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著。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上，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最终未能公开出版，只是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
任访秋一生写过三部现代文学史讲义，学界熟知的是他1944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但是1953 年编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及时出版，未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者的视野。尤其是新发现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不但呈现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不同的文学史特色，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情况第一次做了细致的说明。因此，笔者试着将《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与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的现代文学史以及王瑶、刘绶松执笔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等相对照，对这两部讲义在章节安排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解读等方面做一细致梳理，从而呈现任访秋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历程。
一
2013 年出版的13 卷《任访秋文集》，多达500 余万字，并且涉及古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随着《任访秋文集》的问世，将有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阅读、思考与对话任访秋的学术遗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任访秋生前出版了多种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 年南阳前锋报社印行，共计2000 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1957 年开封师院函授部印行，共计5000 册;《鲁迅散论》，1982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共计5500 册;《中国新文学渊源》，1986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共计《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论集》，1992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共计2000 册。《任访秋文集》已将上述著作悉数收入现代文学研究卷和鲁迅研究卷，并将若干散篇论文收入集外集卷。
但这是否就是任访秋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部成果呢?笔者注意到，任访秋曾回忆：1954 年新河大建立，领导让我同李嘉言、张长弓两同志共同担任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以及文艺学三门主科的教学任务，并要求我们在上课之前，必须把讲授提纲拿出来。而讲授提纲，一定得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来写，这对我们来说，任务是艰巨的，但必须勉力以赴。我们共同不知开了多少次讨论会，才拟出了章节目录，并分头分期来写。现在《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还有，它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后来新华书店把它印了一千五百册的缘故。其余两门课是油印的讲义，经过文化大革命，早已不存在了。(1幸运的是，笔者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无意中找到了这本《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系河大中文系教材，编注者为任访秋，出版者为河南大学，印刷者是河南省营第二印刷厂，出版时间是1953 年6 月，印数为500 册。这本书没有收入《任访秋文集》，也没有见研究者提及，这对于理解任访秋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新文学史讲稿》虽然难免在观念、行文上受到当时的政治风气和学术风气的影响，但相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学史纲》《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同时代的文学史，任访秋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个人创见与精彩的发挥。
第一点，《绪论》中专设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学习新文学史的方法两节，更适合于教学的需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部分，由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节组成。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的《绪论》部分，由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和它的性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和发展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阶段的划分两节组成。由这两部文学史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史的《绪论》部分主要是阐述文学史编纂者对新文学(现代文学)性质的界定和对分期的划分。比较特殊的是，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除了涉及分期的划分，还专设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学习新文学史的方法两节。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一是了解并掌握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理论和现实的相互关系，以及创作在现实的基础上，与理论指导下的发展规律;二是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30 年来的文学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三是了解毛泽东文艺方向和道路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四是了解近30 年来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爱国主义思想分不开的，由此而明确今后在创作上如何发扬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五是批判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学习新文学史的方法，一是怎样探索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二是从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观点上来看文学的发展，三是文学和社会是在同一的规律之下向前发展看，四是怎样了解一个时代文学中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五是怎样了解一个作家的没落、转变和进步，六是怎样来批评作品和作家。笔者注意到，任访秋在1951 年与李何林、蔡仪、老舍、王瑶共同拟定的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商榷的文章中，提到《大纲》(初稿)对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与方法规定得太富有原则性，不够具体。