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比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15岁以上人群的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NI水平，发现这两者并不完全匹配。新加坡平均受教育年限只相当于阿根廷的水平，但是人均GNI仅此于美国和日本；俄罗斯则恰好相反，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低于美国，但人均GNI只达到拉美国家的水平。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发现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教育政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而俄罗斯的失败正是由于教育政策追随错误的产业政策，而没有真正符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对中国而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紧随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如果产业政策符合国家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教育政策应该与产业政策相一致；如果产业政策不合理，那么教育政策应该根据禀赋结构，超越错误的产业政策，并反过来引导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产业结构；教育水平
一、 引言
人力资本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的教育体制和相关政策 决定了长、短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制定并实施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长远意义。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文献中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回报”问题。关于教育的个人回报的实证文章比较多，主要通过个人受教育后的工资收入的增长来衡量。在微观计量中，经济学家运用比较成熟的计量方法，通过寻找随机实验或政策冲击等，来检验教育对个人回报的影响。与之相对，教育的社会回报指的则是教育促进的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GDP）增长的总体影响。研究教育的个人回报作为劳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关于教育的社会回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一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变量过多，在普通的横截面和面板数据回归中，很可能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教育水平本身也是内生的，与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实证分析中很难将教育政策的效果从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单独分离出来，导致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出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数据、技术两方面的约束，已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往往直接忽略教育制度的内生性问题，主要立足于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跨国的面板数据中检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Barro（2000）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搜集了包括各个收入水平在内的将近100多个国家1960年～1990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以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作为教育的测量指标，视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并控制了人均产出水平、政府消费占产出的比重、法制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汇率等等因素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这种正向作用对OECD国家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这些国家可能已经进入平衡增长的路径，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出水平上，而不能再在经济增长率上反映出来。
二、 各国教育水平与人均产出
正如前面提到的，已有的实证研究没有考虑教育程度本身的内生性，其作用可能被高估。为了更细致地考察不同国家之间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差异，进一步探究教育制度本身是否独立地起作用，本文研究了东亚、拉美和北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主要国家，通过搜集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数据，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
本文选取的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仍然来自于Barro和 Lee的数据。该数据分年龄、分性别地统计了受到不同程度教育的人群占总人群的比例、受教育年限等，其中每五岁为一个年龄组群。本文分别选取了15岁以上和2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图示结果来看，两者差别不大，因此这里主要报告以1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教育水平的结果。本文选取的人均产出指标是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人均GNI水平。之所以用人均GNI而不用人均GDP，是因为世界银行构造GNI指数主要就是调整了汇率水平以便进行更广泛的国际比较，它常常作为世界银行划分不同国家为高等收入、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的依据。
对比不同地区各个国家（地区）的教育程度和人均GNI的相对水平，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是人均GNI越高的国家，其教育水平就越高。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六个国家中人均GNI最高和最低的国家，这两国的教育水平也分别位居第一和倒数第一。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严格按照这个规律，比如韩国和俄罗斯15岁以上人群的受教育年限都处在和日本相同的水平上，但是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低于日本，甚至香港，尤其是俄罗斯，人均GNI仅超过中国。
如果比较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教育程度和人均GNI水平，并以新加坡作为主要的对比对象，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新加坡并不是该地区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它仅仅与泰国并列第二，并且1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位居第一的马来西亚小了近一年。然而，新加坡的人均GNI水平远远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与之教育水平相当的泰国，其人均GNI处于以上东南亚国家最低之列。
拉丁美洲的经济规模较大的六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和阿根廷。从各国的教育水平和人均GNI来看，更高的教育水平确实会带来更高的人均GNI，但是巴西以最低的教育水平却获得了第二的人均GNI水平，而古巴15岁以上人群的受教育年限最长，其经济发展水平仅高于哥伦比亚，落后于其他国家。
为了进行跨地区之间的比较，本文选取了东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经济规模比较大的10个国家进行描述。美国的教育水平仍然是世界第一，东亚、东南亚的几个发达国家（地区）次之，拉美地区再次。其中，对于教育水平，中国和巴西、哥伦比亚处于最低国家之列；对于人均GNI水平，中国仍然与哥伦比亚处于最落后的水平。之前我们发现的国家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上。新加坡的受教育程度仅高于中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只与阿根廷相提并论，甚至还略低，但是其人均GNI只低于美国和日本，甚至有迎头赶上日本的趋势。相反，俄罗斯可谓是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的一个失败案例。俄罗斯的受教育程度仅仅低于美国，但是其人均GNI只达到拉美国家的水平。 三、 教育制度对比：俄罗斯和新加坡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主要剖析了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试图识别出两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尝试进一步求本溯源，探究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新加坡教育体制及其特点。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中学毕业后的教育阶段都实行了学生分流制，分流制是新加坡教育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分流制主要是在每个一个阶段教育完成后分别进行标准化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学生被分配到不同进度和要求的班级，接受有差别的教育。在中学和中学毕业这两个阶段，教育被分为两种体制，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种教育体制并存是新加坡教育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这两种教育体制，但是在新加坡，学生是可以在这两种体制之间实现流动的。新加坡教育的成功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1）紧随经济转型的特点调整教育政策。新加坡经济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五个重要的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工业化，再到建设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和全球创新中心。每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不同，依靠的支柱产业也不同，因此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都有所不同，然而，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新加坡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战略和教育政策。
