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
柳：上次谈话中，你说“对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为的分析评价，也应当首先从（民族复兴）这个视角和高度来看，而不是先强调阶级属性。这样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他们的历史特点和地位，教学上也许更有时代意义”。能聊一聊这个话题吗？
聂：谢谢！中国近代史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段历史。多年前，我的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就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三年半前，我的学生王德民所选的博士学位课题就是讨论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这促使我不得不花时间学习和思考，向有关专家请教，并和他一起讨论，教学相长。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些想法是我们共同的，或者是他花了一些功夫的。
历史的解读是现实和过去的对话。精神变物质，如果形成较大的民众意识，就会有很大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历史地看，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解读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如“三条主线”说，对史学的发展是有新贡献的。在社会影响和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起到了巨大的思想推动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解读逐渐被推向了极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刑事化了。
柳：曾经完全排斥过其他视角的解读，成了极左思潮的根据和帮凶之一，流毒匪浅。
聂：对！应当说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但极端的、排斥其他一切视角及分析方法的滥用，是反唯物史观的。其实，任何分析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板，用过头了，或用得不是地方，就会影响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也会扭曲对现实的看法。那些年代，在封闭的、火热的高温高压下，接受这种教育的青年，特别是在群体中有号召力的，有相当数量义无反顾地成了从批判《武训传》到文革的急先锋、牺牲品或盲目的支持者。当然，也有投机的。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却挥之不去，不召自来，有时还集束、脉冲般地反弹得很离谱。如果不以历史的真相为依据，从思想的立场、方式上反思和清理这种在非常时期形成的非常教育的非常内容，反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坚持下去，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或如何虔诚地善良、怎样道德的正义，现实中会颠覆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也是对共和国思想、品格与前途的糟践和葬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叛和对莘莘学子的祸害。对此，基础教育理应有所担当，按照时代的要求，建设近代化潮流中民族复兴视野下的中学《中国近代史》课程。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柳：课程改革以来，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上，中学历史课程从宗旨、内容到方法都有很大、很多的改进。但从你上次关于辛亥革命评价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聂：是的。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了，但清理造成它的那种思想方式并没有这么容易，太深层了。
柳：教学实践中，好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种是在该用阶级分析的时候倒忐忑了，有的索性采取了“鸵鸟政策”。
聂：没错，根子还在这种思想方式。就像有前辈说的，如果不让学生真正懂得和理解文革之类的错误与严重危害，我们的中学历史课程就在这一块丧失了本职，文革就容易再来。我看，这不是危言耸听，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无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氛围上看，逐步建立近代化潮流中，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的条件，是基本具备的。
从学术积累上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鼓舞下，史学界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开风气之先的是对李鸿章的重新考查和“翻案”。接着，有对鸦片战争失败内因的深度剖析，对太平天国性质、行为的深入透视，对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特别是对曾的全面评价，对洋务运动及其作用的客观分析和历史肯定，对甲午战争主要人物和失败原因的“平反”和纠偏，对戊戌变法人物、性质、作用和失败原因的考订与补足，对义和团运动的史料钩沉、清理和改正，对清末新政及其主客观因素和作用的重新定位，对辛亥革命中各种派别、人物及其变化的具体考量和比较，对北洋军阀的历史性质和地位的辩证分析，对新文化运动领袖起死回生般的高度敬仰，对“殖民主义双刃剑”的再回顾，对五四运动中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客观梳理，对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多角度论证等，数不胜数。