并且列出了他与李嘉言、张长弓一起拟定的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与方法。经对照，与《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提法大体相同，只是目的略有不同，了解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与民间文学，对新文学所发生的影响，并明确今后文艺工作者对它们应有的认识和应持的态度修改为了解近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爱国主义思想分不开的，由此而明确今后在创作上如何发扬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点，第一次为鲁迅、郭沫若设立专章。包括《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内的以往的文学史，虽然也会给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三位作家以不少的篇幅，但是从未为他们设立专章。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采用的是以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维，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模式，从章节目录上看，只有第六章鲁迅领导的方向出现了鲁迅的名字，但从这章的具体内容来看，也并非鲁迅的专章。在我们以往的研究视野中，直到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出现后，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名字才在章节目录中陆续出现。实际上，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早已实现了突破。第四章《中国人民文学之父鲁迅》、第五章《革命浪漫主义的开山郭沫若》，分别为鲁迅、郭沫若设立了专章。另外，第七章《革命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代表作家蒋光慈》、第八章《现实主义的发展及现实主义的巨匠茅盾》，也是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上第一次在章目录上出现茅盾、蒋光慈的名字。
并为蒋光慈、叶圣陶、曹禺、臧克家、闻一多、李金发、夏衍、丁玲、赵树理等作家设立了专节。《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文体为本位的编纂模式曾经受到批评，这一体例方法被认为有缺点，文学史线索不突出，容易将作家的创作面貌割裂开来。因此笔者猜测，任访秋是吸取了王瑶的教训，才采取以作家为本位，而非以文体为本位的编纂模式的。
第三点，与同一时期的文学史相比，《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给瞿秋白的篇幅最多，并且着重分析了他在文艺批评方面所做的贡献。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也提到瞿秋白，但只是分析了他的杂文，并未涉及瞿秋白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贡献。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虽然提到了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及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但是只用了1/6 节的篇幅，并且还是把他和鲁迅放在一起讲的。任访秋分三点对瞿秋白做了阐述。
一是瞿秋白作为无产阶级天才的文艺批评家，以丰富而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中国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行了指导、捍卫与推进，提出了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口号，正确估价了鲁迅在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功绩，并且同鲁迅一样，在文艺思想战线进行着两面斗争;
二是，瞿秋白是一位尖刻、毒辣、对敌人发挥了高度的战斗作用的杂文创作家，与鲁迅的杂文一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有时在方法上甚至比鲁迅更为隐蔽、曲折;三是，瞿秋白是苏联文学优秀的介绍者与提倡者，并且直接从俄文翻译介绍苏联的文艺理论和名著。任访秋对瞿秋白的评点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第四点，第一次为文艺批评家设立专章。通史类的现代文学史，一般是把理论批评与建设放在文学思潮与运动章节中讲述的，除非是专史类的现代文学史，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或现代理论批评史。通观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是第一本专门为文艺批评家设立专章的文学史。并且占了两章的篇幅，一是第十章无产阶级天才的文艺批评家瞿秋白，二是第十八章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文艺批评家，其中第十八章分别为周扬、冯雪峰设立专节。周扬与冯雪峰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大多数文学史中也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从来不会用专章的篇幅书写他们。任访秋认为，周扬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英勇捍卫者与推动者，并且以周扬对赵树理作品的推许与表扬为例，称其为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正确执行者与实践者。任访秋不但分析了兼具暴露抨击与讽刺特色的杂文，还高度赞扬了冯雪峰对鲁迅精神的体会、认识和阐发，以及对丁玲的帮助和支持。总体上来说，任访秋对周扬、冯雪峰的分析也许不一定全面，但是单从文学批评方面这个角度看，《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阐发还是很到位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还专设一章《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为李金发设立专节。李金发的诗歌也一直饱受争议，因此很少有文学史会用一节的篇幅分析其人及诗歌创作。虽然任访秋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感伤情调与朦胧意境的解读不无偏差，但比起其他文学史压根儿不提或者一笔带过却要认真、严肃得多。第一节分析这三种诗派兴盛与衰歇的原因，然后以闻一多、李金发二人为个案做一深入论析，在具体的论述中也时常表现出其文学批评、欣赏的造诣。任访秋是从古代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的，因此他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也会自然地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通。比如任访秋一直致力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打通，具有很好的古典文学素养，这使得他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也注意现代文学作品与古代文学作品的勾连。他在分析李金发的象征诗时，就联系到李贺、贾岛、李商隐的诗歌。这一切都体现了任访秋贯通古今的学术视野以及锐意探索的学术品格。
