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人性是相通的，把人性把握住了，可以拍出好电影。”――吴宇森
3年前的一场大病，让吴宇森开始对自己的艺术理念进行重塑。在医院病床上，他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看了一遍，在某一天观看昔日作品时，吴宇森忽然觉得自己很遗憾。“我当时想，如果我就这样走了――在我还没有拍出一部自己真正满意的电影之前就离开人间了，那真的很遗憾。”
病后的吴宇森将全部精力用于《太平轮》。这部筹拍5年、开机拍摄长达264天的作品，是吴宇森整个导演生涯拍摄周期最长的电影。与以往充斥暴力美学的作品不同，《太平轮》是吴宇森的首部爱情片。但它又不同于当下风靡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餐式爱情片，吴宇森试图用《太平轮》诠释自己的另一种爱情哲学：优雅与高贵。
一个有个性有情怀的电影人
作为《太平轮》的“船长”，吴宇森把自己的风格彻底融进了这部作品。“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影片细节的人，非常细腻。”北京小马奔腾影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含容全程参与了《太平轮》的筹拍和拍摄制作过程，她印象最深的是吴宇森对影片中“芒草”这一细节的重视。
芒草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南部及台湾地区的植物，在原著《太平轮》中，王蕙玲有大量关于芒草场景的描写。
“我当时看了几十遍故事和剧本，对描写芒草的文字印象非常深刻。早年我在台湾读书时也见过芒草，但是没有特别留意。故事中宋慧乔饰演的角色会弹一首《秋日的芒草》，而芒草也是几对恋人情感变化的一个重要隐喻线索，所以我认为应当去实地拍摄。”吴宇森把自己去台湾地区拍摄芒草的意见反馈给了小马奔腾。
“当时我们很奇怪，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对一种植物这么坚持，而且芒草在台湾地区是特定季节才有的，拍摄成本很高，但是导演坚持去台湾完成拍摄。”郭含容的疑惑直到亲眼看到拍摄素材中的镜头才被解开。“等导演拍完芒草回来，我一看镜头，瞬间就被震撼了，你看到风一吹那片芒草的美丽感觉，才会明白导演对细节的追求有多高。”
除了对细节的重视，吴氏《太平轮》另一个重要印记就是对演员层面的精挑细选。
“一个导演最大的快乐是在拍摄现场欣赏演员表演，而一个导演最大的职责应是最大程度地挖掘出演员的演技。”吴宇森对演员的青睐是他坚持了几十年的事情，早在1978年张家振第一次认识吴宇森时，就发现了他对演员极度重视。当时两人同属于一家影视公司。“制片方安排了一个主演，吴宇森很不满意，结果他头也不回就离开公司了，我再次和他见面已经是十年后在徐克那里了。”张家振说。
回想起这段往事，吴宇森表示当时自己发现那位被安排的主演和角色形象严重不符。“我考察演员一定会先评估他能为角色带来什么，我希望演员能够把自己的真性情融进角色。”
本次《太平轮》的演员阵容相当豪华，六位主演章子怡、金城武、宋慧乔、黄晓明、佟大为、长泽雅美每一个都是吴宇森亲自挑选并认可后才进入剧组的。“主演里面许多演员曾在《赤壁》中与导演合作过，只有黄晓明是第一次。”据郭含容介绍，此前吴宇森对黄晓明的印象是很帅气，在看过对方扮演的岳飞后，他才表示了认可。
“黄晓明有一份帅气，但是他更有帅气之外的一种气质。《太平轮》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这个军官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把这位军官的帅气和内在气质都表达到位，我才让他扮演。”吴宇森说。
郭含容发现，吴宇森对演员极为尊重。“他会在每个演员演完戏后，特意走上前去握手表示感谢。如果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导演唯一的表达方法是沉默离开。”
吴氏电影和吴氏伦理
“我出道的时候，香港影坛流行的是拳头与枕头。”吴宇森口中的“拳头”是指武打片，而“枕头”则是指成人电影，或者说色情片。在他的回忆中，那个时候的香港社会风气很怪，不仅社会环境不安定，贫富差距也非常大。“当时的香港社会，一些好人、有才能的人往往得不到发展机会，而那些坏人反而能够发大财。社会好像失去了某一些价值，年轻人对道德观念、传统都很抗拒。他们忽略了家庭的重要，甚至会离家出走。”
吴宇森亲眼看到一些香港年轻人根本不懂得尊重，更没有主见地盲目追随潮流。那时，一个日本乐团在香港人气很高，成员每个人都是剃了一半头发，并一半染上颜色。于是许多香港年轻人都纷纷效仿。“我看到后非常痛心，心里特别难受。”
这种情况下，吴宇森试图制作一部可以唤醒人们沉睡价值观的作品，《英雄本色》应运而生。“我传达的是一种传统的美好，试图把一种消失的道德观通过电影带回来。”
吴宇森的这种尝试，直接形成了一种贯穿于他电影作品始终的吴氏伦理：英雄主人公总会不惜一切呵护弱者，每时每刻都把拯救他人生命的使命置于自己的性命之上，进而为其使用暴力提供了充分的道德依据。这个人物或是《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或是《变脸》中的FBI探员亚瑟，或是《断箭》中的希尔上校……他们或许名字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吴宇森口中所谓的“一个有着古典道德美的骑士。”
《太平轮》中也蕴藏着同样的吴氏伦理。“在我看来，爱情不光是爱，更是一种责任。你结了婚以后，这个爱情好像就过去了，你该怎么去维持？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够赚多少钱，能够买什么汽车。资讯越来越发达了，但是人却越来越空虚了。”吴宇森认为，《太平轮》正是要让人们意识到爱的重要性。“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越是要浪漫一点、开放一点，在能够爱的时候就爱，并敞开胸怀对别人多一份关爱。”
