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学界还在讨论微博，探究其强大的传播功能以及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的变化、自媒体与社会民主进程的关系，或冗余信息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突然就冒出了无所不能的微信，教人猝不及防。
博客和微博的生力军基本以年轻人为主，知识分子为主，这回微信则是全民的微信，而中老年人在其中相当积极。
微信上的交流，除了双方互通，最主要的是来自朋友圈，朋友圈发布的信息没有特定的对象，可以看成是对准公众群体发布的，因此微信朋友圈相当于个人的信息综合平台，其功能是复合的、开放的：了解时事、加强社交、发表意见和感言等，更上一层楼的是学习新事物，文史哲、艺术、宗教、科技统统囊括，还有心灵鸡汤、娱乐搞笑、养生须知、生活技能，当然还有任何时代传播过程中都有的流言蜚语，应有尽有。你能想到的，微信全替你想到;你想不到的，微信会帮你开拓。
然而这是最奇特的社交平台和信息交流圈，不仅囊括了以往社交圈所有的特点，还出现许多新情形，即在这个朋友圈里，所有的藩篱――年龄、职业、性别、地域、文化程度――都不存在，只要彼此间有微信联系，自然就进入了相互的朋友圈。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朋友：微信朋友。这类朋友只在微信中存在，平时很少甚至从不照面，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类不照面的朋友必须存在;他们存在，意味着这个世界存在。
一种说法，在电子时代社会将重新部落化。此部落非彼部落，现在个人不是只属于某一个部落，他或她可能同时参与七八十来个部落：同学、同事、亲友、师生、车友会、购物团、社区邻居等。光同学部落，有的从幼儿园算起，就有五六拨，还没算上各种特长班或补习班。或许“代沟”这个概念将进入历史，代沟不仅仅是由年龄造成，代沟更是由互动的人际圈子形成，而微信以其无所不包、跨越一切人际屏障的姿态重塑了社交圈子。无妨说有了微信，手机就成了人们“首属团体”的一员（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提出的概念，意指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早接触的人群，如父母、兄弟姐妹、教师等）。
福柯在《词与物》中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认识型，依词与物的联系分为三种，即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现代认识型。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依据的是相似性原则，在那里词与物是同一的;到了古典时期，原先的认识型因断裂而转换，“语言中断了自己先前与物的关系”“词独自漫游”，成为秩序科学的表象;进入现代，认识型再次发生转换，词的秩序不表现物的秩序，而“表达生命的运动和时间性，语言直接而主动地进入思想领域”。因此现代认识型“构成了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和以经验的方式认识人这样的可能性”。（参见《词与物》，三联书店2001年版）
倘若福柯活到今天，不知会以什么样的认识型来表述微博或微信？“混合认识型”？所谓混合不是混合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词与词之间先前的分类秩序受到严重挑战。
这里用得上一个词“内爆”。
“内爆”这个概念是麦克卢汉发明的，用以特指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他认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理解媒介》）
与“内爆”这个概念初照面，感到有点可疑。说机械是人的手脚的延伸很直观，也好理解，说电子技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则费解，因为一般人实在不清楚中枢神经系统复杂的运作原理。但是说到人们意识范围的扩大和电脑在模拟意识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则容易得到认可。
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一书中采纳了这一概念，并做了不同的论述。其实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就将社会生产分成仿造、生产、仿真三个阶段，认为进入仿真时代，由于符号和信息的激增，“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这就消解了符号与现实，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符号代替了真实本身，由此虚拟和真实的界限消弭。最生动的例子是来自鲍德里亚所写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大意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海湾战争只发生在银屏上，战争和消灭敌人，就像在玩电子游戏。
2001年面世的好莱坞电影《西蒙尼》似乎受这一思想启发，同样讲述了虚拟偶像的故事，所以也有人将片名直接翻译成《虚拟偶像》，说的是好莱坞过气导演维克多借助电脑程序，设计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人”西蒙妮，由西蒙妮担任主角的电影，一炮打响，接连走红，维克多也东山再起。接下来，观众们和整个电影圈的都想一睹西蒙妮的真容，导致维克多跌入困境，他销毁了有关西蒙妮的一切电脑资料，竟然险些被当成谋杀犯拘押。
其实何止是真实和虚拟的界限消弭，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不清，进而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之间的界限也岌岌可危。当初，鲁迅在杂文中鼓励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年轻人勇于前行，不为一切羁绊所束缚，可谓气吞山河：“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然而，在今天的微信中，以上所有被踏倒的东西统统并置在一起，而且这只是微信所展示的一小块，还要加上当代生活的一切，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