另外，《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后记》也值得特别关注，它所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由于《任访秋文集》的编纂者没有注意到这本书的存在，故而在其现代文学研究卷出版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成书经过做了简短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作为前锋丛书第三种，1944 年由河南南阳前锋报社印行，繁体竖排，嵇文甫作序。当时因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用纸极差，印数甚少，至今已保存不多。随后南阳沦陷，下卷的出版已不可能，甚至原稿也在战火中丢失。《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作为开封师院中国语文系的讲义，是1957 年由师院函授教育处铅印，繁体横排。此次出版整理一并以繁体字排印，参考了作者当时的勘误记录，只对其中明显的文字错误做了更正。但事实上仍嫌不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只有任访秋的老师、同事嵇文甫的一篇短序，《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既无序也无后记，对我们了解二书的构思、写作及出版情形造成一定限制，与此相比，《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却有一篇详细的《后记》，记下整本书的写作缘起和任访秋自己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讲义之编写历程。因此这篇《后记》弥足珍贵，文中提到：我是四〇年到河大教书的，那时大学还没有新文学史这个课，仅仅有一门新文学讨论及习作，还是一向没有人教的选科，当时系主任就让我来担任了。我自己是不会创作的，当然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指导同学来习作，于是就只剩了讨论。但是讨论又谈何容易，那时潭头在万山丛中，有点像世外桃源，简直是与世隔绝，再加上反动统治政府的扼杀进步文化的检查与封锁政策的实施，所以大后方向像桂林、昆明、重庆等处，所出版的文艺刊物和著作，除了零星的可以看到几期《抗战文艺》外，其余根本就看不到。
至于作为抗日根据地，同时又是中国革命文化策源地的延安的刊物，那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一面是对文艺界所发生的新的问题无从知道，另一面是可供研究一般文艺问题的资料也根本没有，所以讨论也无从讨论起。其结果这门课只有拿讲授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来充数了编写我的《现代文学史讲稿》了费了约一年半的功夫，算是略具眉目。到了四三年，就由南阳前锋报社印出了它的前半部，但不久南阳沦陷，因而并没有很好的发行，就都丢掉了一九五〇年新河大建设，课程中规定有新文学史这门课。当时由李嘉言、张长弓两同志和我三人合编了一份《新文学史讲义》。但由于材料的缺乏，和时间的迫促，内容非常的简略。到五一年，该课由我一人担任，这时我就决计把这个讲稿重写一遍，在时期上又来一个新的划分。五二年夏，三反思想改造中检查讲稿，又发现了在内容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客观主义，同时在对问题的看法上，以及章节的安排上，还带有很深的旧的思想方法的烙印。于是在三反后，就给它又来了一次彻底的改写。在我的意思，是再教几遍之后，可能内容比较充实点，错误比较会少点，然后再出版，但由于同学们的一再催促，只有这样的复印了
现在看来，这一自白的重点有三：其一，毫不隐晦自己的文学史教材、讲义的写作是因大学教学和教育工作的需要。必须承认，这一需要有时比学者本人进行学术研究、写作的需要还重要，这是理解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研究、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背景。其二，透露出作者的治学路径，是从材料出发，先材料而后论断，绝非先理论而后材料，以论代史式的写作。今天我们知道，以论代史式的写作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学研究中非常流行，但任访秋却没有追赶时髦。为进行现代文学史写作而搜集资料，虽然十分不易，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奉行其细大不捐主义。以史带论，从材料出发这一学术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本文学史的意义、价值。其三，作者坦陈对前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的不满，因为自己满心期望着能真实地写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面貌，同时个人又是以同情于进步的文艺倾向和文艺作者自居的，但结果竟流于纯粹客观主义的论述，甚至于把那些反动的文艺理论与进步的文艺理论并列而不予以批判。这固然是由于自己的认识不足，而主要的还是为自己一向所抱的超阶级政治的观点所决定的缘故。怎么理解这些论述?取决于今人的历史观念、政治立场，但对任访秋本人来说，后出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确才是他本人理想的著作，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任访秋学术思想的复杂性，今天要做出合理的评价并不容易，而且，与评价相比，怎样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些复杂性之下任访秋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以及形成的原因、意义等问题，或许更为关键。在《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中，任访秋再次回忆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辛苦与收获，大致脉络没有变化，但充满了更多细节：1941 年，按照大学文学系课程的规定，文史系设有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的科目，但一直没有开过，于是文甫师就同我商量，可否由我来开，我同意了。为了开好这门课，我不能不做充分的准备。我经常到上神庙河大图书馆，去翻检五四时期和20 世纪20 年代及30 年代现代文学方面的期刊与作家们的论文和创作。河大在抗战爆发后不断地搬家，图书也随之搬家，幸而过去的期刊及大部分现代文学方面的书籍还保存了下来。而比较重要的期刊，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以及20 世纪20 年代初几个文学团体的刊物，如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周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及语丝社的《语丝》、新月社的《新月》，20 世纪30 年代的《现代》和左联的刊物《文学月报》以及民族主义派的《矛盾月刊》等刊物，大半都找到了。我根据这些期刊及后来赵家璧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一些作家的诗文集，开始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在教学中陆续写成。《子产》的印行，引起了我对文学史出版的兴趣，当我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定稿后，又商请李静之兄予以印行，这部书于1944 年5 月出版，印数2000 册，是出版较早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是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根据自己当时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对五四文化革命(包括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和20 世纪20 年代前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做了具体的分析与阐述。将《新文学史讲稿》的《后记》与《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记录对照来读，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任访秋的现代文学史编纂与研究的成就、经验教训，更让我们感到《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不容忘却。它完全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和以该书下卷修改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这两本书虽然出版时间有先后，但是构成一个整体的关于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而《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则是其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学术思想变迁中写成的新的文学史，是一个相对来说更新的文学史叙述，虽然只是讲稿，但其性质却不是讲稿，近似于著作，因此值得我们珍惜。
