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著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