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曾盛赞《石头记》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且时时把它与近之小说作比较。然而《红楼梦》(《石头记》)自诞生之日起，却不以说部的一般形式流传，而以抄本的形式在两个小圈子中传阅。永忠的圈子读到的是《红楼梦》，他们对其中的儿女情缘耿耿于怀;脂砚斋的圈子读到的是《石头记》，他们以惴惴不安的负罪感，强压心中的情感洪流，在《石头记》的文本上偶尔透露：小说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旷世奇谜。把《红楼梦》简化为一部密码或者仅仅理解为一部小说，都不足以呈现这部书的全息图景。把红学的研究目的仅仅理解为还原历史本事或者回归文学性，也不能充分呈现这部书的文本构成的多面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积淀。从写作方法上看，《红楼梦》继承着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然而，它的作者的奇特身份，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成书过程、文本形态和传抄过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使这部书从诞生之日起便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徘徊，使得红学从一开始便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游移。《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红学何以为学?《红楼梦》文化身份确认上的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红学论题的产生。对这些论题的辨析，有助于真正认识这部书的性质，从而在真正的文学意义上恰如其分地把握这部小说的典范意义，有助于确立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本文选取红学史上几个重大论题，试图以此涵盖红学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从学术思想的流变、意识形态的交汇去考察红学诸论题的产生，辨析其实质。
一、《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红学诸论题
成书过程，本属于文献研究的话题，但《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特点却是引发红学一系列重大论题的原发点，成为《红楼梦》与各种学术思潮的交接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作者问题、版本问题相关联，由于文献上的限制，学界对这些问题至今都未达成一致的共识，其间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这里以小说第一回为例考察成书过程与红学诸论题之交接。甲戌本第一回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交待。从这个交待中可以看出甲戌本第一回有三个叙述层。第一层：小说正文之前的凡例，其第五条(作者自云)是凡例作者介绍曹雪芹的创作缘起;第二层：石头不得补天、幻形入世的故事，这是曹雪芹介绍石兄创作《石头记》的缘起;第三层：出则(即创作缘起)既明之后小说的正式开始(姑苏城内甄士隐的故事)。自庚辰本开始，凡例第五条被抄入正文，使得《红楼梦》叙述者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由甲戌本第一回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红楼梦》之前另有旧稿;2. 原始作者另有其人;3.由此形成了《红楼梦》文本上的诸多纰漏，曹雪芹披阅增删之后仍未能消除这些矛盾、纰漏，脂批所说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不仅指八十回后，也指曹雪芹并未真正写定前八十回。然而这样的结论却与红学中的某些观念相抵触，比如曹雪芹原始作者说。王国维说：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王国维遍考各书而对曹雪芹了无所知，故认为他传说与自传说都是无所本的。胡适通过真实的文献运用科学的方法，不仅考证出此书作者为曹雪芹，而且认为这部书是作者的自叙传。自传说的提出，与这部小说的纪实性写作特点相关。俞平伯认为不管是索隐还是自传说，都可以在第一回的开宗明义处找到其不拔之根柢。逆入以考其本事，是为索隐派顺流以考其本事，是为自传说。胡适的自传说成为其后新索隐(包括霍国玲、刘心武红学)的开山祖。新索隐的基本特点是以曹学的实证成果作为索隐的根基。在自传说这块基石上所构筑起来的是一座巨大的曹学金字塔。它以曹雪芹曹寅为轴心，上溯旁搜。上至魏晋或宋以来的曹寅远祖，旁及丰润、辽阳的曹家世系，乃至江南李煦家世。曹学在红学领域里虽不能说是一统天下，起码也是半壁江山。胡适的自传说在1949年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曹雪芹原始作者说至今仍然是很多实证红学的信念。这种信念在1979年那场与戴不凡的讨论中，被上升到著作权的高度，并在其后的多次学术会议上形成为强烈的呼吁：捍卫曹雪芹的著作权。宋淇说曹雪芹很不幸：花了十年，改了五次，又不能算是《红楼梦》的作者，我觉得我们在获得更多具体的证据以后，才能剥夺他的著作权。这种说法其实是屏蔽了问题的实质。历来的质疑者实际上是认为，曹雪芹并非《红楼梦》(或《石头记》)的原始作者。所谓著作权的问题其实是关于原始作者的问题。戴不凡是众多质疑者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其说一出，一如俞平伯所料：红学家当众起而咻之。因为，如果《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不是曹雪芹，自传说就成为空中楼阁。而小说中影影绰绰出现的曹寅家史的影子，以及脂砚斋关于作者自传的提示便得不到落实这才是历来所谓的曹雪芹著作权之争的实质。
二、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交叠
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但在特定的层面与领域，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又是相交叠的。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价值评判总是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意识形态的介入，既可以使文学批评旗帜鲜明，也可能会导致庸俗社会学的出现。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介入是否以尊重文学作品艺术思维的完整性为前提。这方面，近代以来的红学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可供借鉴的景观。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态接踵介入，使《红楼梦》的影响迅速超出小说本身，但同时也使红学更加远离小说的文学性，以致有回归文本的呼声出现。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红楼梦》研究。在启蒙与救亡时期，在民族革命时期，学术研究往往会肩负起政治意识形态的使命。1902年，梁启超推崇白话小说、戏曲以达到开启民智的政治目的，提出了著名的三界革命，用《红楼梦》与《水浒传》、《野叟曝言》、《花月痕》等去说明白话小说具有强大的移人性情的作用。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一批论者纷纷把《红楼梦》推为社会政治小说，强调其揭露社会、抨击旧制度、歌颂反抗、倡扬民主的题旨。狄平子、管达如、陈蜕、陈独秀、季新、茅盾、高语罕等的论文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立场。五四新文学运动确立了写实主义在文学中的正宗地位。在这一新文化视野中，写实、白话与进化论互为表里而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研究者倾向于在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对峙模式中展开对于《红楼梦》的批评，唯物主义者则强调《红楼梦》所揭示的现实是体现经济关系的现实，反封建论者则强调《红楼梦》对封建主义的各种制度形态的批判。