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存学会的文化观可以概括为以颜李为主体，兼顾中西新旧，这种文化观，明显具有调和论的特征。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顽固守旧，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互补。四存学会对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颇多指责和不满，认为这种激进的行为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四存学会代表了颜李学在近代复兴的最高峰，它的兴衰，与颜李学在近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四存学会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建设应该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取人之长，为我所用。
[关键词]四存学会；颜李学；新文化运动
1、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开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一些行为和观点是非常不满的。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过于激进，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近来人心知有利不知有义，以讲学为迂事，众少年摭拾欧西唾余，持决不可行之说，以为新奇，眩惑斯言，盲从者多，诚伪之辨，圣狂之机，皆置之脑后，言之可为浩叹。”新文化派只是将西方唾弃的东西拿来为中国所用，这些学说理论只会蛊惑人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种做法，会将中国引入歧途，“近今学术败坏极矣，视孝悌为迂谈，易文字以俚语，不惜举先圣礼教之防、文化之美，一切澌灭殆尽，而谈平民之治者，且附会并耕而食，食而治之说，相率群入于坡斜一途。”抛弃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一味儿地谈论平民政治，是一种错误的作法。对于新文化运动想以拉丁语来取代汉字的主张，四存学会更是感到痛心疾首，直斥为亡国之论，“一国之语言文字不亡，即一国不亡，若并此废之，是国未亡而先自亡矣。”
值得注意的是，四存学会虽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不满，但不表示他们反对西方文化。在对西学的认知上，四存学会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保守。四存学会认为，提倡颜李学与引进西学西学并不矛盾，“吾谓四存之学，只存一天，颜李学说与今日新学要旨，先后一揆，所关非渺。偶举天道，便觉新而又新，其他言论能见其大故。能通今不于实用外别涉荒幻，此颜李之学所以在今日必须亟亟讲论之故也。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不谈时务而空言玄理，譬如人现在患病，不求药方治病，只谈古方治病之妙，岂不大谬。”颜李学与民国所讲的西学相互印证，是亟需发扬的学问，讲颜李即是讲新学。四存学会也知道，当时的中国，空言玄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提倡实学，提倡与西学相近的颜李学。
面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的中西、新旧文化之争，四存学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对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有颇多指责和不满。中国文化的渊源就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伦理道德，“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容易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境地。四存学会强调未来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主体，广泛吸收西学来构建。平心而论，四存学会的这种强调以本民族为文化根本的信念，强烈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蕴涵着积极的因素。今天看来，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行为和主张的批判，仍有不少合理的地方。
2、四存学会的文化史意义
在多姿多彩、自由开放的民国文化中，四存学会并不是十分显眼，它从成立到解散，也只不过三年而已，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文化史意义。
首先，四存学会是颜李学在近代复兴的最高峰，它的兴衰，与颜李学在近代的命运息息相关。自从晚晴戴望《颜氏学记》行世以来，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给予颜李学派符合自己的解释，赋予它振衰起弊的时代使命。与四存学会同时，梁启超及胡适等人，也对颜李学给予很大关注，分别立言阐释颜李学说。
在此期间，美国实验主义思想家杜威应胡适之邀来华讲学，颜李学重视事功、讲究实用的特点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有诸多吻合之处。借杜威来华之际，梁启超、胡适等人阐发表彰颜李学说。梁、胡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中，与实用主义最为接近的是颜李学派，所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中反复渲染这一见解。梁启超认为颜李学与现代教育思潮最为相合，“为做事而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而且与美国杜威实验主义有许多相同处，“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惟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许多相同之处，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这些评价，是梁启超一生力图沟通中西文化努力的体现。胡适此时，也写出了好几篇文章，来阐述颜李学说。胡适认为颜元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这一说法颇有新意。“中国哲学家之中，颜元可算是真正从农民阶级里出来的。他的思想是从乱离里经验出来的，从生活里阅历过来的。”同时期的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对颜李学说，也多有所论述，他们对颜李学派均给了比较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