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朝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极为繁荣的时代，然而在军事上却败战频频，文章主要从宋朝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和缓战的战略指导、募兵制下兵员素质和战略要地的丧失等四个方面探析造成宋朝国富军弱的原因。
【关键词】宋朝；国富军弱；原因
在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朝给我们留下了“幽云十六州”、“澶渊之盟”、“靖康之耻”这样的负面记忆，其积贫积弱、昏聩无能的形象牢牢地刻在人们心中。然而，不可否认，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乃当时世界之最。北宋的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集市“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宋朝与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荣景象，千年后的今天仍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他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可见，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然而作为当时最繁荣的大宋王朝，为何在战争中屡战屡败，其国富军弱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一、统治阶级崇文抑武，实行以文制武的策略大大限制武将权力，导致武将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发挥
宋朝靠兵变建立，为了防范武将拥兵自重进而威胁其政权，宋朝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策略，千方百计削弱武将手中的权力，武将地位大大降低，通过实行兵将分离、将从中御，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对行军打仗，用兵多方限制，极大阻碍了作战效能。
一是以文制武，武将地位下降。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对大臣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不仅在中央许多重要职位由文人担任，在地方乃至军队也都是文人居多。把过去由武将把持的行政、财政、司法权交到文臣手中。文官身居要职，成为领导者，武将见到文臣，不再趾高气昂，而必须恭恭敬敬，“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二是建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削弱武将兵权。枢密院是主管军事的最高机关，与主管行政的中书省分掌文武大权。“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枢密院权力很大，但不直接统率军队。“三衙”也称“三司”，分掌全国所有的正规军禁兵，“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三衙之间相互平衡，没有隶属关系。三衙只负责平时部队的管理，战时则由皇帝临时任命“率臣”率军出征。朝廷通过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掌管兵符，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率臣则由皇帝临时任命，从而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有效地削弱了武将的兵权。
三是实行将从中御，违背作战规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赋予前方将帅根据战场情况不断变化因地因时便宜行动的权力乃克敌制胜的基本要求，然而，宋代却反其道而行之。每次出征前，由优居深宫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交给统兵作战的将领遵照执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在当时通信联络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依靠事先制定的阵图，遥控前线作战，实乃军事上的一大退步，战败的结局可想而知。而这也极大抑制了武将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使将帅不思打赢之道，只是简单遵照执行。胜则是庙堂作战方针正确，败则是武将能力不足，使武将不愿出征，消极备战。
二、统治阶级消极防御，实行以和缓战的战略方针，重经济轻军事是军力不强的重要原因
统治阶级有无斗志、进取心和高明的战略，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成败的重要因素。从宋太宗开始，过去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与武力的传统发生转变，强军强国的意识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以和缓战的思想逐步形成。
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宋朝被迫应战，宋真宗亲赴澶州。辽军在黄河北岸遭到宋军有力抗击，双方交战僵持不下。宋真宗和多少朝臣抓住辽有意和谈的机会，通过议和达到休战的目的。于是，以付出经济代价换取辽军停战的“澶渊之盟”就此缔结。“澶渊之盟”的缔结无疑给统治者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比用兵代价更小。至此，“姑务羁縻，以缓争战”，主和反战的主张占据了庙堂的主导地位。在此形势下，主张加强边防的呼声和官员都受到压制，武将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宋朝自太宗后期始，即不再以积极防御、开疆拓土为能事，军队转而以维护域内统治为主要任务，军队与边防的意义和价值随之降低，主流意识逐渐对战争手段产生怀疑、抵触和排斥的态度。“澶渊之盟”的缔结，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然而，通过片面退让所得到的和平只能是短暂的表面的和平，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作为后盾，只能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宋朝统治者的战略短视，在经济大繁荣的背后却埋下了灭亡的祸根。正所谓一个国家有两种大法：一种像熊一样大，越大力气越大，一掌就能把对手打碎；另一种像猪一样大，越大人家就越惦记着杀了吃肉。
三、宋朝的兵员素质不高，军队组织结构僵化落后使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
宋朝的军队的规模不可谓不大，国防投入不可谓不多。然而庞大的军队与慷慨的投入却没有锻造出优秀的国防和军事实力。究其原因，其兵员构成和军队组织结构上的缺陷不容忽视。
宋代的兵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招募。宋代募兵的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每逢灾荒之年大量招募流民和饥民为兵是宋代的一项国策。二是抓夫。在军情紧急、兵员枯竭的情况下，也实现强制征召。三是配隶。即让罪犯充军。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士兵的来源多是三教九流之徒，各类人员混杂，士兵地位极低。致使很少有人愿意当兵，即使被迫当兵也想方设法逃亡。“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为社会共识。精英阶层普遍以学文为荣、以从军为羞，充斥宋军的多是诸如无业游民、招安的土匪、各类犯人等等。同时，罪犯充军还给军队建设和管理带来恶劣影响。大量囚犯成为士兵，必然把原来的各种恶习带进部队，增加了部队教育、管理和训练的难度，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导致守不能护疆卫土，战足以丧师辱国。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处则卫镇，出则更戍”的禁军，二是“专于服劳，间亦戍更”的厢军，三是一般不脱离生产的乡兵。禁军承担“守京师，备征戍”的任务，是战斗兵种；厢军为禁军副署，不是战斗兵种，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程和杂役。军队的整体组织结构上推行禁、厢军互补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北宋中后期蜕变而渐失活力、日益僵化，致使募兵制演变为募兵终身制，致使兵员数量急剧膨胀且多老弱病残，随着禁、厢互补制度的异化，特别是厢军逐渐转变为吸收消化不合格禁军的重要载体，厢军成为禁军的养老之地，战斗力严重蜕化。特别是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数十年间的和平环境下，军队未经战事且待遇优厚，滋生了“骄娇二气”，大量军费豢养了一批战斗力低下的庞大军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浪费。
四、养马场和战略要地的丧失，使宋军缺少了克敌制胜的重要屏障和手段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唐朝走向衰落后，将中原王朝重要的战略要地辽东、河套河西走廊一带还有蓟北之野等产马良地全部丢失。而燕云十六州地区被辽占领后，更是使宋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防御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辽突破长城阻隔后，不仅挥师南下更为便利，还因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经济资源，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优势。养马场的丧失使宋军在对抗以骑兵见长的北方蛮族政权时处于劣势，而战略要地的丧失使宋军在面对强敌时缺少了重要屏障，因为过了幽燕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对于定都与汴京的北宋来说已经无险可守，北方的蛮族骑兵可以从容的发挥骑兵机动性和冲击性的优势威胁中原腹地安全，可以说，控制了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了汴京的咽喉。而要收复幽燕，骑兵是最得力的兵种，然而宋朝相对于北方蛮族政权最大的劣势正是对马匹资源的掌握。
历史是一面镜子，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埃打，而一个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力量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丧权辱国。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英明决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业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2]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冯东礼，毛元v.北宋军事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