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亚洲经济大国近年来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大幅度增加，如果能解决区域关系内部的不对称问题，可望为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带来巨大的潜力
连接两个大陆
非洲有全球三亿最贫困的人口，面临着世界最令人望而却步的发展挑战，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贸易及投资的兴起，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亚非贸易及投资的爆炸性增长，核心是这两个亚洲新兴的经济“巨人”，这是南南关系新趋势中一个令人侧目的特点。
两国从事国际商业活动都有千百年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时代，当时的商人往返于丝绸之路，穿越几大洲，将货物运到当时最艰险、相对而言还尚未开发的市场。现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实际上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早期投资大都集中于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印度与现代非洲的贸易及投资同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海外印度裔大量聚居的东非。不过，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中国和印度的工业正在快速现代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收入和购买力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是，不仅对非洲的传统出口商品需求不断增长，例如自然资源采掘型初级商品、棉花等农业产品，而且对非洲的各种非传统出口产品需求也不断增长，例如家用消费品、加工后的初级商品、轻工制成品、食品和旅游。非洲劳动力密集，在向普通的中国和印度消费者和公司出口这些非传统货物及服务方面，是有竞争潜力的。
投资方面，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已有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开采领域，例如石油和采矿。这方面的投资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主要焦点，但事实上两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最近几年一直在多元化，投资领域主要有服装、食品加工、零售企业、渔业和海产养殖、商业房地产和交通建设、旅游、发电厂和电信业。另外，有些投资正在推动非洲的贸易进入最领先的多国公司网络，不断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商业战略，着眼点远远超过资源本身。
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急剧增长，但显然存在不对称性。亚洲固然占非洲全球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亚洲的全球进口总量中，来自非洲的仅有1.6%左右。同样，非洲公司在亚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例都是微乎其微。与此同时，随着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通过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或从本土市场出口的方式，也挤占了纺织和服装等领域非洲厂家的国内销售和出口空间。这种竞争一方面促使非洲企业提高效率，但在转型期间也制造了失业和其他社会成本。为此，有些非洲政府采取了保护国内企业的政策。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比较优势的快速转换，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千千万万人民的经济福祉正受到很大的威胁。世界贸易及投资的这个新发展阶段逐步成型，南南国际商业活动日渐崛起，中国和印度在其中的领袖地位呼之欲出，非洲无法承担落后的代价，特别是因为与北方之间可以增进发展的贸易及投资机会与以往一样非常有限。如果非洲人民无法真正参与国际商业的新模式（最重要的是无法从中获益），那将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的国际发展伙伴）无法承担的损失。
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非洲和亚洲的决策者和企业，还是国际发展伙伴，对于进一步理解非洲与亚洲的贸易及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对发展、商业和政策的影响，都有浓厚的兴趣。2005 年7 月在雅加达举行亚非峰会，纪念《万隆宣言》发表五十周年，会上进行的南南讨论可能是这方面兴趣的最突出例证，在讨论中突出强调了两个地区间国际商业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此外，2005 年7月的格伦伊格尔斯八国集团峰会也显示了这方面的兴趣，北方领导人在会上强调指出南南贸易及投资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
那么，近年来，非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及投资模式及表现有什么变化？未来哪些因素可能会对亚非之间的贸易及投资产生重大影响？非洲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对非洲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对这些影响加以调节，以增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前景？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探讨了四个对亚非间贸易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
● “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体制，以及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协议；
● “边境线后”（国内）的市场条件，包括商业环境的性质，市场结构的竞争力，市场制度的质量，以及供给约束，例如基础设施不佳，人力资本和技能欠发达；
● “边境线间”的因素，包括对跨境贸易有促进作用的物流及运输体制，海外市场机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包括通过驻外人员和侨民收集的信息，技术标准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所扮演的角色；
● 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包括投资与贸易彼此的杠杆效应大小，互补性对公司的生产规模以及跨市场整合能力的影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程度，以及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一组因素是亚非贸易及投资关系的主导影响因素。但本研究发现，正式的贸易及投资政策的重要性与后三组因素相比，很可能是相同的，甚至更小。就对非洲与中国及印度间国际商业活动的程度、性质和效果的影响而言，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与贸易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的条件。
非洲未能利用贸易带动增长
