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支柱是政府官员。纳税人花费一大笔钱，让他们管理政务，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个是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者。他们不但担负着科学文化的传授、研究、更新等重任，还要批评和监督政府，维护自身的权益，发展社会的自治事业。第三个，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者。三者缺一不可。
商业化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础，商人（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没有理直气壮为商人创造财富的历史功绩讲话。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社会精英不成熟，对现代主流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没有把经济自由放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基础位置。再加上中国有深厚的泛道德主义的传统，经常把道德判断摆在整个社会评判的首位。于是，面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世界性的难题：什么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和对策？极端思潮乘虚而入，认为富人特别是商人是罪魁祸首，消灭他们就是消灭罪恶，是建立公正社会的前提。
看待社会问题，书生议论、政治家决策和历史学家的评判三者应该有别，各有各的价值。书生（知识分子）有揭露、批判和监督的义务。处士横议，言论自由，意见纷纷，揭露矛盾，推动改革，才会天下太平。政治家则要瞻前顾后，全盘考虑，尊重民主、法治，通过制度性的民主程序冷静决策。合格的历史学家既不是政治家的吹鼓手，也不应迎合极端思潮，他们的责任是冷静、客观寻求历史真实，公正地评判是非，为后来者提供鉴戒。
关于财富和商人、企业家，我想有几个观念应该认真清理：
头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过去比较极端的批判家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夸大了，将工业化过程中工人的贫困夸大了。这些错误观点在中国的知识层中至今仍然影响很大。 许多中国人看过夏衍写的《包身工》，不少人为之流下热泪。包身工一般以三年为期，“一个包身工进厂后约有三个月的学习期，工厂每月补贴膳宿费6元，，学成后每天工资0.38元，全部为包工头所有，三年期满后……为包工头白做三月。”6在此期间生活费用由包工头负责，每年仅给家长10元。剥削的确非常厉害，包身工的生活状况是悲惨的。但活活饿死更残酷，所以父母甘愿让儿女去受罪。同时，这仅是当时学徒制度的一个部分，而且采用包身工制度的行业很少，不能概括学徒生活的全貌，更不能代表工人生活的全貌。 至于当时工人生活情况，“根据1923——1929年间的九种调查，在华北，一个成年人每年的生活费用约需40元左右，每一家（3.6个成年或大小人口5－6人）约需150元；在华东，每人约需60余元，每家约需250元左右。”1929年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7.52元，女工是10.56元，童工（学徒大致相同）为8.16元。1930年全国“27个城市工人每月工资，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未超过20元，约有半数在15元以下”。8通过这些粗略的数字可以证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在业的工人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的；一个人做工可以维持几个人的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十小时，有的长达12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