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史学近现代化的宏观学术背景下，为纠社会史论战的学风之偏，《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半月刊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多种经济学理论、方法，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务实之路，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食货之路”。目前学界已在学术史的视野下对《食货》半月刊进行过一定的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建设的贡献。
关键词：史学近现代化 《食货》半月刊 宋代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7-0378-02
民国初年是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史学界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群星璀璨，百家争鸣。不同学术流派彼此交织，批判融合，协同发展。其中，以现代观念为指导，注重史料学研究并与同时代西方史学接轨的“新史学”以其“史学革命”的口号打破了清季学界的微澜，凭借其顺应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客观优势率先兴起，独树一帜。值得注意的是，“新史学”在经历了蓬勃发展之后渐趋于低迷，直到20年代末才依托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而得以再度辉煌。
由此观之，在史学近现代化的背景下，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山之作”的《食货》半月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今天重读《食货》半月刊的宋代经济史研究部分，笔者仍有诸多感悟，故略作申述以期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方家。
一、分歧中的求索：《食货》半月刊之创刊
在《食货》半月刊诸卷中，宋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占了很大的比重，因而考察《食货》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的建设，是我们研究半月刊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为了更好地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阐述《食货》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建设情况，笔者拟先简述《食货》半月刊之创刊背景与发行情况。
1.社会史论战与“海派”、“京派”之异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遂逼着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战场上出现”，[1]一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为中心议题的论战在上海学界全面展开。[2]
是时的上海是中国革命和群众运动的中心，上海学界遂也充满了浓郁的政治气息。社会史论战便自然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发展了起来，以王礼锡为代表的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海派”学者将全部的学术热情投入到了这场富有政治意义、注重理论交锋的论战中。
随着社会史论战逐渐由上海向外辐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讨论遂成为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这场论战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过多涉及的问题。[3]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京派”学者与“海派”学者治学风格之差异。
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身处北京的“京派”学者深受“新史学”之风的影响十分注重史料学的研究，自然对强调理论交锋的社会史论战不以为然。革命式的论战与政治问题纠缠过多，而“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4]胡适甚至指出“稍一翻看历史，当知这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5]诚然，“海派”学者的理论争鸣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他们治学的焦点确实过多集中在了理论研究上，这样的研究方法的确存在诸多学理疑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派”与“京派”之异，是“重理论”与“重史料”的治学方式之异。而社会史论战所走的“纯理论”路线的确也值得进一步推敲、纠正。理论与材料何以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为《食货》半月刊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2.《食货》半月刊之创刊与发行
为了改变“‘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赶时”[6]的治学风气，从而促进学界“互相指点，切实讨论”，1934年12月，由顾颉刚提议，由陶希圣编辑撰稿的《食货》半月刊在北京诞生了。刊物原本取名《史心》，后就从《史记・食货志》之名，取名为《食货》，旨在为社会经济史研究开辟道路，使得中国历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或学术史，并使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研究学术的大路”。
刊物由于注重对历史材料的使用和研究，不尚“社会史论战式”的理论空谈，注重对秦汉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史的考察，故而一经发行便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很快便成为了与《禹贡》半月刊齐名的刊物。从具体内容来看，《食货》半月刊主要分“理论与方法”与“研究资料”两个主栏目，著述遍及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而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经济问题研究，宋代经济史的研究文章在刊中占了很大比重。
总的来说，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食货半月刊》是旧中国较有影响，持续较旧的一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业刊物”。[7]谓之“较有影响”，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半月刊对“新史学”之风的延续及其对社会史论战的纠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对中古历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它为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务实之路，立足于中国历史，结合多种海外经济学理论方法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食货之路”。 那么这条独特的“食货之路”又是如何贯穿到宋代经济史建设中的呢？笔者将于下文论之。
二 “史实”与“史释”：《食货》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的探索
自“新史学”兴起之后，史料对于治史的重要性更为越来越多的史家所强调。从半月刊的学术实践来看，“丝毫不轻视理论”[8]并稍重史料正是其之所长。“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9]这种学术旨趣正是《食货》半月刊所践行的。
当然，《食货》半月刊也并不只局限于“史实”的研究，它突破了“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史学研究框架，在史料的处理过程中融入了对历史现象的诠释。兹从如下几个方面论之。
1.西学视野下的史料诠释