在非洲经济版图的塑造中，地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非洲大陆的国家密度是最大的，平均每个国家与四个邻国接壤。另外，非洲在地理上也高度分化。非洲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地理和经济基础对发展不利的国家。40%的非洲人生活在内陆国家。另外，非洲不仅人口密度低，而且内部运输成本高昂，估计接近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两倍。其结果是，除了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的主要经济大国，非洲大陆各国的市场不仅小而且缺乏深度。
非洲的商品出口主要是石油。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石油出口比重没有保持增加的地区（图3）。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意味着，非洲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来带动增长。
除产油国外，经济增长强劲的非洲国家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其他主要出口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如图4所示，除价格相对停滞的原材料外，包括金属和非石油矿物在内，其他初级商品的价格均显著上涨。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进口增长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比例为，近40%的宝石，原油的30%以及金属矿砂的20%（图5）。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对初级商品的需求继续增长，或至少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
不过，许多非洲国家也正在实现出口的多元化，不再单纯依赖少数几种未加工初级商品的出口。轻工制成品、加工食品、园艺产品以及旅游等服务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有些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和南非）一直在提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比例。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正在出口中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那些不再受亚洲国家重视的产业领域。
中国和印度的非洲贸易
亚洲与非洲的贸易量飞速增长，这一趋势是非洲贸易表现中的一个主要亮点。
贸易量的增长，主要推动力是两个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非洲对亚洲的制成品和机械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非洲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要素禀赋和其他经济资源有可能会继续在国家层面上维持这种很强的亚非互补性，意味着目前的亚非贸易热潮有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非洲对亚洲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和印度出口剧增。尽管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对外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3%，但非洲对中印的出口增长速度是非洲出口总增速的1.7倍。与印度相比，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1999—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48%，对印度则只有1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出口目前有10%是输出到中国，3%左右输出到印度。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过去几年来，非洲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不断发展，家庭消费不断增加，存在庞大的自然资源国内需求缺口。石油是第一大出口商品，其次是矿砂和金属。中国和印度也在越来越多地进口非洲劳动力密集型的未加工或半加工农业初级产品，进一步深加工后用于工业用途或消费用途。石油、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加起来，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中占85%。
亚洲对非洲的出口也不断增长。过去五年中，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年增长速度达18%，超过对包括欧盟在内所有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亚洲的制成品像潮水一样涌入非洲。出口中有一些是产品散件，在非洲组装后再输出至欧盟和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还有一些是供非洲制造业自用的机械设备。与此同时，非洲还从亚洲进口相当数量的非耐用消费品，与非洲本土生产的产品展开竞争。
非洲与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但金额比贸易要小得多。截至2006 年年中，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估计为11.8亿美元。
过去10年中，中国和印度在非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集中于采掘业。此类投资一般属于资本密集性，因此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很有限。但是过去几年内，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主要包括服装、农产品加工、发电、公路建造、旅游和电信。另外，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投资在地理上也更趋分散，(图
6)所示为目前中国对非洲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分布。
亚非贸易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际商业谈判和磋商中，边境线上的正式贸易政策往往首当其冲。很明显，关税及非关税壁垒（NTB）是贸易自由化的首要目标。实行自由度较高的进口政策（例如低关税）、优惠的市场准入措施或自由贸易协议，应该可以刺激贸易流动的增加。但是，调整正式贸易政策只是促进跨境贸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进行贸易，首先必须生产出可贸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货物及服务。大多数非洲国家基础相当薄，不仅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而且缺乏让这些企业能够进行国际交易所需要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贸易及投资政策进行什么样的有利改革，供给方面的响应恐怕都很有限。简单地说，没有这样的改革，非洲可能错过新的贸易及投资机会。与此同时，要高效率进行货物及服务的贸易，贸易促进性质的基础设施、制度和服务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以降低“边境线间”与贸易有关的交易成本。
● 边境线上政策的角色
中国和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税结构中依然有一些制约相互贸易的不利成分。
中国、印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WTO成员国，因此这些国家的关税一般都是根据非歧视性最惠国的原则制定的。目前暂时中止的WTO多哈回合，其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就降低成员国的各种关税达成全球协议。