另外，研究的领域和视角也走向了全方位的动态考察，从列强的作用与影响到内部的反应与分化，从官场内幕到社会生活，从全球视野到口述历史，又引进了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文化学、解释学等新方法，大大突破了原来“阶级斗争宣传画”和京剧化的模式，逐步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柳：如果平时能关心和读一点史学研究的文章，包括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业杂志和高校的学术刊物，还有重要的专著和各种文史资料汇集，应当能看到这些重要变化和巨大进步。这三十多年来，我们《历史教学》也刊登了上百篇与这方面有关的论述或介绍，书评书摘，还有教学设计、案例和评论。这些变化与进步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更有利于纠正长期以来极端的斗争史观造成的“左倾”及其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为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创造了可贵的学术前提。
聂：是的。从主流意识上看，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其中所持最基本的历史观、价值观或者说评定人民英雄的标准就是在历史上有利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不是其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出于什么目的。
柳：是的。否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中，至少有两幅就成问题了。比如其中的“金田起义”“虎门销烟”。
聂：其次，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说到明中叶后中国落后了。1984年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柳：这段话的重心是说闭关自守的严重后果，很多教师引用过。
聂：是的。但你是否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问题，其中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就是从近代化立场或标准看的，明朝中叶后，中国并非都是衰落，而且还有很长、很多的辉煌。不仅有江南经济的繁荣、“康乾盛世”，而且还有很多文化建设上的巨制鸿篇。但从世界近代化的潮流来看中华民族及其发展和进步，整体和本质还属于农业文明时代的范畴，至多说是集大成，依然是一种“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社会状态。
柳：有人形容为“落日辉煌”。
聂：对！第三，辛亥革命一向是中共中央最隆重纪念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纪念辛亥革命整十周年时历届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上，视野和史观的逐步变化和华丽转身——从阶级分析转向了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去年十月，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否则，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我想，衡量和评价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人物、组织、政党、团体及其行为、措施的合法性，贡献或错误，最基本的标准应当是看其在怎样的条件下做了什么，是否尽力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不是叫什么名称、打什么旗帜，或者说了什么，主观上为了什么。
从学生的角度看，无论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已经和将面临的世界和问题，与当年封闭社会中的包括我们在内的青年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思维非常活跃，敢想敢说，对历史有着天生的兴趣。如果我们历史课程不能满足他们这方面知识、思想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之需求，那么其他信息就很容易成为思考元素的主要来源，良莠难分，结果之混乱是已经普遍看得到、听得见的。
柳：从各种媒体上看，这些年有关清官和晚清的内容是相当多的，好坏都有。即使退一万步讲，就是按“种牛痘”的原理，基础教育也应当在这方面有所担当。
聂：我们有些同仁出于对历史，也是出于对社会和学生负责，对《百家讲坛》等节目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是很好的。我以为，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应当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历史课程可以把学生面对面地“绑架”在课堂里，实际“收视率”却为什么还高不了？甚至令学生讨厌。而人家没有这个“条件”，却把观众的心收了去？关键是人家讲的虽然有许多不足，甚至还有刻意的噱头，但却像人的故事，而我们教的历史课看起来“完美”，上起来“花样”也比课改前多多了，但依然缺少思想的过程，缺乏人味儿，特别是有个性的人味儿，有悖于当今学生的思维特点，相比之下，还是更像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
柳：从这个角度说，中学历史课程教学确实可以，也应当虚心向人家学习，努力把“塑造”“教化”的过程变为学生发展和学会发展的过程。
