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宋的GDP将宋神宗评为超级大富豪，其实显示了《时代》杂志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陌生与自以为是。
美国《时代》杂志评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10名超级富豪，依次为：马里帝国国王穆萨、罗马的凯撒大帝、宋代中国的神宗皇帝赵顼、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
作为草原“黄金家族”的主人，成吉思汗登上这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排行榜”是理所当然的，但宋神宗居然被列为史上第三富，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有人可能会生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也有人会理性地认为，宋神宗的入选有利于扭转人们对于宋代“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
国民财富、国家财政不是君主私产
《时代》杂志首先混淆了国民财富与皇家财产之间的界线――准确地说，他们或不相信宋代中国存在着一条这样的界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难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么？
在推行家产制的草原汗国，“黄金家族”确实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产都当成自己的私产，“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但在宋朝，宋人并不认为天下为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时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这个财富也是国家、国民的财富，并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财产。赵顼本人也绝不敢将国家与国民的财产据为私产。
其次，《时代》杂志混淆了国家财政与天子私财之间的界线。宋神宗在位期间，经过志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政府确实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量。用宋人的话来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财富归国家财政所有，可不是赵氏皇帝的家产。
钱穆先生曾指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与政府分开的一个表现，便是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的分立。钱先生在介绍汉代政治制度时说，汉朝的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这套制度延续至唐宋，只不过机构的名称改变了。唐代的国家财政机构为转运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库则为琼林、大盈二库。宋朝的国家收入也分属户部、三司控制的国库与独立于国库系统的内藏库。皇家用度一般都取自内藏库。所以《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
宋代的内藏库的确具有天子私库的性质，比如宋太宗在内廷置内藏库时，“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内藏库的勾当官以宫廷内侍充任；又如皇家的经费均取自内藏库。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熙宁、元丰年间内藏库有多少积蓄，便说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财呢？
内藏库也不是宋朝皇帝的私财
内藏库又不仅仅是天子私库。实际上，宋朝的内藏库还具备公共财政的功能，这一点跟汉代的少府、唐代的琼林库与大盈库大不一样。
内藏库的前身为宋太祖创立的封桩库。《宋史・食货志》载：“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太宗继位之后，封桩库改称内藏库。宋人笔记的记述更有戏剧性：“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桩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尝密谕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会太祖上仙，其事亦寝。太宗改为右藏库，今为内藏库。”
总之，从设立的初衷来看，内藏库与其说是“天子之别藏”，不如说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库。这其实也是宋人的共识，如宋真宗说：“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司马光说：“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
宋代内藏库的战略储备功能与公共财政功能，是之前几代王朝的皇室私库所不具备的。因此，尽管编撰《文献通考》的宋末人马端临将宋之内藏库与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库相提并论，但宋朝人苏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苏辙强调的正是内藏库区别于前朝天子私库的公共功能。 从内藏库的日常管理来看，虽说宋太宗时，“外庭不得预其（内藏库）事”（这当然体现了内藏库的天子私库色彩），但太宗又解释说，“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实际上，外臣对于内藏钱的使用还是握有发言权的。宋仁宗时，由于榷货务未能及时兑换现钱，河北的“交引”（相当于有价证券）发生贬值，“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有人上书仁宗皇帝，建议动用内藏钱“二百万缗量增价收市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仁宗一听，有道理啊，便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知谏院范镇出来阻止：“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钞，而令内藏库乘钱以买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宋仁宗只好“遽罢之”，撤回成命。
宋神宗在位期间，内藏库加速向公共财政机构转化，“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宸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将内藏库划归户部管理，天子私库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v年间，又“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即内藏库须接受政府的审计。
可以说，宋代内藏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天子私库的色彩，又有公共财政的性质，特别在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公共财政性质更是得到强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储蓄堆积如山，也不可以将这批财富当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财产。
国民有私，天子无私
即便是理论上归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即内藏库拨给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因为宋朝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椅子耶？”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可知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便会受到宰相的查问。
传统中国有一项古老的制度：“惟王不会。”意思是说，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库的法理基础，即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对“惟王不会”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南宋士大夫韩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则不会，其余则太宰未尝不受其会，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应辰也称：“王之用度，虽曰不会，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确实受到制度性的线束。来看一个事例：“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内廷要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需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宰相与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将申请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制度开始时还不习惯，也想不通。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制度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
被《时代》杂志评为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极节俭。据王安石说：“臣见陛下（神宗）于殿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费于结络。”不妨设想一下，按照宋朝条贯，如果宋神宗挥霍无度，也必为大臣阻止。
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家天下”时代嘛，天下皆为天子所私有。其实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并非“天下归天子私有”，而是“王者无私”。国民需要拥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但天子不应该有私属财产。《时代》将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显然是因为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宋人的公私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