛值各不相同，但其在发挥杠杆作用时也存在与全国样本类似的演化特征。这也说明在适应老龄化趋势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应当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发展，减缓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负向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当区域创新值低于第一门槛值5.491时，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当越过第一门槛值而低于第二门槛值8.194时，区域创新的杠杆作用最为明显，此时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当区域创新值进一步加大时，区域创新的杠杆作用明显减弱，不能显著“撬动”人
口老龄化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正如前所述，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主要是通过发挥服务需求效应、提振消费型服务业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进化，然而，过度的创新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目光吸引到制造I或生产性服务业，并对消费型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消费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客观上不利于人口老龄化通过驱动消费性服务业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五、结论和启示
自2000以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仍在逐年加深，本文关注的是，这一现状究竟会对转型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何种影响，进一步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能否通过提高地区创新能力，从而发挥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外部性。为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层面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区域创新在其中的杠杆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创新杠杆效应的演化特征。本文的主要结论有：①尽管在13年间中国整体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但两极分化的现象有所加剧，并且，全国、中部、西部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均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②从全国范围和西部地区来看，人口老龄化阻碍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但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阻碍作用并不明显，相反，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③从全国范围和东、西部地区看，区域创新的杠杆作用明显，即创新能力的提升能明显弱化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作用，然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区域创新的杠杆作用并不显著。④区域创新在发挥杠杆作用时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对于全国、东部及西部地区而言，随着区域创新能力跨越两个门槛值，人口老龄化由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转变为影响作用不显著，最终表现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则表现出“阻碍→促进→不显著”的演化特征。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吸引东部地区人才流入中西部地区和改善中西部地区人才交流模式，化解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以邻为壑”的现象。积极倡导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改善中西部地区创新型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破除阻碍东部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入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中西部地区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创新型人才存量，缓解中西部地区内部在创新资源上相互竞争的局面。对于中西部地区内部，在吸引人才区际流动、推进地区人才交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鼓励区域之间通过项目合作、联合培训、协同创新等方式促进区域间技术溢出，尽量避免“买断式”的人才引进方式，以此化解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以邻为壑”的现象。
第二，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未来的20至3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并进入老龄化深度发展期，而中国经济具有大国经济特征，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各地区要顺应老龄化发展趋势，化危机为契机，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要着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税收、养老、医疗等宏观改革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匹配协调，减轻老年人给社会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挖掘老龄产业的市场需求，充分释放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进而推动消费型服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西部地区，不仅要大力推动与老龄化相匹配的服务型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模式，引进东中部人才，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在校学生延长受教育年限以便于更为深入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此外，企业、学校要积极组织员工和教师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并充分发挥老年人口在技能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实现由“人口数量”优势到“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削弱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撬动”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表明区域创新的杠杆作用是显著的，提升创新能力能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促进人口老龄化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此外，地方政府要为创新主体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完善制度供给，优化创新环境，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的补助津贴，设立科研奖励基金，激励科研人员从事技术创新活动，通过减免税收或加大研发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同时，也要注意到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创新的杠杆作用是非线性的，过度的创新投入以及创新关注度甚至会对消费型服务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不利于人口老龄化通过驱动消费性服务业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要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组合，既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创新环境、加大创新投入来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又要充分关注老龄化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驱动作用，为老年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创新的杠杆作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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