二
《任访秋文集》在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时，出版说明中说：《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作为开封师院中国语文系的讲义，是1957 年由师院函授教育处铅印，繁体横排。
任访秋1989 年所写的《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他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出版后，还写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卷，但当时未能公开出版。《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卷为基础的，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五四后30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做了重新地审视与评价。在认识上，比原来的较为深刻全面了。他还提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当时已确定出版这本讲义，但由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错过了公开出版的机会。但是，河南大学函授处发行了5000 册，当时已流布全国各地，为当时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同志所参考。查任亮编的《任访秋先生生平著作系年》中说，任访秋是在1957 年5 月，因在开封师院党委和市党委召开的大鸣大放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被划为右派的。由此可知，第一，这本讲义印刷的具体时间是1957 年4月，印刷数为5000 册;第二，当时某出版社拟出版这本讲义，因任访秋1957 年5 月被划为右派而取消了出版计划，使得这本讲义突然失去了出版的机会，直到2013 年才得以公开出版;第三，尽管无法统计这5000 册的铅印讲义具体流向了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讲义当时已经在其他高校的现代文学教学者与研究者之间传播开来。
翻阅《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最明显的亮点是，它的下限并非止于1949 年7 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任访秋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的发展。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附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但下限与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九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1919-1949)是一致的，都是1949 年7 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与他们的下限是一致的。只有1944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将下限划到抗战文艺的时代(1937-1943)，但文学史写到1925 年戛然而止。单从文学史的讨论范围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的突破。《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单设一章，任访秋从文艺理论政策的变化与创作上的新成就两个大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的发展做了细致介绍，并对这种新气象与新成就产生的原因做了简要的解读。也许现在看来，任访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分析未必有多少新意，但他毕竟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地对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黄文元》、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白朗的《幸福的明天》、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结婚》、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作家作品做了简要分析。《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于1957 年8 月，第9 编现代文学部分是由王瑶、刘绶松执笔的。任访秋1956 年7 月，曾经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这本教学大纲草稿的审定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后，王瑶、刘绶松等在《大纲》的基础上，开始编写文学史，但因反右派斗争被迫停止，未能完成。
虽然笔者不能确定《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是否参照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草稿审定会的某些意见，但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为参照系，来分析一下《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这本文学史讲义的特色未尝不可。《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只是一份教学大纲，并且只有第9 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是属于现代文学部分，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在分析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联系、现代文学的特点时，比《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讲述得更为具体、翔实。与《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绪论》专门设立了学习现代文学的目的与学习现代文学的方法两节。任访秋说，学习现代文学的目的，一是了解并掌握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二是了解重要作品及其代表作品，并能领会和欣赏它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具备初步分析与批评的能力;三是体会现代文学作品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学习现代文学的方法，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二是应该对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别人的论断和评价，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引或参考，但不应该拿它来代替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否则就必然会成为公式化的或者教条主义的分析和批评三是应该从作家所处的时代以及作家的世界观与政治态度来分析作家;四是对作家作品评价的唯一标准是客观现实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以及作品与作家对革命事业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因此任访秋在《绪论》中专门强调一下，也无可厚非。任访秋还强调在进行作家作品分析时，不能盲目照抄别人的论断，笔者猜测这是因为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大量引用时人的评论文字曾被目为剪刀加糨糊被批判，任访秋吸取王瑶的教训。在章节安排上，《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相对于《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都有不少的突破。