聂：呵呵，你最后这个话说得很专业，是新课程改革的宗旨。通俗地讲，就是中学历史课程要创造条件，使学生学习“凭证据说话”，“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个最基本的人文意识，比较全面地以民主的原则立场，科学的思维习惯讲人的道理、学习人的道理，想学人的道理和会讲人的道理，而不是只想和只会机械地背诵“革命”的道理。
柳：是的。世界形势、国际环境都大不相同了。我国已经从过去的革命时期进入了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学生走进了开放的时代，教育观、人才观必须与时俱进。
聂：从总体上看，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人类从“点状”文明走向“块状”文明的历程中，经过了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之发展历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霸王道杂之”的儒家文明。然而，明中叶后，在人类走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走向近代文明时，它却囿于现状远远落伍了，至晚清，则走上了“被世界”的中国、“被文明”的民族之路：
——代表先进工业文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出于它们“发财的原则”，以基督文明为旗帜，坚船利炮为先锋，侵入已经外强中干的中国，掠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飓风海啸般地重创和实质上摧毁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同时，也有意无意、不可避免地带来和催生了新的“物种”和气息；
——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民族和地区，基于不同的利益、处境和认识，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表现了错综复杂的反应和对策，抵抗与屈从、光荣与梦想、腐朽与顺应、顽固与改良、起义与革命、悲歌与哀号、旧制与洋规、道统与新风……交织汇合成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社会动荡和千年巨变，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过程。
这是在一个曾经辉煌并“恩沐”亚洲，或有“泽被”世界的多民族的农业帝国从没落、衰亡走向再生的涅槃；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天朝上国”蜕变为在世界工业化、一体化浪潮中“被开发”的半殖民地半专制化的过程；是一个持帝国包袱的数亿生灵在危及生存的内患外扰中，被迫执迷抗争、学习醒悟、曲折彷徨，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步过程。
总之，是一种黄土地沉沦中的蓝色鲸吞，老城厢涅槃里的西洋风化，是痛苦的被打入近代化的畸形蜕变。
柳：你描绘得很简练，直观和形象。如果我想得不错，你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想法吧？
聂：想过，但没有把握。抛砖引玉，开个头吧，供大家批评，为的是促进中学历史课程的思考、改革和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在近代工业文明及其全球化潮流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然，这是从趋势和本质上说的，并不否认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其具体特点。在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华大地确实在近代化诸关键要素的进步上，颇具“中体”特色：
第一，思想上，主要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近代化最要紧的不可分割的元价值观。然而，国人不仅没有如此思考的内生基础，相反，在数千年曾经辉煌的巨大惯性和民族记忆中繁衍，生活在数百年闭关锁国状态下的绝大多数人，被牢牢钉在了鲁迅笔下的那些典型形象中。
柳：华老栓、祥林嫂、阿Q、假洋鬼子、孔乙己、高尔基……
聂：不错，而且根深蒂固，难以自拔。“中学为体”始终是主流中的主流意识，“民主”成了儒家“民本”的同义词，甚至是“民之主”的简称，也就是皇帝。大多数中国人在概念上分不清民族、祖国、王朝、衙门、政府、官员之不同。“反贪官不反皇帝”，祈盼包公、海瑞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科学”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法器——“打人”和索取自然的西方“妖术”或“长技”而已。以“人权”为核心的自由、平等、博爱，以世界整体为视域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和以实验、实证为前提的科学思想，只在极少数精英分子和“海归”中发酵膨胀，或者说影响极为有限。因此，每逢民族、国家危急时刻，他们的前途就不得不以悲剧轮回：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境遇和心态下，要么放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躲之不及，或趋炎附势；要么“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常态。其中，前者又占了绝大多数。