延安时期，古典小说《水浒传》因平剧《逼上梁山》而受到关注，《红楼梦》写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似乎尚不能引起延安文艺批评家的普遍重视。但是，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红楼梦》这部小说，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红楼梦》的家族衰亡主题，把这一主题作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释，把蒋介石比喻为荣国府，指出蒋介石政府就像荣国府一样正在走向衰亡。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论争虽未在此时的红学中反映出来，但它却成为1954年批俞运动的前奏与基础。批俞运动是思想领域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批判胡适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文艺观念上则是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地区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1973年掀起的评红运动，彻底蔑视《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思维，走向了庸俗社会学。《红楼梦》被简化为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不仅在社会政治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阐释，乃至阶级斗争为纲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红学的覆盖，而且，在索隐红学这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猜谜的红学中，同样流贯着一种顽强的政治意识。人们往往把索隐红学摆在与考证红学相对峙的位置。红学史的研究者则往往把红学史的发展描述为由索隐红学到考证红学再到小说批评。实际上，在学术旨趣上，索隐红学迥异于考证红学。考证红学追随着乾嘉的汉学方法，而索隐红学则始终鼓荡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管是明珠家事、傅恒家事、金陵张侯家事、顺治与董鄂妃、康熙季年宫闱秘史、民族革命文书等臆说，还是乾隆、高鹗篡改《红楼梦》、曹雪芹鸩杀雍正帝、曹家与康熙废太子等奇谈，这些曾经耸动一时视听的索隐红学，其政治意识形态指向则是同出一辙。
三、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红楼梦》的经典地位使得它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具有范例性。这种经典地位的形成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促成的。其首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经典的品格。这部小说在三个层面上呈现作者的悲剧体验：家族悲剧、才女悲剧与贾宝玉的存在体验。在展开这三层悲剧的时候，小说在人物性格、艺术结构和笔法方面都是匠心独运的。它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它的文本构成的特点所形成的阐释张力，使它不仅征服了以往无数读者，而且拥有了向未来各种文学旨趣、文化思潮敞开、切入的能力。
四、内学与外学
1980 年 6 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于美国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汝昌提出红学研究应分内学和外学。内学是对《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异同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并指出两者应并重。周汝昌的话其实是对此前余英时对考证派红学的批评之回应。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二文中，余英时认为胡适的自传说支配红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个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而登峰造极，考证派红学已蜕变为曹学;自1921年以来的五十年时间里，主导大陆《红楼梦》研究的是两个典范：胡适的自传说和李希凡的阶级斗争说，认为它们都是外在于文学研究的。
五、红学的方向
余英时的红学革命论强调了《红楼梦》的文学性和曹雪芹的主体性建构，从而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的主体性思潮相契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红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红学界由此逻辑引出了回归文本、回归文学性的红学方向。在这方面，俞平伯再一次显示他的示范意义。1978年俞平伯与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成员见面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过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俞平伯对自传说的确是深感其操作困境，但所谓转到文哲研究云云，只不过是其困境感的延伸而已，并非他对文哲研究有什么实质性的体会。据称，俞平伯曾说：今天应该把《红楼梦》当小说看，回到曹雪芹的寓意。从俞平伯方面来看，在与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见面之前他已阅读过余氏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并盛赞该书颇饶新意，似胜于国内诸子。1980 年他读到威斯康星会议论文时也称余氏之文为较好。然而俞平伯并未在文哲研究上有更具体的想法。1986年11月，俞平伯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前往演讲。12月13日的《文艺报》作了报道，其副标题是两句话：《红楼梦》非曹雪芹一人手笔，研究重点应在文学。
距离余英时红学革命论的提出已过去40年，我们回过头来检视这一典范的实绩，不能不说，余氏典范同样令人担忧。今天，面对曹雪芹的理想世界，我们已无话可说。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批主体价值阐释的论著在以时代精神阐释《红楼梦》的文化价值时，也存在着过度阐释乃至六经注我的倾向。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一旦成为过去，其《红楼梦》意义阐释之根基便悄然淡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意义阐释未能真正地建立在对《红楼梦》的作者生平、家世、成书过程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的基础上。今天看来，红学的真正危机并不是没有回到文本，没有进行文学性研究。尽管在《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等文献研究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充分估计《红楼梦》的作者生平、家世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在《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实质性影响，充分估计这种复杂性在《红楼梦》的意义场上所构成的巨大张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上的深厚的质感，这或许是红学走向深化的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