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它不仅体现为技艺探寻，而且还关涉写作伦理。因为有着特殊时代的“革命激情”，当年朦胧诗人的写作带有浓郁的集体主义和公共浪漫倾向，稍后登台的部分“第三代”诗人，则一反朦胧诗人的“大我”，开始从切身体验中关注“小我”，这种由政治抒情到日常经验的转变，不是依循美学的线性发展，它恰恰表现为对抗和反叛的结果。在我看来，1980年代先锋诗人们的日常书写，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着美学自觉，这种带着极端运动色彩的颠覆之举，虽然给我们的印象是文学观念的自然演变，事实上，他们的诗歌也不乏青春冲动的偶然性和阶段性。
这场具有反叛精神的诗歌运动，要延至1990年代前中期，不少诗人开始“向下看”。这种纯粹性正好对接了“个人化写作”风潮，他们意识到必须向日常生活寻求“新的美学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倾向于口语创作的诗人们，以日常经验入诗，但有些人走了极端，以为诗歌就是大白话，这造成了新世纪诗歌在美学上的一场灾难：依托日常，复制生活，味同口水，缺乏诗性。古典诗人讲求的目击成诗，要经过长久的自我训练，而非盲目地将诗完全当作灵感的产物。诗人们在接近脱口而出的境界中，其日常见闻都要获得一种诗性的转化，然后再通过独特的修辞表达出来。
那么，在新世纪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进程里，诗人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经验，怎样创造诗意。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大同小异的，怎样保持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如何精准地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又怎样在修辞的层面上保持发现的眼光，这些其实是有难度的。在很多人看来，诗歌所描述的就应该是“生活在别处”，或渴求“诗意在远方”。这种普遍的理解，一方面来自教科书对诗歌固有的定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源于很多人对日常生活入诗的误读。他们觉得诗歌离世俗生活必定是遥远的，或只能在某个日常难以体验到的高处，这种认知自然会导致他们夸大生活中非世俗性的一面，无限升华情感，往往也就难逃虚假和空洞。想要描绘日常生活的真相和真义，不仅得理，还需入心，这方可写出千篇一律的现实之丰富。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的人生，如何将自我的人生让他者有所共鸣，则是一种能力的考验。因此，我们当需警惕那些过度简化日常生活的写作，它们貌似会有短期的冲击力，然而，长久观之，也不过是美学上的偷懒而已。
但凡沉下来的作品，无论是否进入诗歌史，它们都曾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有着不一样的品质。从于坚、韩东，到张执浩、雷平阳，再到沈浩波、巫昂等，处于这一诗学立场和脉络的诗人，传承了当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化，并开创了另一个更极致的传统。他们的写作多取材于日常生活，而在诗歌理念上，他们并未陷入日常写作的庸俗化，而是尽力超拔出来，拓展了日常可能具有的最大诗学空间。这一传统的形成，在于他们没有一味地简化日常，而是在重塑生活中那些未被我们关注与挖掘的部分。
的确，被简化的日常生活，很容易就陷入上纲上线的单一重复的困境，这样，当某种精神被无限拔高后，其实也暗藏着更多的遮蔽。人之复杂性，被那些整齐划一的要求所规训，所抹平，剩下的人性景观，也就相应地缺少了生动感。从意识形态的书写到个人化的自我观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顺应了一种时代的美学逻辑。与1980年代那些激情昂扬的写作相比，浪漫主义的诗歌精神正趋衰落，虽然海子现在仍有他的读者，但那种乡土诗歌神话在今天可能已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主义和现代都市写作对个体性的强调，私我的感受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美学趣味。从记录见闻到勘探内心，这是日常生活书写向内转的一个佐证，因为同样是对日常生活发言，那些在记忆和现实中交替转换的写作，要求诗人随时调动自己的捕捉力和感受力，否则，就可能滑向表面或外在的喧嚣。尤其是在欲望、经验、道义与情感的较量中，只有更接近生命本能的部分，才可能于存在的合法性上令我们深思，这不仅取决于时代的美学召唤，更重要的，还需诗人在这样的召唤与蜕变中，勇敢地展现他的冒险气质和独唱精神。