第二，政治上，主要是反帝、反专制问题。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中的诸矛盾简明而集中地概括为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君主专制的矛盾。但事实上，这两种矛盾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空间、特定的 人群中不断变幻、交错和纠结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列强的尔虞我诈和用科技革命积累起来的资本与暴力，向帝国主义急剧演变、瓜分世界，并使国内各种矛盾加速激化。绝大多数国人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是奉行落后就得挨打的列强带来的日益扩大的损害与威胁，以及为中华千年文明所不解、不齿、不容的傲慢与偏见，使人们在应当形成制度进步与革命意识的时候反而抛弃和仇恨它，眷恋和希冀于自大汉，实际上是自秦以来的帝国体制和汉人统治的复活，没有足够的条件、时空和信息来判断正是这种体制，而不仅仅是“满人统治”在近代社会已经构成了挨打的根源，这种体制更不是救命的“乾坤圈”。于是，理性的反专制就成了极少数人的理想和“专利”，或虽然经历了短暂的“房颤”，但终归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合时宜和国情的“画饼”、泡影和异端邪说。
第三，经济上，主要是工业化转型的问题。市场的充分发育、发展是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充要条件。然而，这本身就是这个在多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下，靠分散的小农自给自足的精耕农业、家庭手工业和重农抑商政策而发达之国家的对立物；另外，我国近代工业首先诞生于外资企业，本国工业因军需才萌发于官府衙内，民间企业只是其“求强”而必需“求富”的附庸而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导致了中国近代在资本结构上，外资、官资当道和民资生态的不良和经常恶化；在产业结构上，三种产业的严重失衡和第二产业的畸形，使金钱集中于军用生产而不能正常地转化为商业资本；在地区结构上，城乡及沿海与内陆的天壤之别；在分配结构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极尽豪华，而大多数人却疲于活命——无法形成拉动生产的冲要内需，变为市场繁荣的原动力。与此对应，生就的是以专贡、奢侈品见长，而民生、制造业不足为特色的“非典”市场，工业化又从何谈起？
第四，文化上，主要是平民及大众化问题。文化是民族的信仰、规则、风俗、道德、学术等精神生活及境界，是社会生存方式长期孕育的产物，并对社会产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深层影响。而中华文化又由于大汉、大唐的辉煌自豪、明清以来的僵化不堪，使其与近代化格格不入，更何况近代文化是在中国人挨“枪子儿”和被“打屁股”的过程中鱼龙混杂、蜂拥而人的。这造成了中华文化的近代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在道路、风格上的迥然不同：从认识态度上看，认“夷”为“洋”走了二十余年，称“文明”和“先生”则要到民国以后；从接受特点上看，首先是以军工及其相关者为龙头的技术文化，其他则多有折腾，连西方医学这种比较实用的东西，也遭遇了数十年的排斥、抵制或围观；其次多为穷奢极欲、搞笑发泄的娱乐文化和宗教中消灾避难、厌世疾俗的那部分文化；从传播渠道看，通过东洋“二传”的居快、居广，而“一手”西洋的要到四、五十年后才成大势；哲学、伦理、政治、法律、舆论等“开民智”的近代文化不仅起步晚数十年，而且相对这广阔的黄土地而言，几乎连“毛毛雨”都不如。可见，当年先哲们不断呼吁的改造国民性的公民文化何其步履蹒跚，又何其窘也！
第五，战略上，主要是民富和国强的问题。西欧资本萌生于庄园、君主、宗教“三不管”之地，史称“城市的兴起”；生长于它和君主权力的结合，冲破最后的封建堡垒；发达于推翻君主专制和全球性扩张与渗透。概言之，是一条富民发起的、为了富民的、主动的民富国强之路。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几乎都不复存在。首先，中国是数千年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度，法统上不存在这般“三不管”之地、之人，信奉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之准则，而“小河有水大河满”的自然规律因历史上极易形成对中央权力的威胁，而为主流所不容；其次，中国被近代化之时，面对强大的外国和官僚资本，富民的资本化连“早产儿”都算不上，更无力向外拓展和攫取，处于尴尬的“潜水”“附庸”和经常性失语状态。于是，按有深厚传统的潜规则，投靠或寻租官僚、洋人就成了不二法门，在盘剥本已山穷水尽的农民、贫民和出卖祖宗留给子孙的诸资源中分一杯羹。如此，修炼了与专制制度密不可分的、不可持续的买办和权贵经济。
柳：你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五个重要的主题上，谈了中国近代化起步的特征。我想，对广大中学教师从宏观上学习、思考和把握中国近代历史会有帮助，促进课堂教学辩证设计和有效实施。听说，上海市正在修订《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试图提出中学历史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核心概念。
聂：是的，这样做或许会有利于教师思考“为何教”“教什么”和“怎样教”。第一步是想在每个单元做，到不了每一课，原因是没有把握；另外，还怕《课标》在这方面做得太细会束缚一线教师的智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适得其反。这里只能介绍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横”过来看，这五个纵向的主题特征在中国近代重大事件，也是在一般中学历史课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表现得更为具体、生动、复杂，也更精彩，有意思。下面一些看法或许可以为中学《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设计时把握核心概念，或者叫立意提供参考。
1.关于鸦片战争
“日不落帝国”以罪恶的鸦片贸易和坚船利炮推行其先进的工业文明；行将腐朽的“天朝上国”为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战。在爱国、保族的旗帜下，部分民族英雄执着英勇地献身。然而，“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卖贵卖的特权”。这是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的离奇悲剧。