除了一些重要商品，非洲出口商在亚洲面对的关税高于美国和欧盟。印度的关税普遍很高。中国是一个相对自由化的市场，对本国需求最大的原材料实行零关税，包括原油和矿砂，但是对其他进口商品维持中高关税水平，特别是对从南方进口的非食用性原料。中国已经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
亚洲市场对某些商品征收高关税，不利于非洲出口高附加值加工产品，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的一些主要商品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咖啡、可可豆和腰果就是其中三个例子（表1）。
与亚洲国家一样，非洲对亚洲商品也有许多高关税限制。纺织品、棉纱、服装、鞋袜和轻工制成品是非洲从亚洲进口的最主要商品，在非洲属于关税最高的商品之列。但是，其他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大宗商品，例如电子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关税一般相对较低。尽管非洲的关税壁垒已经大幅度降低，中间产品进入非洲的关税依然很高，这也制约了非洲的制造业出口。这种不利于出口的偏向性做法是非洲决策者的一个明显改革目标。
非关税壁垒，例如技术标准，是非洲出口遇到的特别挑战。非洲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全面实施或有效执行这些标准的制度能力和资源。这一点削弱了非洲国内生产商打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某些亚洲出口市场的能力。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在非洲大陆也是风行一时，其中包括与中国、印度等南方国家签署的互惠性协议。目前，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还没有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FTA），但是有几项自由贸易协议正在进行谈判或有待批准，其中包括中国—南非自由贸易协议、印度—毛里求斯经济合作及伙伴协议以及印度—SACU（南部非洲海关联盟）自由贸易协议。
非洲国家之间近年来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议交相缠杂，比如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阿拉伯马格勒布联盟、东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印度洋委员会等等，宛如“一碗意大利面”，本意可能是好的，但实践中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非洲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就更不必提了）发现这些贸易协议往最好的方面讲是没有用处，往最坏的方面讲是增加混乱，不利于吸引国际商业活动。
此外，还有几项亚非优惠安排，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2006年初对某些非洲出口商品的单边自由化：取消25个非洲国家190种初级商品的进口关税。这些安排促进了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和印度公司生产商品后从非洲出口的市场准入。此外，这些安排还鼓励了亚洲在制造业的投资，例如莱索托的服装业和南非的汽车组装业。
除了正式的国际协议，亚非贸易及投资还在不同程度上受其他工具性因素的影响。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IPA）和公私合作投资者机构，在促进两个地区的国际商业往来方面一直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关键角色。中国和印度还建立了各种其他机制，希望促进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最近的一项举措，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决策，是《中国的非洲政策》于2006年1月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列举了大量中国希望与非洲合作解决的问题，包括贸易、投资、债务减免、经济援助、金融、农业和基础设施。
有些出口及投资激励措施，例如出口加工区（EPZ），在中国和印度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非洲，除极少的几个例外，这些措施在激励出口方面的潜力并未得到有效的实现。此类激励措施在非洲大陆普遍效能低下，部分原因是制度能力普遍薄弱，造成重大的实施和执行挑战。由于没有强大的治理约束和激励机制，导致任意裁量行为和腐败的机会增加。出口及投资激励措施的无效，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劳动技能。
● “边境线后”的因素
规模是影响在非洲经营的公司表现的一个强烈影响因素。无论企业的国籍、规模都是重要因素。非洲
竞争较激烈的部门不仅能够吸引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在通过出口打入外国市场方面也更有作为。通过这种方式，国内竞争与国际融合形成了互加强关系。非洲公司的经验很清楚：“国内成功是国外成功之母”，这个结论符合世界其他地区近年来的经验。中国和印度投资者的进入明显促进了非洲市场的国内竞争(图
7)。事实上，研究发现了一个互加强效应；在本土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激烈的非洲公司，与中国和印度资本的接触程度越深，而中国和印度投资者最多的非洲市场往往也是竞争最激烈的。
中国和印度企业在边境线后的经营所在地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结果是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了。中国和印度公司在非洲的高经营成本主要有四个原因：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差（电力供应、电话服务、互联网接入）；要素市场效率低下（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国内劳工市场的刚性以及当地融资渠道有限）；不利的监管体制以及治理约束薄弱。
●“边境线间”的因素
非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一样，受边境线间的经济或制度“摩擦”的影响。因此，建立新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往往是付出高额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来自评估新的市场机会、搜寻新的贸易或投资伙伴、建立融资及营销渠道、转移人员及技术、遵守海关条例及技术标准以及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物流、运输和交通系统，特别是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非常多的内陆国家。
这些成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例如，通过使用正式渠道（企业间或政府间渠道）或非正式的“软”网络，例如族群网络和侨民。通过改进或发展贸易促进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可减少物流瓶颈造成的成本。通过提供贸易融资和保险，有助于化解商业方面的顾虑。非洲和亚洲在有些方面依然相距很远，对彼此市场的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直接的地区间运输服务（空运、海运服务和客运线路）非常有限。此类服务的提供非常有限，可能会制约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流。
对于非洲、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在关于两个地区潜在跨境商业机会的市场信息质量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对称。为了促进此类信息的流动和补偿信息的缺陷和不对称，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在不断加大。在非洲大陆开展经营的印度和中国企业在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表