世界原本是混沌的，文明之光使其慢慢清晰起来，所谓清晰就是世界以分类的方式为人们接受，自然和社会的区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区分，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区分等，每一分类中还有更细小的划分，在长期的教育和社会的规训中，人们的头脑为事物的一切分类做好了准备，数理化、文史哲、生活与工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共同以微信的方式呈现，当然，人们还是可以将每条微信归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但是……现在它们共享同一个场域，并置在微信群里，构成了同一语境。据笔者了解，没有一个人在读微信时，专门分类阅读，如今天读健康和养生的，明天浏览娱乐和消遣的，或上午读时政新闻，下午观赏文化和体育集锦。倒是出现了新的阅读语境，有WiFi时，看带有音响视频的、大流量的信息，没有WiFi时读文字的和简短的小流量信息。真可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普通人与“生而知之”的圣人之间的界限也几被敉平。 偶尔，遇到坚持不上微信的挺微博者，认为在微博上什么都能展示，何必再上微信，难道仅仅是因为它具备移动的功能？实际上，微信不仅意味着移动功能，更主要是它随时随地发挥着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撼动着人们的时间感。
这里之所以强调“时间感”而不是“时间观”，首先是缘于本文无力探讨微信在多大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其次，如果个人对时间观没有深入思考，那么他接受的往往就是流俗的时间观。西方的哲学家康德或黑格尔的理论中，最让人望而却步的是他们关于时间的论述。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其实这是最没有形式感的形式，人们必须借助其他媒介来验证这一形式。海德格尔曾在其著述中表述了四种时间观：“首先是原始的或本真的时间性，即有决心的此在的时间性。其次是非本真的时间性，即日常此在或沉沦此在的时间性。第三，世界时间，即我们在世界中遭遇事物的公共时间。最后是庸俗或庸常的时间，即从亚里斯多德到柏格森的哲学家们所构建的时间，作为同质的、无休止的当下或瞬时构成的连续体的时间。这些时间时间概念中的每一个（除第一个外）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源自它的前一个概念。”（见迈克尔・英伍德《海德格尔》第八章）
人们可以受某种时间观念影响，也可以不受其影响。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对时间的感受确是切实的，有着自身的体验。那些时时刻刻发布的信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不间断地提示着人们时间的当下性。当年黑格尔敏锐地发现，读报是现代人早晨的祈祷。某种意义上，一个现代人和前人的区别就是每天要接受一点外来的、与己无关的信息，这是现代人应有的视野，也构成了某种当下性和“现实感”。“现实感”就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在微信时代，所有的时空界限统统遁形，摄取信息成为生活内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因为这些信息能派上用场，而是人们必须生活在信息的世界中，就像生活在空气中。人们每天处理大量的信息，可能比最勤勉的皇帝批阅奏折还要繁忙。
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还要对某些信息做出回应，加速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因为每一瞬间都被利用起来了。而在回顾中，时间的流逝反而加快了，因为每一可能独处的，感受时间存在的心境都被占用了。人似乎被抛到时间流之外了，人们的时间存在感被大量的信息阅读所取代。
在互联网和微信产生之前，电视和报纸同样给人们提供大千世界的各种信息，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和外部世界的看法，就这点而言，看似与微信无大区别，然而大众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是归类的，主要是这些信息基本与我们日常生活无涉，长期读这类新闻的距离感，使人们感到世界是外在于我们的，自己并不参与其中。微信则不同，是切身的又是混杂的，频繁的人际交流，亲朋好友的日常信息和国内外大事，政界内幕、高层秘闻……交替进入你的眼帘，感觉上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周围世界的遭际在同一个层面、同一时间段，以致产生了某种在场感。
如果以今天信息泛滥的时代和以往信息匮乏的年代相比，也能觉出明显的不同。以前人们所有的时间是花在寻找信息的途中，克服重重障碍，打通各种关节。而今天我们的时间被各种真假信息填满，摒除信息或许能寻回时间，然而心境已经大变。
其实信息匮乏的年代并不久远。曾经信息的获得是一种特权，新闻机构发布各种消息的接收对象是有等级区分的，如新华社的各级内参。30年前，图书馆的门槛也很高，进某些阅览室，要介绍信和高级职称。然而转眼间，信息的堤坝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垮掉，如果说以往的愚昧是与信息匮乏相联系，那么如今对信息的辨伪、选择性阅读和采用，成为决定人们是否明智的首要条件。
说到微信，不能不论及其强大的转发功能和背后的微信话语权问题。在微信中，无论是有内容的，见解深邃的帖子，还是不靠谱的、荒诞的，甚至以讹传讹的消息，十有八九会进入转发程序，并在转发中滚动、扩散和衍生。热衷于微信的人往往是殷勤转发者，手指点戳之间，就完成了“千秋大业”。许多人是抱着善意转发微信，希望更多人阅读而受益。因此在微信朋友圈，有一类特殊的转发帖惹人注目――寻人或救助帖，这是满足人们道德感，能践行善愿且又不怎么花精力的行为，转眼之间就可完成。或许信息共享是所有慷慨的举动中最容易践行的活动，因此在微信上人们面对的是大量的转发帖，同时也面对大量的重复信息和虚假信息。
当然对于转发微信者来说，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至少是快意的。这是发布权带来的快感，因此，我们时时会遭遇疯狂的转发，转发者认为这是义举，一气连续发一二十篇，并且认定信息的价值也只有在不断的传播中得到实现。这里产生了奇特的微信话语权，即个人任性的发布权和以多胜少的话语权。
一般认为，与世俗的权力不同，话语权是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控和播撒中的，尽管话语背后有着传统力量的支撑或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的角逐等，但是体现出来的面貌却是相对温和的，合乎情理的，并有着逻辑的统一性。现在这类话语权力受到了信息海量发布和转发的侵蚀，大数据毫不留情地冲击着、破坏着传统话语的逻辑和整合能力，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数量霸权。
某种意义上信息的转发就是生产，复制就是生产，重复生产的信息就是垃圾信息。因此在微信时代，人们注定要被垃圾信息合围。而对信息的真伪和信源可信度的关注，经常会被后继的大量信息所转移。因此虚假信息不仅很少得到纠正和澄清，有时反而传播得更快。有人曾设想发明一种信息自动过滤器，来抵挡垃圾信息，然而即便有这样一种设置，个人不仅要孤独地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还要处理信息过滤器所产生的新信息。这就是当代人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