2.关于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民和下层贫民首当其冲，受到了毁灭性的压迫、掠夺、打击和蔑视。他们由道德正义而迸发出“魔鬼”旋风和肆意扫荡。但是，其破坏的正是使中华民族备受凌辱和侵略的根本所在，业已没落的晚清王朝。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虽然不可能是新社会的代表，而且是最为激烈的维护旧体制的复辟者，但客观上却是中国人民反抗序幕中狂热的先声和开障破碍的力量。
3.关于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受尽屈辱，知道了厉害。太平天国起义加剧了清王朝的危机。统治者逐渐醒悟：也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启用汉族精英，学会与洋人打交道才能复兴。失败的战争、弱国的谈判、军备的购买、工厂的筹建等等，把洋务领袖推向国门前沿和国际社会。他们是中国人中真正知道什么是世界、什么是列强和落后就要挨打的第一代，在鼎力于王朝免于崩溃的过程中，成为集政治上无可奈何和军事、外交、经济等移花接木地创新于一身的，为近代化奠基之巨擘。
4.关于甲午战争
挺身甲午之役的将士无疑是可歌可颂的民族英雄！可惜，此时他们的可歌是以可泣为基调的。他们捍卫的这个从骨子里反近代化、反民族的专制王朝，并没有因为洋务运动的努力而挽回其沉沦和用奴才、草民的生命苟延残喘的命运。英雄们在民族危亡时别无选择地献身，血喷了凛然大义，气冲了苍天浑噩，惊秫了中华大地，也显示了这个王朝的气数将尽和中华民族的必须重生。
5.关于戊戌变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世界潮流、列强之道和中华垂危。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极端义愤中，以知识分子为主策划的、极少数开明中央官僚和地方大员鼓动的改革。不幸的是他们依靠也只能依靠远未真正掌权的皇帝，在势力尚不足以改变现状时，历史就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背水一战，对蛰伏的后党发起攻击。无论是高看自己，还是低估对手，都是由于其弱、其险而不得不为的孤注一掷。
6.关于义和团运动
所谓“拳匪”是在半殖民地半专制的蜕变中长大的，是农民和贫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最低生活权利与尊严的一种靠仅有的生存本能的结社。他们和顽固派走到一起，愚昧、拼死地“扶清灭洋”正是这个过程的必然产物。假如连他们都能以近代思维和方式保卫自己、还击外侮，那么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厄运岂不是成了头等的好事？所以，义和团是在中国被近代化遭遇中，最被“贱民”化者的神圣邪教及其反抗，是最底层阶级和小农历史的绝唱。
7.关于清末新政
义和团运动、庚子国变和革命党的兴起，使病入膏肓的清皇室感到末日来临，不得不回首当年血溅菜市口的惊天狂呼，以图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的“适者生存”，一面慌不择路地加紧接纳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制度和形式，一面却又因坚守、苟且于“家天下”的奢望和已经无法遏制的大批官僚的庸俗、腐化、作恶而丧尽民心，一再误判形势和错失良机，使在自己的新政中崛起的立宪势力也严重不满，进而倒戈，把自己推到了众矢之的、危在旦夕的境地。
8.关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在革命条件尚不充分，但清王朝已经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以退求全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首创伟业，可谓20世纪早期中国式的“光荣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性质的《临时约法》，在政治上打开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明之闸，宣告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已是非法之政，使国人看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一线曙光，也使革命党人痛感社会的觉醒和武装力量的严重不足。
9.关于北洋军阀
相对三民主义，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一种反动。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现象：在谁都想按秦皇汉武的方式实现霸业、天下大乱之际，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扩张的冲动，他们都以最龌龊的手段阉割共和，但又用心卖力地在自己控制的地盘里推动近代军事、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比较典型的“恶的动力”。
10.关于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的失败及以后社会的剧烈动荡与反复，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普罗大众的自我失却与隔岸观火是根本原因，再次以天下为己任奋起呼号。他们请来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制造深度“思想炸弹”，推行白话文、新文学，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吹响了顺应世界潮流，铲除以“孔家店”为幌子的旧文化、解放新思想，走向近代化的号角。
