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法律原则，或多或少都有着宗教渊源。《圣经》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载体，其间蕴含的法律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如一则《圣经》故事，耶洗别陷害拿伯案中体现的公义价值、审判权的归属，以及与证据制度相关的宣誓、证人义务、交叉询问、证言证明力的强弱、诬告反坐等等都于我们了解西方现代诉讼制度大有裨益。
关键词 公义 法律信仰 证人宣誓
作者简介：梁露，武汉大学。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这一经典论断极其精炼地概括了法律信仰对宗教信仰的依附性。在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西方国家，法律与宗教已然密不可分，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大基本手段。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法律原则，或多或少蕴含着宗教渊源，作为基督教教义的重要载体，《圣经》蕴含着丰厚的法律思想，诉讼文化的光芒在其间熠熠生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证人作证以前必须手持《圣经》进行宣誓，便是西方司法活动中历史悠久的传统。鉴于笔力有限，本文力图回归到《圣经》文本，通过一则小故事作引以窥豹斑，探寻圣经中存在的诉讼文化内涵。
一、一则引人深思的故事――遭诬告拿伯屈死
圣经中记载有一个美丽王后耶洗别杀拿伯的故事。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位置接近亚哈王德王宫，在以色列人眼中，葡萄园应属于亚哈的私产，亚哈王意图将拿伯的葡萄园据为己有，拿伯尊耶和华之名拒绝了亚哈的要求。亚哈无奈回宫，王后耶洗别听完事情原委，心道：岂有此理！国王的权威如何能屈从于小小葡萄园主。于是信仰其他教派憎恶上帝的耶洗别心生一计，她冒用亚哈王之名写信给拿伯所在城市的长老贵胄，让他们叫两个匪徒做假见证，诬陷拿伯亵渎了神和王，然后把拿伯拉出城外让民众用石头打死。长老贵胄听命行事，致使拿伯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最终上帝借先知之口，告知众人耶洗别谋害无辜将遭到严厉惩处。
多行不义必自毙，此类的教育启迪显然不是本文重点。梳理诬告案件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拿伯之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审判过程，长老贵胄作为享有权威的裁判者，两个歹徒作为证人出席审判并在众人面前伪证，长老据此定罪科刑处死受审者拿伯。本文拟从审判与审判权、证据制度等角度加以分析。
二、审判与审判权
（一）公义――审判的价值追求
首先，我们注意到《圣经》中审判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惩罚犯罪本身，而是为寻求公义。公义，按照神的标准指公平公正。公义二字贯穿《圣经》，意在表现上帝的本质属性。诗篇赞曰“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篇》19：9）诗篇亦有言：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出埃及记中也未脱离“公义”：“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接受上帝的律法，“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上帝的公义属性决定了不可违逆的圣约律法，在神的旨意下行的事应当是追求公义价值的。
（二）审判权的归属
1.上帝行使最高审判权。耶洗别最终遭受的刑罚出自上帝之口，显而易见，在《圣经》中，最高审判权属于耶和华。“他（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审判万民。”（《诗篇》9：8）“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2.以上帝之名行使审判权。上帝之下，有可借上帝之名行使审判权的人。《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记载摩西行使审判权的事例：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出埃及记》18：16）长老可以审判。长老尊耶洗别之名审判拿伯并处死他，可见长老拥有一定的审判权。《申命记》特别提到了长老会议作为地方的常设法庭解决纠纷的职能。“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治死。”
法官与案件、案件的当事人不准有任何利益牵连，诸多要求都可在《圣经》中找到痕迹。“必须按照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接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睛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命记》16：18，19）可见，上帝代表公义，以他之名进行审判的人也应遵守上帝的戒令，照公义行事，如若不然，他们最终将面临末日审判的拷问。
（三）审判的神圣性与法律信仰传统
审判活动何以为人信服，审判者的裁判何以被称公允而得以遵从，从《圣经》中不难看出，这源于人们的精神信仰，对宗教的信仰衍生出对神创律法的信任与遵从。以旧约中《摩西五经》为例，摩西律法的规章制度不仅晓谕人们如何信仰追随上帝，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上帝独一无二的权威性，法律源自于神的意志，神是最仁慈、公正的法官，是充满爱心的立法者，人们遵守律法，就是为了步入神公义的殿堂，与此同时，先知国王和神授权的人代表神管理社会，并将民众遵行律法的情况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传达给神。这样一部律法源于神统治世界的意志，因为律法的合理性与神圣性的最好证明是宗教信仰，他所应允的世俗裁判者，其权威来自于神性，一个普遍保持同一信仰的社会，一个始终由弥赛亚理想所激励的民主，法律和人的行为都被赋予了神圣性。