（2）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双轨制运行。新加坡教育双轨制的实现在于教育分流政策，即根据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决定下一步教育的方案。但是两种体制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在新加坡，学生实际上是在这两种体制中不断流动的，落后的学生可以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再次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更高教育等级。虽然分流制受到一些诟病，比如分流的年龄过早导致判断可能失误，另外可能造成学生心理压力过大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教育双轨制的实行有利于提高教育资源的投资效益，整体上实现教育机会公平的需要，并且通过对学生因材施教，提升教育质量。
（3）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新加坡的精英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相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新加坡的义务教育制度不仅实施得晚（直到2003年才开始），而且规定的年限低于许多经济实力还没有如此发达的国家。所以新加坡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并不是倾斜的，这也造成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结果，即新加坡15岁以上人群的受教育年限并不是很高。但是，另一方面，新加坡对于精英人才的投入却非常巨大。新加坡教育中的层层选拔可以甄别出那些有学术潜能和较好语言能力的学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集中力量对这部分精英进行重点培养，使精英人才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2. 俄罗斯教育体制及其缺点。俄罗斯发展就远不如新加坡幸运，虽然仅仅从教育体制上的框架上来看，两国差异不大，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俄罗斯的教育体制和政策确实存在诸多诟病。俄罗斯的教育体制中也主要包括了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两部分，完整的普及教育年限为12年，学生可以完成普及教育之后再进入普通职业教育的范畴，也可以完成两个阶段的普及教育就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是囊括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之内的，包括本科、硕士、副博士和博士这几个阶段。俄罗斯教育体制的失败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前苏联高科技人才辈出，但没有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的推动力。俄罗斯前身苏联曾经是世界闻名的教育强国。虽然在许多基础科学和技术领域，前苏联拥有非常强的人才储备，但是由于经济结构严重向工业部门甚至重工业部门倾斜，因此整体来看苏联的人均产出并不如人意。苏联解体之后，一方面，虽然俄罗斯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着世界先进的地位，经济结构也有所调整，但是先进技术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有莫大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产出持续负增长，俄罗斯教育经费下降，导致大批人才流失。
（2）教育经费锐减，但规模依然持续扩张，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俄罗斯教育规模庞大，不仅拥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甚至实行11年制义务教育，教育法明文规定实施免费教育。在教育经费锐减的情况下，教育规模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持续扩张。然而，隐藏在这种平均受教育年限虚高的背后的，是俄罗斯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在国际比较调查研究中，俄罗斯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掌握方面具有较高水平，但是在应用这些知识方面以及在信息处理和表达自身的观点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的同龄人。
（3）教育经费都严重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导致整体效率下降。俄罗斯的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比例严重失衡。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倾斜是俄罗斯政府的决策，与高等教育相比，中学及其他层次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少。由于小学和中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因此忽略初等教育而直接投资高等教育这种倒金字塔形的教育投资策略导致整个俄罗斯教育投资的效率降低。
（4）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严重割裂。与新加坡通过标准化考试成绩区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方式不同，俄罗斯的初等职业教育一直在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即对学生提供一系列社会支持，包括免费食宿、奖学金和免费服装。在俄罗斯，职业教育的原则不是因材施教和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培养适当的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另外，俄罗斯多年来形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界限分明的传统。学生在两种体制之下的流动性很差，处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很难获得职业升迁的宽广前景，很难获得与综合大学生相同的地位。
四、 对中国的启示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存在受教育年限和人均GNI不匹配的现象。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利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国教育水平，可能忽略了教育质量。第二，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匹配。而后者可能是造成两国教育政策效果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多元分析中，我们通常要在回归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以剔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不控制其他因素，往往会产生遗漏变量的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假设产业结构是否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是决定人均GNI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只有我们控制了这个因素之后，才能够看到教育水平对人均产出的真正影响。另外，教育政策本身是内生决定的，教育制度可以说就是由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决定的。因此，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异不仅在于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差异，更在于它反映出来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的差异，而最终教育政策的成败则取决于两国的教育体制是否与该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 新加坡教育的成功来自于新加坡始终坚持教育服务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原则，而产业和经济发展又始终以要素禀赋为核心，不好高骛远，盲目超越，也不妄自菲薄，措施发展良机。新加坡的产业升级保持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渐进式的教育水平提升与之相得益彰，提高了教育投入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却没有成功地促进经济发展，两者严重脱钩。他们的教训来自于教育发展的不切实际和只求速度不求质量。最终教育不仅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效果，还造成资源浪费。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也始终是热点问题。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从恢复高考，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再到高校扩张，都引起过巨大的讨论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时至今日，如何同时实现教育的效率和公平，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质保证，仍然值得探讨。
从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教育制度及其对经济结果产生的不同效果来看，对中国的启示应该也立足于两方面：第一，中国的教育改革更多地应该落实到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职业学校教师质量特别是职业技能的提高，更体现在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型教育的重视。第二，中国的教育体制应该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产业政策的结构相匹配。对中国而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始终也应该紧随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如果产业政策符合国家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教育政策应该与产业政策相一致；如果产业政策不合理，那么教育政策应该根据禀赋结构，超越错误的产业政策，并反过来引导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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