对照《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与《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现代部分，关于章节的安排，都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设立了专章，为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丁玲设立了专节。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还为瞿秋白设立专章，也为叶圣陶、艾青、沙汀、夏衍、李季、贺敬之、丁毅设立了专节。另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鲁迅是两章，《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仅设一章。对照《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与《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都为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设立专章，为叶圣陶、曹禺、赵树理、丁玲、夏衍、艾青、李季、贺敬之、丁毅设立专节。不同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还为老舍、巴金、沙汀设立了专节，但《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中出现过的闻一多、李金发等专节被取消。笔者猜测，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任访秋虽然在《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中也强调作家的政治立场，但程度是明显不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已经把客观现实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以及作品与作家对革命事业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讲稿》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按照这一标准，为了避免麻烦，任访秋将李金发等专节取消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第十二章《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共分四节，分别是叶绍钧、老舍、巴金、曹禺。《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第十章《巴金老舍曹禺》，共分六小节，巴金、老舍、曹禺各占两节。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以文学史书写中的巴老曹为例，对《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与《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任访秋之前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做一对比。关于巴金，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和《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都未提到。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则为巴金设立了专节。专节由四部分组成，介绍生平、分析作品中所反映的黑暗现实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分析巴金的世界观对他的创作方法的影响，以及对巴金应有的理解和评价。任访秋将《家》中的人物分为三类，一是封建阶级的代表人物、伪善者，如高老太爷;二是封建制度的牺牲者，如梅小姐、瑞珏、鸣凤、琬儿;三是新生代，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任访秋对三兄弟的不同性格都做了细致解读。他说，觉新一方面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但同时又深深地为旧的封建思想所束缚，这样就形成了他的遇事犹疑、迁就、软弱，一点也不果断，丝毫不肯反抗的性格。因此使他葬送了两个他所最爱的女子，一个是他最初的恋人梅表妹，另一个是他的妻子瑞珏，他自己于是也陷入悲惨的境地里。他的思想中新旧两种思想时时在矛盾斗争着，可是斗争的结果，旧的总是战胜了新的。他既要寻求个人幸福，但又要做孝子贤孙，在那时这二者是不可得兼的，为了后者就不得不牺牲前者，其结果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成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可怜虫。任访秋用简练的文字将觉新的多面性与复杂性都生动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文字，我们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和《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中是读不到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只说有几个人物仍然写得很好，《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也只提到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觉慧的形象对读者所起的鼓舞作用。
关于老舍，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和《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中也未有片纸文字。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则为老舍设立了专节。任访秋通过分析《月牙儿》《骆驼祥子》《国家至上》《归去来兮》《残雾》等，认为老舍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老舍自己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老舍写祥子的遭遇，是为了反映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被迫害，一个穷苦的人无论怎样出死力去劳动、怎样去挣扎，终难逃出苦难的魔掌。他还从剧本的情节、人物的性格、语言风格以及受欢迎的原因等方面对《龙须沟》做了细致解读。不过他认为《猫城记》虽然讽刺了军阀政客，但也讽刺了革命人物，甚至否定了革命，老舍是不懂革命理论的，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说：《猫城记》中作者有意地向讽刺文学发展，猫人自然是象征古老的中国，代表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恨。但以幽默代替了讽刺，感慨代替了表现，力量就差得多;这样作品需要更多的分析社会的能力，作者于此并不擅长，结果自然就失败了。 可以看出，关于《猫城记》，当时的文学史家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老舍的幽默风格存在着一定的误读造成的。从整体上来看，任访秋对老舍创作的整体把握和分析还是很到位的。
