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关键词]历史心理学；梁启超；史学思想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很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浓厚，这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梁启超先生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极为独到的观点，“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统一性质”再如“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有其意义与其条件。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
历史心理学，也称心理史学。关于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一门新学科，也有人认为是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这门新兴的跨学科合作领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心理学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未有长足的发展。
一、心理史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传统的治史风格
要想很好的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懂中国古代治史的风格，这是相当重要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的一段话道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史风格实质“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史官们始终秉持成者王败者寇，扬善抑恶的方针，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
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分析之上，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大多描写和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并且当中某些史料则又因为避讳而没有从实描述，多少帝王将相生平的描写开头都是“天赋异禀”的神话色彩，让研究者很难从史料中分析其成长经历对日后行为的影响，从而阻碍了对某些历史现象因果的分析。此外，若想研究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或组织的群体心理、社会心理，其材料就更为缺乏。
还有，中国古人治史其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这就加重了史料的主观色彩，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作用――搀以他项目地，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2]这就对我们搜集、把握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运用历史心理学时，当事人的日记、书信、自传是首选材料，但正如刘子健所说：“国史人物，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资料。幼年感受，家庭关系，夫妇感情，都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并且，古人治史“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人物之言行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2]古人的这种治史的风格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
（二）今人不良的治学风格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强材料以就我，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片面截取某段材料。如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有的人“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是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还有“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治史风格和今天一些学者不严谨的治学都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尽管心理史学走过了百年历程，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少之又少。
二、运用历史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善用发展的观点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2]我们在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问题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认识到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某一心理所支配的，它一定是存在变化的。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史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要能够发展的看到，随着周边环境的不同，其心理是变化的，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同的。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也提到善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必要性：“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
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汉初黄老之学成为显学，被确立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内外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意识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了汉代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理论依据，取代了黄老无为思想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件。这就是随着社会群体心理的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西汉统治集团这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是发生变化的，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思想。这就不难解释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内外政策制定的依据。 再如，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杨广，其阴险狡诈、残酷暴孽、城府极深，但其这一性格在韬光养晦时和大权在握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周边环境不同。所以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的注意到发展的看待问题。
（二）注重群体心理
目前历史心理学的运用还是偏向于个人心理。我们应该在注重分析个人心理的同时，看到群体心理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梁先生对此明确指出：“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教化坏，气与俗则坏，如西汉国风坏，则出现“王莽盗国，献符命者遍天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教化好，气与俗则好，如东汉“光武起而矫之，尊经术，礼独行，，东汉风俗之美，冠绝仿古”
梁先生《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提及：“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同年，他专作《国性篇》，再一次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梁先生所说的“国性”就是群体或社会心理。梁先生谈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其国民没有坚强的斗志和毅力，“朝鲜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则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则“若已僵之蛇，拨之不动也。”我们在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个人心理时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国性”。
“所谓‘首出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如，汉楚争霸，刘邦项羽谁得天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帝国灭国后，长期的战争中人民深受苦难，急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恢复生产，需要一位明白他们需求的英雄一统中原。刘邦出身底层以及不惧失败的性格正好符合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求，相反，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着传统正规的教育学习，其思想与一般百姓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一心只想建功立业，名垂历史，然项羽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然。相比之下，刘邦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最终战胜了项羽。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社会发展的需求，刘邦或许就是失败者。历史现象中有许多内在的、潜在的心理因素有待挖掘，不同时期的社会阶层组成也有不同，研究者须将各种层次的心理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梁先生谈顾炎武忠贞不二之根源：顾炎武被公认为清学开山之祖，专以《论语》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修养自己。清军入关后，他不做清官，为明代忠贞不二之遗老，原因得益于其母之教诲。“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做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州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正如伟大教育家福禄倍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不难看出，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孩子们的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伟大母亲的人格魅力对她们孩子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群体心理也是对于个人行为影响的重要因素。他们本身生活于封建社会中，自幼接受礼教或儒家传统思想这一社会心理的作用。
三、发展前景
心理因素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中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心理学依然是历史研究中一块神秘的、重要的领域。也正因如此，拥有独特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心理史学在未来具有极大发展潜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怀疑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宣称能解释人类理性行为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有了相当可以发挥的空间。……不论个人或群体，其许多行为要借助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较满意的解释，因此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从前更有前景。”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历史心理学地位的评价也证明这一点，“它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