在《太平轮》中，一条腿残疾的黄晓明有一段和宋慧乔共舞的镜头。吴宇森说，这正是自己当年与太太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年轻时我腿不太好，一条腿有点短，但是我很喜欢跳古典舞。追我太太时，我就像黄晓明拉着宋慧乔一样，在场地中央不停地旋转。”他表示，这是自己很怀念的一个时刻，而把这段经历融进电影，也是在表达自己的真情。
“他感情非常丰富，很多事情都用感情去处理。我是说服不了他的，他要干什么就直接去干，不会先征询我的意见。”在张家振看来，尽管感性的吴宇森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温和的一面，但涉及原则问题时他又会变得非常强势。“他对每个人都很温和，但对涉及自己作品本身的事情会很坚持。”张家振开玩笑说，“有时候跟他合作感觉非常痛苦。” “时代真是变了”
“我现在唯一的期待就是赶紧上映，然后不赔钱。”作为制片人，张家振觉得，整个《太平轮》的诞生过程太过复杂，团队压力很大。“投资额4亿元，吴宇森又没拍过爱情片，所以风险肯定是有的。”
对于张家振和吴宇森而言，《太平轮》能最终完成拍摄和上映并不容易，曾在香港和好莱坞打拼出一片天地的他们，需要重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新规则，并适时作出妥协。
2006年，张家振决定将《太平轮》的项目进行电影改拍。当时与台湾一家影视公司洽谈合作，但是在交流过程中，一位参加讨论的人士背着张家振将剧本版权卖给了台湾另一家电视剧公司的制作人。而后，《太平轮》剧本版权几经倒手，最终在2008年被华策影视以1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并聘请了张家振担任制片人――《太平轮》又回到了他手里。
“那个时代已经永远逝去了。”在张家振的记忆中，在那个吴宇森崛起的香港电影黄金年代，一个最红演员的片酬不过是几十万港币，而已经成名的梁朝伟、周润发当时在拍摄现场换衣服完全没有专门的屋子，而是简单在街头解决。“当时的导演、演员也没有助理，一切简简单单。”
“那个时代有一些情谊是很真挚的，没有互相排挤，大家只是想一起把电影拍好。”吴宇森回忆说，那一批电影人对电影本身有着更为淳朴的情怀。
张家振称，吴宇森和自己都经历过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那时与今天的内地市场相比完全不同。“当时香港的电影可以卖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而且基本上都能赚钱。而那时主要的电影终端市场并非电影院，而是DVD和录像带。”在这样的情况下，票房并不是昔日许多香港导演心头的头等大事。“那是一个不缺买主的时代，总能卖出去，总能赚到钱。”
如今的中国内地市场，票房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导演实力的硬指标。
其实，摆在吴宇森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一个与香港、好莱坞市场完全不同的新兴电影市场的游戏规则。以《太平轮》为例，吴宇森原本计划的片头是一个充满古典美风格的镜头组合，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制作方及制片人张家振的一致反对。
“导演的片头非常美，但是有些过于传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所以我们和导演进行沟通，改成了一个更为时尚的版本。”
吴宇森的妥协远不止于此。因为充足的拍摄素材，他将自己的第一版影片制作为160分钟长短，但这遭到了发行方的强烈反对。
“目前的计划是以上下两部形式发行，这样每部作品的时间不可能是160分钟。”最终，吴宇森不情愿地把导演版压缩到140分钟。
“我们的素材完全够拍三部，导演删去每一分钟都很心痛。”郭含容说。
不过吴宇森似乎已经默默接受了这种来自院线的现实压力。“国外市场是不希望一个外语电影超过两个小时的，要不然观众会很累，因为要做国际发行，所以只能做一个国际性的考量。”
中国内地市场带给吴宇森的变化并不仅仅是行业规则，还有社会价值观。一个让吴宇森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初到美国时他有一次在街上被当地人询问职业，当回答是“做电影的”时，美国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尊重神情，并表示“电影是很棒的行业”。“直到今天，在中国一些地方，电影行业的人还会被人称为戏子，这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本质不同。”
四个十年的坚持与妥协
吴宇森把自己的电影生涯划分为四个十年：喜剧与动作戏的十年、英雄片的十年、好莱坞的十年、中国内地的十年。这四个十年分别代表着四个时代，每个十年既是吴宇森个人电影事业的写照，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部变迁史。
在这四个十年中，吴宇森变换了三个地方――香港、美国和中国内地，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毫无例外地经历着“新人――被认可――成功”的轨迹。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先做一番研究。最重要的是交一些朋友，你去每一个地方，没有朋友是做不了事情的，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才能接触到当地的文化。”吴宇森把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谦逊、善于结交朋友并且懂得如何在坚持自己风格和适应新市场之间寻找到平衡。