任访秋在《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中说，曹禺是一位具有诗人的天才，和雄浑的气魄的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是充满人道主义的，的确部分暴露了现实的真实面貌，因此曹禺的作品才能够风靡一时，在各大城市上演，博得了许多观众的称赞。不过，他对曹禺也做了严肃的批评，说曹禺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很想反映现实，但把握不着现实的本质;很想寄托理想，但结果流为幻想;很想有助于被压迫的人民，但结果是做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助手。《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不同于《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抽象分析，对蘩漪、陈白露、李石清、曾文清、愫方等曹禺剧作中的主要人物都做了细致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敢于打破一切桎梏，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上，理解和肯定蘩漪。从对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的文学史书写中，可以看出任访秋注重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细致分析，对人物心理的揣摩，也不忽视对作家思想倾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分析与研究。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等种种原因，任访秋对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分析未必全是合理的，但他毕竟在文学史编纂中对此做了尝试，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
T.S. 艾略特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在艾略特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一个美学的批评原则。他之所以必须适应，必须符合，并不是单方面的;产生一件新的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其原因是，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但这一看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史、学术史的研究呢?笔者以为，道理是相通的。学术著作的独创性、经典性，也没有办法单独评价，只有与前人的作品，以及本人以前以后的作品的比较中，看它是否完整，而让引起变化的一个新的秩序继续保持完整，形成新与旧的适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出版和《中国新文学史讲稿》的发现，将会极大地调整我们对任访秋现代文学史著述的认识。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新文学史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分别写于1944 年、1953 年、1957 年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并且不管是全书的总体结构还是章节布局，几乎完全不同，我们正好可以通过对照这三部文学史稿的不同，来解读任访秋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变迁。这一章的前两节，已经对新发掘的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各自的特色，分别做了细致梳理。这一节主要是引入任访秋1944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对《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局限性做一阐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用了近九页的篇幅对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共有三编，《文学革命运动的初夜》占了一编，这一编又分三章，分别讲述清末民初的政治、思想、文学(诗、小说、散文、翻译文学)，几乎占了全书的1/4 篇幅，可以看出这本文学史给予近代文学的分量很重。对此，黄修己评价说：书中给近代文学史以相当的分量。作者兼治近代文学史也许当时近代与现代文学的分界，仍未像今日这般泾渭分明因此这一部分的记述便比较细致。可惜的是，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中注重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联系的这一特色，在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未能保留下来，这两本文学史再也不见近代文学的踪迹，更别说占全书的1/4 篇幅了。从有关近代文学部分的编写来看，任访秋最初是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原初历史语境中，来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并且试图展现原生态的文化景观。但在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中，他对近代文学部分有意做了省略，突出强调了文学革命以及之后的文学史景观，这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变迁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得不做出如此这般的调整。任访秋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余论中对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评价不高，说翻译界，林译本身就是失败。苏诗、严文，同周氏兄弟的小说比较，算是成功的译品。但因为运用古体和古文，毕竟不易做到十分信的地步。而且字句艰深，所以影响不能够怎么普遍，但他毕竟在第三章第四节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专门对苏曼殊、林纾、周氏兄弟、严复的翻译做了简单的梳理。
第三编第二章第四节也设有翻译一节，对初期试作的时代(1917-1920)的翻译情况分体裁做了叙述，并指出当时提倡新文学者之所以要介绍上列诸作家之作品，并非率而为之，实亦有其深意在焉。一、为提倡人道主义，故介绍托尔斯泰与武者小路实笃。二、为提倡写实主义，故介绍莫泊桑与易卜生。三、为表彰弱小民族的文学，故介绍显克微支。这些作家对中国的新文坛，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1 年所写的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商榷文章中，任访秋也提到由李何林、王瑶、蔡仪、老舍四人共同拟定的大纲在内容上是丰富的，有不少地方可以补我们之不足，不过里边也有漏略的，最显著的是翻译文学，根本一点都没有提到。但翻阅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笔者发现这两本文学史讲义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一样，关于现代作家的翻译情况一点儿也没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在分析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时，首先提到了旧学之弊，已达到极点，有眼光的学者，早就想予以改革，时代已变，旧文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言文一致的要求，对于方言的重视，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五个原因。《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与以往著作不同，未曾先从政治上、思想上的变动说起，而是偏重于说明文学自身的原因这一特色。可惜的是，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在讲述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时，不再先从文学自身的原因着手，而是像其他文学史一样首先从社会原因分析，这不能不说一种遗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对鲁迅小说，也对其他作家的各类作品，均不做细致的评析，而对鲁迅成功的原因，却有一定的分析，超过了前几部新文学史，可惜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不再关注鲁迅成功的原因。尽管后两部文学史加大了关于鲁迅作品分析的力度，但关注最多的还是关于鲁迅伟大的战斗者的一生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的转变。黄修己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不同于吴文祺、王丰园著作采用阶级观点，也不同于李何林著作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任著显得比较客观。的确如此，比如任访秋在对初期试作的时代(1917-1920)做总结时，他的分析是客观的：这期的作品，无论诗歌、小说同戏剧，除了极少数的外，其余大半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这本是无足怪的。在这一个崭新的时代，把旧的文学形式完全破坏了，而开头来建造一种新的，就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作品内容，常失之空疏，词句不是不能脱去旧文学的陈调，就是生吞活剥地去模仿外国的语法，造成极其佶屈而难读的文字。但我们不能轻易的去菲薄他们。再比如关于郁达夫，王丰园说：达夫先生的作品，反映了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他是这一阶级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他的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浪漫，都与郭沫若先生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而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这样写道：
