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世界危机中重新洗牌
在2011年，中国经济延续着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也一直笼罩在通胀的压力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隐忧之下。时近年底，通胀终于有所回落，在今年10月，结束了连续4个月6％以上的通胀率；另一方面，预计年度的经济增长虽然相比去年会有较大减幅，并且连续三季度增长率下降，但全年应该依然可以保持在9％以上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愈发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与世界的经济、政治变化以各种作用方式产生着强烈的牵动。
事实上，世界经济环境的骤变，肇始于3年前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在30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内部自身需要的结构调整，恰与这次巨大的外部冲击不期而遇。就像郎咸平指出的，以中国的制造业为例，危机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经营环境的恶化，这是与金融海啸无关的(即中国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这次就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冲击(郎咸平：《谁在拯救中国经济：复苏的背后和萧条的亮点》，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P1)。这种内外挑战的碰撞，使得中国的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面对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可能遭遇重大调整变革的历史关口，具有敏感嗅觉的经济学家们，从各自视角出发，把脉中国经济，给出各自的“药方”，表达着心中的忧虑。
从郎咸平一系列的谈话式专著到李稻葵的《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陆铭的《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再到王宇的《繁荣还是危机：后海啸时代的经济迷局》、刘军洛的《中国经济大萧条还有多远》，在这些密集的声音中，我们不乏看到许多睿智的解读、精到的观点甚至耸人的预言。这些或保守、或激进，或尖锐、或温和的判断，都折射出经济学者在这个经济大变革时代中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深沉思考。 在经济危机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增长从2009年负的0.6％到2010增长5.1％，再到2011年预计可达到4％。单纯看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似乎已经从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打击中有所复苏。然而，新的经济格局已在悄无声息地酝酿，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也各自面对不同的发展难题。 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后，我们回看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局面，可能会感叹2008年开始这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变化。美国、欧洲和中国，是否成为了这场经济大变局中获益或受损的角色，同时中国能否顺利地迎接内外双重巨大挑战与机遇，或许就是今天这么多经济学者建立判断和形成分歧的基础命题。
无论是对中国经济主张“唱衰”的学者，还是主张“唱多”的学者，都不会否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依。我们用一种更加简单的视角，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概括一下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从整体而言，这场危机对全球的增长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全球经济放缓，并伴随着席卷发达经济体的全球性债务危机的出现，大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势头。我们不否认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不少亟待调整的结构性问题，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趋势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确有相对积极的表现。
首先，世界经济体现出“双速复苏”的特征。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的步调相对一致，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有明显的差异，形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速发展”的格局：在后危机时期，美国、英国、欧元区国家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较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速更快。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依旧明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依靠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又将外汇储备换成了美元资产(美国发行的金融产品)；而美国则通过发行美元和美元资产，进行过度消费和不断扩大国家债务，进而推动了全球经济失衡。在经济危机后，2009年全球的贸易失衡(全球经常账户余额的总量)急剧下降，出现了全球经济强制平衡的迹象，但从2010年开始，全球贸易失衡又在扩大，说明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长期趋势依然是顺差。
再次，美国、中国分别代表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各自不同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深陷到“无就业的复苏”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经济过热”的通胀压力和经济增长可能后劲不足的风险。 另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首轮危机后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威胁。从美国、欧洲到日本，政府负债都处于空前的高水平，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接连被下调，而欧元区则经历了自欧元诞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可能会逼迫欧洲金融乃至财政体系进一步整合、完善。 得一定的突破，也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没必要回避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30年高增长积累的既有问题与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产生的新挑战的结合。比如，诸多学者都强调的通货膨胀的风险、能源与环境的风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风险、农业生产安全风险等多方面风险，和我国内需不足、自主创新不足、金融系统深化与金融产品发展不足等缺陷(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国富、段文斌：《中国经验：内生道路与持续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不少问题确实需要解决，需要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比较深刻的调整。比如，关于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实情况确如郎咸平指出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居民储蓄上升非常缓慢，老百姓财富增长的速度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差距越来越大。”(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东方出版社，P1、P6)关于中国的内需不足的风险，正如陆铭的观点，当内需不能被拉动、过度依靠出口的时候，面对美国发的国债，中国其实不可能不买，否则依然会因为美国经济的低迷而受到牵连。所以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风险，和中国长期积累的内部风险，都要求我国必须做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但是，也有人士指出，在近期中国的食品价格会推动一系列连锁反应y，进而可能产生人为制造的第三次世界性大萧条(刘军洛：《中国经济大萧条还有多远》，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对于这样的论调，恐怕还是过分夸大了潜在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即便存在经济衰退的可能，在短期内，全球范围内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不大，只可能是局部的下行风险与经济波动。
站在全球经济视角下，我们应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作为世界的一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的“另一极”。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不可能等到中国经济完成了自身内部的调整再去迎接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中国已经无法回避地成为各个经济体关注的焦点，这一点符合李稻葵所说的“逼出来的大国崛起”。而中国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真正能够做的，还是切实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顺利完成中国的产业转型，其中重要的是实现“加快”二字，因为抢先转变就有可能争取到世界经济的先机，从而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如果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减低政府赤字和用科技引领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中国产业转型的关键，则是内生出市场需求、内生出技术水平，同时思考如何依托城镇化的条件实现多级增长。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充分发挥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在新一轮承接国际产业中，依靠我国的产业成长内生出技术创新，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拉动我国的内需，中国经济在未来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和强势发展并非不可能。那样的话，中国经济不但不会像一些学者担心的那样陷入大萧条之中，还会凭借巨大的增长潜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