清季，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学经日本大量输入中国。是时，“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10]思想领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史学界，短期内大量的外国史和史学理论著作从日本编译输入。[11]在对宋代经济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食货》半月刊通过译介海外成果，为中国古史的解读提供了新视角，它在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框架下，借鉴经济学、法学等的理论，给传统文献记载以更科学、更现代化的诠释，挖掘史料背后所蕴藏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历史信息。 例如，仁井田的《唐宋之家族同产与遗嘱法》一文是借西方法学知识研究唐宋家族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要作品。文章从家族和遗嘱法的角度切入，指出：“中国……似乎汉代就已经有了遗嘱法，……唐宋以后的法源上也有了‘遗嘱’字样”并且“中国古代的遗嘱法；由于家族共产制，所以是有制限的”。仅观宋代部分，文章通过对《宋令》、《宋刑统》等文献进行梳理，揭示出了“遗嘱的现存最古的法源”，并从“家族共产”的角度更为深入得结合出土文献资料对宋代的遗产继承问题进行了深入透辟的解析：
“宋时代，因家族共产的结果，家产处分的自由即受了限制。以直系尊属的家长为限，视为教戒权之一种作用。得于生前或依遗嘱，将参与家产分割之人除外，或任意决定分割额，或自由处分家产……盖子生而对于家产有应有部分。故直系尊属的家长以外，除非自己有私产，或自己为家产之单独所有者时，否则不得自由为遗赠。”[12]
再如，昭和时期东洋史名家日野开三郎的《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一文就值得注意。此文对宋代货币史史料之整理考察工作有着不容小觑的开创之功。作者有感于当时学界关于两宋铜钱、铁钱问题研究的寂寥，故而通过研究铜铁钱铸造额数“以促使宋代货币史的研究前进一步”。[13]文章以比较、统计等方法从东洋文库内的《宋会要》钞本、《玉海》等史料出发考察了铜币与货币的铸造使用情况，为宋代货币史的建设提供了一系列极富价值的成说。
2.方志史料的发掘运用
方志之学，历史悠久，“其间可贵之资料乃无尽藏……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材料乃摧剥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14]在半月刊上，关于搜读地方志、扩充史料的意见频频可见，尤以陶希圣、鞠清远二位先生提得较多。
在陶、鞠二先生的倡导下，《食货》半月刊在进行宋代经济史探索的学术历程中，发掘并整理了大量的两宋方志史料。比如全汉升先生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一文借《东京梦华录》等方志史料考察了东京相国寺的庙市情况。[15]类似的使用方志史料辅助说明相关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半月刊中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半月刊在对方志史料进行整理、使用的同时，亦促进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比如，鞠清远先生的《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一文便征《茅亭客话》、《方舆胜览》等志书详尽描绘了四川蚕市的情况。[16]张家驹先生的《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17]程维新先生的《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等文章亦然[18]，可以说，方志史料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作品不断涌现在半月刊上。
3.社会史资料的整理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随着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兴起。在学界为“古史分期”等宏观的社会理论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半月刊较早将目光投向了更为贴近大众生活的微观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在半月刊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既有传统的关于宋代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宏观描述的文章，比如王毓铨先生的《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一）》，[19]又不乏一些富有趣味的选题较为微观的作品。例如，全汉升先生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20]《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21]《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22]《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23]和李秉衡先生的《纸在宋代的特殊用途》[24]等都是此类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这些研究作品选题新颖并且视角独特，而选题与研究视角的拓展，也使得史料整理的范围扩大了。
《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从宋以前都市的夜生活说起，进而叙述宋代都市夜间的繁华胜景。全先生分别从“交通”、“夜市”、“娱乐”、“宗教活动”、“慈善事业”等角度分门别类，将《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以及文人诗词中所见的历史信息分类汇总列于文章之中，论从史出，勾画出宋代都市夜生活较为真实的景象。《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亦然，从“实业”、“游艺”、“杂役”等角度，结合正史和方志记载讨论了宋代女子的职业生计问题，开相关研究之先河。
随着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朝向微观领域发展，一系列以往被学人所忽视的史料被得以挖掘整理，而随着史料整理工作的不断进行，半月刊为未来的中古文化史、妇女史、城市史、科技史等梳理并积累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综上所述，《食货》半月刊延续了“新史学”中“重史料”的治学之风，通过海外成果译介、方志搜集整理和微观社会史研究，完成了对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在探索宋代经济史的学术历程中不断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新史学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两种倾向并存的诡异现象，[25]即学人重视发掘新材料而忽视常见文献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半月刊则较好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一种较为广泛的史料观，并突出了《宋史》、宋代方志等基础常见文献材料对治史的价值。
三、理论与方法之探讨：《食货》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启示
《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成果根植于史料之挖掘，而兼顾理论层面之解释与阐述。在宋代经济史的建设过程中，半月刊在理论运用上所体现的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半月刊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并未如“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作品那样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阐明问题，而更多的是以史料为基础，将对理论的理解蕴蓄于行文之中。与此同时，诸多学者还在半月刊上直接进行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讨论。正如当代学者所说，“这些讨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奠定了学科理论基础，产生了较深远的学术影响。”
通观半月刊上发表的近30篇关于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及译作，一些观点至今仍能带来学术启示。兹举两例。 例如，《论经济史的研究》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一面受人欢迎，一面被人拒绝，但它比其他任何学说在鼓励人从事经济史的思维和研究工作，更有功劳。”这也就启示我们，研究两宋经济问题时，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灵活地结合经典著作理论与文献记载。
