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人画作为我国传统历史中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文人士大夫们对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一种内心的表达和折射。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以几个典型文人画家及其作品为例，分析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以及与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画；出水芙蓉；审美；庄子；自然
文人画作为我国绘画历史上一个典型和特殊的绘画形式，其美学观念强调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抒发恰恰建立在对外在自然物象的经历与感悟之中，再通过创作媒介缓解自身内在的困惑与郁结，实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自由理想。庄子的美学思想为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与庄子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郑笠曾在《庄子美学与中国古代画论》中指出：“中国绘画从庄子起就以无所挂碍的自由心灵走上了表现之路，在扫清了欲望、功利、知识、伦常等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之后，自然、真、逸等来自心灵的东西得到了真画者的珍爱”。[1]可见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
以北宋时代文人画中山水画的审美标准为例，北宋时期，绘画讲求道法自然，“写真”是当时绘画者们所竞相追求的一种审美意趣，也是当时评判山水画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
北宋“米氏云山”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米芾是北宋书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书画作品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后来的文人画影响极其深远。其绘画崇尚自然，不求修饰，不求工细，但重率意。米芾借鉴前人山水画法的同时，更加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绘画中常常信笔挥洒，一气呵成，以求画面生发出自然的气韵。正如清代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所描绘：“直须一气落墨，一气放笔，浓处淡处随笔所之，湿处干处随处取象，为云为烟在有无之间，乃臻其妙”。作为著名的鉴赏家，米芾在《画史》中对自然之美的崇尚也处处有所流露：“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开，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2]（图一）“黄筌惟连差胜，虽富艳皆俗”，（图二）可见“米颠”继承了庄子“养拙守真”的观点，对不加修饰的“自然本真”之美直白推崇而对黄筌的巧工雕琢之画作直呼其“俗”。黄筌的作品为何虽“富艳”却在米芾的眼里沦为“俗”？或许用庄子美学思想中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关于言和意的关系，庄子曾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认为言与意正如筌与鱼、蹄与兔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正如绘画中所画物象与所要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关系。所画物象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手段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过分只关注手段，可能就会忽略掉最重要的，即绘画最初的目的。文人画作为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用来纾解内心郁结、追寻个体思想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手段。因而“黄筌富贵”被文人画的杰出代表人物之言“皆俗”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其作品被誉为“宋画典范”的荆浩的山水画理论作品《笔记法》，来探究以荆浩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们通过对“重气尚神，顺物自然”的强调来表达自身对“崇尚自然”之审美理想的追求。
荆浩，擅画山水，师从张b，是北方山水画派的开创者，被后世称为“唐末之冠”。荆浩的绘画风格对北宋前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作品被誉为“宋画典范”。《笔记法》是其著名的山水画理论作品。荆浩在《笔记法》中说：“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而华为实。若不而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3]在这段文字里，荆浩强调了绘画中顺物自然的重要性，认为绘画中只有取物中之气质才能使画中之物得以存活。怎样算是顺物自然？荆浩又进一步指出：“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为其受性”提出了“物象之源”“为其受性”，认为物性是神或气韵的依附之所在。因而所画之物不仅仅是要把握其形，还要重视其性，才能够得以神韵，浑成自然。
另外，荆浩在《笔法记》提出：“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
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在绘画的颜色方面主张“墨”，以“墨者”代替“赋彩”，因在其看来，水墨的颜色最符合自然本性的颜色。所以他曾这样评价李思训的画（图三）“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 [4]原因在于“虽巧而华，大亏墨彩”。[5]可见其对水墨颜色的独钟。李泽厚认为荆浩推崇的“水墨之美”：“这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式的形象想象的真实，而不是直观性的形体感觉的真实。所以，它并不造成如西画那种感知幻觉中的真实感，而有更多的想象自由，毋宁是一种想象中的幻觉感。”[6]这种美虽不是给人以直观是视觉真实感的冲击，但是正因给人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因而这种美更具韵味，寓情于景的画面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同样，庄子认为：“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朴素更易得“民性”。庄子的朴素体现在荆浩的绘画理论中就是以水墨的本色代替“五彩”，朴素指的就是自然的本性。
根据上述关于“崇尚自然”之审美理想的三个方面，宋代的韩拙《山水纯全集》中做出了总结性的论述：“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故合于画。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人神之用，机之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专于才逸、隐遁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识性，明物烛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7]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在绘画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遵循物象之自然本性，抓住其内在气质，同时摒弃自身的世俗杂念，与物象心神交汇，才有可能创作出“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的作品来。
庄子认为，“自然”是美的最高境界，即“道”的境界。因而庄子的美学思想中，“崇尚自然”的“本”“真”之美，是其基础。“真者， 所以受于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不拘于泥。”（《渔父》）徐复观曾经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提出：“庄周的精神本来就是艺术精神。”[8]因此，中国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脱离不开庄子“自然”美学思想的影响。
注释：
[2]（宋）米芾.画史.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979.
[3]（五代）荆浩.笔法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6.
[4][5]（五代）荆浩.笔法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
[6]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70.
[7]熊志庭等人译注.宋人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