三、证据制度
耶洗别迫害拿伯的阴谋中，有一个教唆两恶徒作伪证的过程，而正是这两人的证言使拿伯被定罪处死。“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著众民作见证告他说：‘拿伯谤渎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列王记上》21：13）两个见证人作证、众人聆听证言、伪证使人蒙冤，结合《圣经》其他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摸索到一些与现代证据规则相关的制度。
（一）证人宣誓
前文业已提及，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多有证人宣誓制度。摩西十诫中的第三诫提到：你不应该不老实地以我的名义发誓。《圣经》中似乎并没有直接阐述在争讼中证人应当宣誓，它更多地强调了一般意义上的宣誓。《摩西律法》在寄存契约中提及类似规定，保管者帮别人看管银钱家具，物品被盗而罪犯逃脱，那保管者应当来到审判官员面前对神起誓证明不是自己的过错，则寄存人就不能再追究保管者的责任了。这里的宣誓成为保管者免责的一种程序。宣誓在当时社会中的显著地位可见一斑。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一般应在宣誓后提供证言，宣誓是证言具有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伪证罪的前提。
证人宣誓的功能在于保障证言的真实性，早期的证人宣誓制度源于人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他们相信超自然力的神明将降下惩罚于不义之人，但是，这种虚无的“神罚”对于证人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不一定会每次都降临在作伪证的证人身上，使证人有侥幸逃脱的心理。 耶洗别教唆两恶徒作伪证，上帝的先知已然在亚哈王国境内显现了神对“不义”行为的严惩态度，两人仍无所畏惧。此种境地下尚且如此，足见对证人宣誓的震慑不能仅仅依靠神罚，更需制度设计加以保障。
（二）见证人
1.见证人作证的必要性。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长老作为审判官，他会在城门口召开仲裁大会，与讼者会传召见证人来支持自己。“见证人”是法庭的用语，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归返、重复、再作一次”。因此见证人要在法庭内重复声明，将他所看见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协助审判官判案。
见证人出现在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利未记》5：1）。见证人之所以应当为他们的宣誓作证，在于誓言本身的重要性。上帝要求他的信徒不要轻易许诺发誓，一旦发誓，就要信守诺言，即使难以履行，也不可背誓。“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利未记》5：1-4）
2.交叉询问证人。耶洗别的故事中并未直接展示长老询问证人的方法，回归《圣经》文本，在其他的审判中我们得以窥视一二。《圣经故事》中讲述了另一个有趣的案件――但以理帮助美丽善良的姑娘苏姗娜洗脱罪名。但以理坚持上帝“切不可将无辜者处死”的启迪并采用将两名证人分别询问具体情节的方法，最终使诬陷者漏洞百出。这种方法与英美证据学上交叉询问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3.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见证的有效性在于提供可以验证的客观证据，而不是不可验证的主观信念。因此圣经中的见证，除了本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外，还须有别人一同作证，方可采信。两人共同作证的证言证明力显然强与一人。耶洗别写给长老的信件中即指出应有“两人匪徒”共同在众人面前诬告拿伯。《圣经》记载：“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 （《申命记》19：15）“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叫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民数记》35：30）见证人的证言有一定帮助鉴别案件真伪的能力，但不能完全依赖与此。两个人的证言互相印证，加强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然而，此种加强并不能完全肯定证言的真实性，需要一定的法律后果加以规制。
4.作伪证的双重后果。一方面，证人作伪证可能使审判者错误采信，据以作出判决，导致冤案发生。两恶徒控告“拿伯谤渎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拿伯无辜受害正是伪证直接导致的。
另一方面，见证人敢于违背公义作伪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摩西十诫之一即是诬告反坐。它规定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事后倘若发现是伪证，作假见证的人所受到的刑罚，与他所指控人的刑罚是一样的。对诬告者的严厉惩处在苏珊娜的故事中更为明显，两个诬告的士师被处死
宋波、陈兴良.论证人宣誓与信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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