“我做人原则是谦逊，不卑不亢，我不做任何人的小弟，无论是香港、好莱坞还是内地。”在登陆好莱坞初期，雄心百倍的吴宇森谋求用自己的港式风格征服这个陌生的市场。“当时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有一种责任证明自己，而且在美国的文化体系中，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对你降低要求。”
意识到问题的吴宇森决心先认真搞明白美国人到底想看什么电影，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去体验美国生活而未接手任何新项目。
闭关两年后，吴宇森逐渐摸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奥妙，他推出了新作《断箭》。与《终极标靶》相比，《断箭》是一部纯粹的好莱坞电影，吴宇森将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地压缩，而将美国观众喜爱的火车相撞、子弹横飞等大场面和逼真的画面效果充分融入进去。最终，这部全球票房超过1.5亿美元的电影让吴宇森赢得了好莱坞的认可。
“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是，你既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又要学会根据当地观众的喜好做出适当改变，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对于在不同电影市场的磨合经历，吴宇森坦言。
随着《断箭》的成功，吴宇森也迎来了自己在美国的黄金时代。
在接拍自己第三部好莱坞作品《变脸》时，吴宇森遇到了让他至今难忘的事情。当时，剧本的结局是主人公打死敌人后，把敌人留下的儿子带回家中与自己一起生活，但制作公司的老板建议吴宇森不要如此设计情节。“他们说，美国观众不喜欢看到英雄人物把敌人的小孩带回家。”吴宇森当即向老板表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人性是相通的。“我觉得英雄应该把那个小孩收养，他有义务把他收养，这符合人性。但是老板并不认可。”
按照老板理念制作的第一版《变脸》在虚演场中被打了33分的低分。在调查表的留言一项，60%的观众都表示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小孩最后会没人照顾。得到调查结果的老板立刻找到吴宇森表达歉意，并让他赶紧补拍修改镜头。当以英雄将敌人的小孩接回自己家为结尾的《变脸》再次于虚演场中上映时，影片的得分高达88分，而最终《变脸》也以2.4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让吴宇森名利双收。
如今定居在美国的他，是迄今为止从中国走出去的本土导演中为数不多获得过好莱坞认可的导演。由他执导并于2000年上映的《碟中谍2》，至今还以5.45亿美元的票房保持着华人导演单片票房纪录，吴宇森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过全球年度票房冠军的华人导演。
不过，他并没有留恋于让自己风光无限的好莱坞市场，而是选择适时转投中国内地，并在努力寻找和适应自己的新角色。那么，在好莱坞已经功成名就的他，为何又选择进军内地电影市场？
“我和吴宇森当年离开香港时，并不是因为香港市场没落了，我们离开的那时候正是香港市场的黄金时期，市场很好。而我们从好莱坞回到内地，也不是说好莱坞市场不行了，或者我们呆不下去了。”在张家振看来，在好莱坞的时候，他和吴宇森是一种打工者的心态，自己开发的项目很少。在吴宇森闯荡好莱坞的岁月中，其6部作品中仅有《风语者》一部作品是张家振团队从零开发的，大部分电影的剧本都是好莱坞方面给的。而在香港和内地，他们则可以自由地开发项目，可以获得在好莱坞难以获得的创作自由度，这是吸引他们回归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吴宇森看来，如今的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虽然繁荣，但其作品大都不足以打动国际市场，这多少有些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市场，繁荣而空虚，缺少一些有精神内涵的作品。“眼下，许多中国电影行业的新影人心态比较焦急，都急着寻找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但就我个人而言，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已经是40岁的时候了，电影其实不是一个着急的事情。我还是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真正经历过人生的某些阶段，不怕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人生的历练够了，才能够拍出一些优质电影。”
“你需要认识到电影的本质，坚持你该坚持的东西，并适当做出变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吴宇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