11.关于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引发的危机使中国社会之热点旋即从反君主专制转向反帝、反殖，爆发了救亡图存的五四爱国运动。白话文虽然不可逆转地普及了，但新文学变形了，新思想靠边了，两位“先生”下课了。似乎是天意，苏俄的“十月革命”给愤怒、无助中的国人送来了崭新的憧憬和外援，不仅使激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普罗大众为了生计所爆发的摧毁敌人的地下之火，及其宣传、组织、发动之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迷茫困顿已久的孙中山找到了最为现实的生机，遂使本为人权独立、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自然地转向颇具中国特色的“以俄为师”的潮流。
柳：我觉得你的这些看法很有意义，可以促进设计中国近代史课程时，有一个更集中和史学上常说的更有通感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不少教师明白上课和写文章一样，要有一个聚焦的主题或主线。这样，课就会上得合乎逻辑，有神韵。学生愿意学、好理解、乐意想、容易记。
聂：是的。不能陈年烂谷子都上，或“一地鸡毛”，扫到哪儿是哪儿。课程改革不会把教育、教学中“有计划、有目的”的特征也改掉了。
柳：上海过去有位老教师包启昌，在1980年代中期就说过“一堂课一个中心”的观点。现在，李惠军老师也强调一堂课要有一个灵魂。其实，许多优秀的历史老师都有这个经验，只是具体说法、侧重各不相同、各有千秋而已。
聂：是的。我再说点可能是题外话。就一门课程而言，抓住“核心”和“主干”是明智的，但并不等于非“核心”和非“主干”的都没有基础或结构性作用和学习意义。还有，“红花要有绿叶衬”嘛。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和实践看，让学生瞳得悲剧性的人物、事件会出现喜剧般的后果，喜剧性的人物、事件也会引来悲剧性的下场；近代来华外人中也有不少建设性人物；中国劳工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农民阶级的定位和特性，以及不可忽视的中国官场之道；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等等，至少有个印象，可能既符合史实，有助唯物史观，也更有利信息社会和改革开放环境中学生的健康成长。
柳：这么说，是不是还要增加不少的内容？
聂：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系统的“四则运算”和“高等数学”：
第一，不仅要按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选择和整合史实，而且一定要从课程和学习的角度提出立体的掌握要求。有的只求印象，有的必须记住，有的要达到理解和运用水平。这两方面是配套的，否则也会偏离课程改革的要求。
柳：能举个例子吗？
聂：还没有深入研究，说不好。大的方面看，比如可以试试把高中《中国近代史》改为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四个单元，使重心及脉络更为突出、简明、清晰，其他内容则分别按与这四个主题的关系，以不同的轻重、要求和形式放进去。
柳：这个力度挺大的。不过，史学界确实有鸦片战争是受到外来冲击的开始，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化序幕，清末新政虽然对清王朝而言已经失去时机，以加速灭亡告终，但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却是第一幕的观点。
聂：是的。如果不是拘泥于清朝存废这个角度的话，是有道理的。小的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周飞老师有一堂课，用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如胡适日记、与王侃论辩白话文的小故事，《新青年》目录，还有大型油画《北大钟声》中人物的服饰、青年毛泽东的自白等等，透视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与弘大背景和意义，可谓深入浅出、见微知著，既有知识又有方法与价值观之经典。但他没有忘记不能让学生觉得胡适是神，信手拈来地出示了一张胡适与发妻江冬秀的合影，似乎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其中的“小脚”，略加议论就把胡适变回了那个时代的人，对我启发非常大，用时极少却效果非凡。
第二，要特别重视“三维目标”中的后两类目标。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将重点和典型内容做透，让学生在知道“是什么”，理解“为什么”的过程中，懂得最基本的何以知道“是什么”及为何这样的立场、方法及其相对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和生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当然，有些内容可以放在必修板块，有的可以放在选修板块，有的则可以列入活动或校本课程。
第三，大力研究教、学、考的有效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系统架构和协同改革，不能搞“跷跷板”。学习和引进一切有利的方式、方法和艺术，为我所用。切实开发和用好现代教育信息技术。
第四，我国的改革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这次课程改革也是如此。这有其非常有利的一面，立足高、起步快、力度大。但确实也有不利的一面，容易运动化、形式化、官场化，甚至引发造假、腐败。其实，广大一线教师才是课程及其改革的主人和主力，是最活跃、最知情的“生产力”，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意见和建议，解放他们的首创精神与实践动力，改善他们的待遇。
柳：看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提高学生发展的有效性，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空间还大得很啊，改革是系统性的，课题多而深，涉及方方面面。
聂：是的。我们应当思想上知难而上，实践上创造条件上。放开眼界，积极学习，善于借鉴和创新。其实，任何领域都一样，研究和进步的结果不是问题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任何科学或艺术进步的真正标志。
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