新世纪以来，回归日常生活，似乎更能得到读者的信任，它和玄学与冥想式的写作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体现。当然，柴米油盐、饮食起居只是日常生活里物质层面的那一部分，并不足以构成诗歌写作的全部，更恒久、更内在的日常生活，或许还是在精神层面，在人性层面。相对于过去革命、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宏大主题，那些回归内心和现场的写作，更能在日常经验里获得其创造的土壤。在很多人看来，只要谈到日常生活书写，无非就是家长里短、街谈巷议，其实，这是将日常生活狭隘化了。它通向我们的内心，看似在微观世界里无法对话，其实，只要我们的心灵宇宙敞开了，里面仍然可以做诗歌的道场。它没有现实宇宙那么大，还可能趋于无限小，而正是这种无限小，在诗学的意义上，也可能就是无限大。
诗人朵渔曾在诗里表达过他的忧虑：写小诗让人发愁。其所言的小诗，大抵就是日常生活的所感所悟，无法上升到一个更开阔的灵魂高度。难道这是创作观念上的限制所致？好像也不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我们似乎自觉地屏蔽掉了那些大的想法，像历史的纵横捭阖，现实的波澜壮阔，很多诗人或许会本能地反感这种“大题材”，而专注于自己的那些“小意思”，这是一代人审美观念变化的结果。并非因为“小”，就没有被书写的理由，其实，“小”同样也有它的自足性。真正的日常生活就是由“小”构成的，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过得轰轰烈烈，若是那样，必定是虚假的生活。因此，朵渔虽言写小诗让人发愁，但他也坦承，我们更多的时候都在写小诗，写大诗需要神助，需要契机。写小诗对于当下诗人来说，是一种常态，而常态的生活，又占据了我们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
既然书写日常就是常态，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对待日常生活呢？有些年轻诗人因缺少生活阅历，只好依靠想象力来写作，但随着年岁增长，想象力日趋衰退，当他们返回到日常时便发现，自己对生活可能已丧失了文学上的体验能力。也即是说，他无法在诗歌的意义上来驾驭日常生活的主题。如若全面地拥抱或复制日常生活，没有超越感，最后只能陷在日常里超拔不出来，难免会显得乏味。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动靠近日常，但又得与其保持距离，在凝视与疏离之间有一个度，诗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去把握那个度，并在那个度里激活日常的诗性。
因此，日常生活对于诗歌来说，也是一柄美学上的双刃剑。要是处理得好，它能在诗人笔下转化成真正的诗。像韩东这些年的写作，皆是对日常投入热情，但他懂得怎样让经验书写富有活力，竭力抵达他所渴慕的一种真理性的境界。他总能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被我们所忽略的微妙，这种对日常的回应，意味着他在自己的人生书写里还原了某种诗与思的互动。要是对日常生活处理不好，诗歌很可能就成了它的附庸，因为诗人没有对生活有所重塑，缺乏探索意识，也就是创造力贫乏的题中应有之义。像张执浩、毛子、朵渔、吕约、轩辕轼轲等诗人，经过这些年在诗歌上的自我教育，正行进在思想与技艺融合的途中，他们也意识到了日常的力量，并尝试去践行“从看见到说出”的现代信念。顺着生活的方向看，富有质感的写作，端赖于诗人们怎样对日常进行个体的美学转化。
近些年，在诗歌圈引起过很大争议的臧棣和余怒，这两位貌似限于书斋或沉于想象的诗人，给读者的印象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足够执着，足够先锋，其书写主题看似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其实我们细读之，也会发现他们的诗歌同样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美学提炼与变形。当然，无论从他们的诗歌中我们读到的是什么，那些并未脱离日常气息的抒情、叙事、追问、怀旧与审视，都可能是他们对生活的生动展示，他们在观察中投射自己的思考，也在思考中渗透创造的情怀。那么，能够将日常生活写成诗，考验诗人的到底是什么？文学才华、人生经验，还是丰沛的想象力？我觉得不是单靠哪一方面，而是这些因素的综合。面对日常生活的写作，综合体察与建构能力才是根本。从当下的诗歌生态来看，或许不是经验在贬值，而是想象力在贬值，经验如何与想象力作精彩对接，才是新世纪诗人面临的挑战。对于那些有着持续性写作诉求的诗人来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中确立一种历史意识和价值抱负，当是更重要的创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