再如，《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一文指出：“食货系专攻经济史刊物，最好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不必急为论断……在专攻经济史时，似必须同时具有通史之眼光与方法，然后始能对经济史迹为正确了解，比方两汉之奴隶，若不注意相关连之其他事项，自必认为奴隶社会，同理若只注意其他方面，而不注意其时之奴隶制，又必释为他种社会，但若用通史眼光并合各种文化形态观察时，则对其奴隶，对其商业资本等等，必又可有他种结论。”这说明治两宋经济史，宜对史实进行客观的整理描述，并以“通史”的眼光纵向省视相关问题。当我们突破朝代框架，将宋代经济问题置于长时段中予以认识，对于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从《食货》半月刊中直接讨论宋代经济史的成果来看，一些学者大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这些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而其作者群对相关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是基于其贯通史料与理论的学术理路的。诚然，“由于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些成果还不够成熟；作者们虽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但其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很少运用”[26]。但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相关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诸多成说对宋代经济史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 余论：《食货》半月刊对宋代经济史建设的贡献
――以当代两宋经济史研究为视角的考察
1.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多元视角的形成
在提到半月刊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开拓工作时，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半月刊重要撰稿人傅衣凌及他所开创的具有独特治学风格的“傅衣凌学派”。该学派在治学过程中坚持了半月刊所极力倡导的“地志学的方法”，践行了区域经济研究的道路。
传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常常是在西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样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正如傅先生所言，“由于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种族迁徙、农村公社原有组织形态等等因素的差别，在原始社会漫长的瓦解过程之后，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错综复杂，社会结构新、旧交错，融为一体，出现了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故而“很难用一套适用于欧洲社会的模式来进行规范”，[27]所以“在注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种多元化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的。由于自然经济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的和不规则的变化。这些情况使多元化社会结构更为复杂。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的必要。”
从这个角度来讲，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分区”进行两宋经济社会的研究，使相关问题的讨论更切合中古时期的历史实际。
2.对当前两宋经济史研究中的“选精法”与“集粹法”纠偏
“选精”与“集粹”是当代两宋经济史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研究方法。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而“集粹法”，则是指“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 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 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 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28]
翻阅半月刊上有关宋代经济史的诸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章均有一特点即描述一个特定经济现象时，绝不只单引一则史料，往往是取来源不同（正史、方志记载等的多则史料综合来说明问题的。
比如，全汉升先生在说明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问题时就援引《都城纪胜》、《梦梁录》、《枫窗小牍》、《武林旧事》等书中的相应记载，分门别类，从饮食、娱乐、宗教等多个角度客观、公允、全面地说明相关问题。
如此，多则史料彼此扩充、补证、辅助、参照，更好地勾勒了两宋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面貌。《食货》半月刊所秉持的这种多重证据式的论证方法是更为科学严密的，可资借鉴的，而肯定半月刊的这种治学理路，也能对当下“选精”与“集粹”的研究倾向纠偏。
3.“描述”式与“考证”式研究的合理运用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我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现状是：长期以来多半局限于材料的罗列与堆砌， 过分沉迷于‘描述’式和‘考证’式的研究。”这一点尤著于经济史研究中，即“‘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 目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历史著作内容当作历史行为本身， 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实际历史进程的‘复制’或‘摹写’。”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传统的那种史料整理考证、整合描述是必备的研究方式和步骤，而新视角、新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的《食货》半月刊中，就有一些作品体现了类似的学术旨趣。比如，上文所举之《唐宋之家族同产与遗嘱法》、《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等文都是如此。学人著这些文章时，以史料描述与考证为基础构建文章，而在此基础上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由此完成二者的紧密结合，由此不囿于描述与考证。这种合理运用“描述”式与“考证”式研究的较为成功的经验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省视当代的成果，譬如葛金芳先生的《南宋手工业史》，即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原工业化”概念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由此整理史料最后描绘出南宋手工业之发展状况的。[29]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似比传统的“从史料到史料”的研究范式更具学术旨趣。 综上所述，《食货》半月刊立足于史料、理论、方法三个层面对宋代经济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正如许冠三先生所言，新史学“研究的扩张与突破……实因人因世而异，统合言之，材料、方法和理论这三者，既无一可以偏废，亦无一可以独行”。[30]上文所言的《食货》半月刊就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所做的诸多建设性探索为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亦使得“新史学”背景下的宋代经济史研究逐步摆脱了社会史论战的窠臼，呈现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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