郁达夫(浙江富阳人，日本东京帝大毕业)是创造社中最重要的小说作家，著有《达夫全集》，中间有《寒灰》《鸡肋》《过去》《薇蕨》诸集，包括小说四十余篇，另外还有《迷羊》为单行本。郁氏的作品，似乎受法国的卢梭及日本田山花袋、岛崎藤村诸人的影响甚深。他的作品几乎纯为个人的自叙传。对于个人内心的苦闷，毫不掩饰地予以揭露。这种表现，固然是个人的，民族的，代表了那一时期一般的青年心理。因此他的作品就风行于世，为一般青年所爱好。他最早的知名之作，是《沉沦》。里面写一个青年留学生，因为性的苦闷与经济的压迫，及受到社会上不良的刺激，遂陷于变态心理的境地。以后的作品，多半逃不出这两种范畴，即经济与性爱的两种苦闷。郁氏因为体质孱弱，而遭遇又不甚如意，其发之而为作品，就含有很浓郁的感伤情调。《采石矶》就是这类代表。至于形式上，他的每篇作品，都似很随便写出的，好像是在结构上不曾费过匠心似的，可是他的笔致隽俐，写景言情均极细腻，在当代作者之林中，就文论文，彼不失为第一流的作家也。
王丰园在解读作家作品时，先是对所要解读的作家的阶级属性做出判断，然后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作品。郁达夫属于所谓的没落的士绅阶级，属于被批判的对象，在王丰园看来，郁达夫的形象只能是负面的，灰色的，沉沦、悲观、消极、堕落、颓废、浪漫这些负面词汇就被粘贴在郁达夫身上。在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现代作家，但是由于他在小说中常有些大胆的性描写的片段或性苦闷的词汇，因此遭受世人的误解，从而影响对他的创作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而任访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身体状况、所受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等方面阐释郁达夫作品风格的成因，并通过分析《沉沦》《采石矶》等成名作、代表作，对郁达夫小说的感情基调、结构和语言风格等进行逐一解读和总结。通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任访秋的这部文学史的文字，都似很随便写出的，好像是在结构上不曾费过匠心似的，相对于同时代的文学史，的确是比较客观。但是到了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只提到了创造社是几个日本留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在一九二〇年左右组织的文学团体，而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对郁达夫却只字不提，更不要说持客观态度了。当然，在文学史写作趋于政治化，更多的是根据作家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作家作品的大环境下，任访秋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比另外两部文学史要客观一些。不同于许多新文学史依据政治运动和文坛上的思想斗争，来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完全依据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来给新文学分期。但是到了后来，尽管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的具体分期不相同，但此时任访秋的分期标准都是依据政治运动和文坛的思想斗争来划分的，这是因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一般的都由客观现实，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方向。由于政治的要求，决定了文艺理论的方向，而理论又领导了文艺创作。所以五四后，大抵是理论领导创作，同时创作也后于理论。根据这一点，我们肯定从历史发展上来划分新文学的时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出版时，无论是编写还是出版的条件都很差，并且也仅出了上卷，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以往的文学史著述相比，仍然呈现出一些闪亮之处。可惜的是，这些闪亮之处，在1953 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和1957 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几乎找不到了。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部曲差别如此之大，除了与时代、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似乎也是由于他个人的思想、精神没有强大到足以支撑起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在早期写作文学史的时候，他的思想还处于波动状态，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写作过程中，他的内心、思想肯定经历过剧烈的冲突，直至最后真心地服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任访秋的文学史写作之路，也充分地显示出一个学者、大学教师在社会政治大环境下的无奈、无力。这让我们不禁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储备起怎样的思想、精神资源，才能不被大环境牵着走、赶着走，始终保持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性，努力做好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另外一方面，无论是对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的评价而言，还是对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恐怕都不宜陈义过高。过分贬低研究者个人的力量，与过分夸大研究者个人的力量一样，都很有可能没能充分估计研究者在时代与社会面前遭受到的大大小小的压力、困难。
更重要的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的研究，既需要关注那些公开出版的，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人所共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要努力寻找和关注还有哪些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有哪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找和发掘。尽管这些新发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史料，未必一定能改变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的整体看法，但我们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它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研究所带来的改变。对于文学史、研究史、学术史的研究而言，我们只需要本着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平实的研究和细致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