2)。在接受调查的印度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国籍是在非洲。接受调查的欧洲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国籍在非洲的比例与此类似。这些数字说明，印度裔及欧洲裔移民已经实质性地融入非洲工商界。
另一方面，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所有人，无论是按国籍还是按族群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在目前这个时刻，还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融入非洲工商界。相反，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大部分是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前往非洲。随着中国增加在非洲的投资，估计大约已有8万名流动性工人从中国前往非洲工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侨民群体。
同样是在非洲经营，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非洲中资企业的风险厌恶特征往往有别于印资企业，主要表现在关于进入模式的对外投资决策，垂直一体化程度、企业采购的来源市场、以及开展交易时与国家机构（而非私营实体）的关联强度。非洲中资企业在业务战略上谋求加强对生产链的全程控制，企业属独立王国类型，溢出效应较为有限。相比之下，印资企业的非洲投资战略则是更多地融入本地市场，在经营中大量采用非正式渠道，甚至融入当地政治经济的层面，当然这是因为印度与非洲之间有更悠久的族群联系传统。
非洲与亚洲之间的技术及劳动力的流动正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商业联系的形成，而商业联系则可带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贸易及投资，与劳动技能及技术的转移之间，存在一个互加强效应。例如，在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中，平均而言，从非洲大陆出口较多的，来自本土公司总部的工人比例要高于出口较少的。
但是非洲人和在非洲大陆经营的中国及印度投资者，在有效利用这种协同效应方面，都面对着很大的挑战。随外国资本而来的外国技术工人，没有获得向当地工人进行有效的技能转移所需的资源，更不必提奖励，因而导致当地的技术转移或劳动技能转移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即使尝试进行这些转移，由于缺乏足够的教育或训练，非洲人往往很难掌握新的技能。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及印度政府正在提供或投资于必要的资源，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主要目标就是促进此类技术转移。中国及印度投资者在非洲大陆越来越多地进行国际网络生产，非洲公司提高参与其中的程度，是另外一种让非洲人有效把握取得技术进步和现代技能的机会。
非洲目前的运输及物流服务不仅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使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苦不堪言（表3）。在南非的一家中国公司发现，从安哥拉发货去南非，成本与运到中国一样高。在加纳的一家印度公司反映，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货运成本及关税非常之高，从阿克拉发一个集装箱去拉各斯，成本为1000 美元。因此，该公司决定进行跨国界投资，而不是做出口。
事实上，非洲大陆贸易支持服务这个薄弱环节损害了非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制约，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市场机会。
在非洲的内资及外资公司在获得当地贸易融资方面都面临重大的问题，中小企业尤为严重。不过，中国及印度的进出口银行所设立的公共贸易融资计划正在为中国及印度公司在非洲的投资提供大力的援助。
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机会
在非洲的公司，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数十年来一直采取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相结合的做法。不过近年来，全球化带来了生产流程的细化裂分，并形成了紧密集成的新的全球生产及分销网络。中间产品和零配件贸易的兴起是世界贸易体系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转变，这些转变对已经在非洲经营的企业（包括中资及印资企业）以及正在考虑进入非洲的企业构成重大的挑战。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方向（即由哪些国家生产出口货物）是由“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即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和出口相对生产率优势超过外国的一种或多种商品。但是，由于投资及贸易彼此撬动的杠杆效应以及中间产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现在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比较优势理论。
信息、物流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已使企业可以将价值链划分为由境外子公司或供应商来完成的职能。由于可获取实时的供应链数据，不仅可以远距离运输可长期保存的货物，还可远距离运输即时制造所需的零件，以及对非洲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生鲜货物。其结果是，相对于以成品和服务为对象较传统的行业间贸易，行业内贸易（“网络贸易”）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个环境下，很难想象非洲经济发展的未来能够与这些网络隔绝开来。
“买方驱动型网络”通常没有直接的所有者，往往存在于由大型零售商、有著名品牌的经销商和有著名品牌的制造商在价值链的组织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行业。买方驱动型商品链的特征是生产系统具有高度竞争性，所有权属于本地并且分散于全球各地。产品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例如服装、鞋袜、食品和家具等。“生产者驱动型网络”往往是由大型多国企业来协调。此类网络是垂直的多层型安排，通常有直接所有权结构，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和分包商。此类网络多见于资本及技术密集性较高、往往由全球寡头所把持的行业，例如汽车、机械和电子业。
国家层面新的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都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具体而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越大，出口额越高。在促进非洲大陆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动方面，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及印度在非洲的企业，经营规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领域内的非洲同行，应该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证据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及印度企业的出口强度远大于非洲企业，这一点是情理之中的。另外，与非洲内资企业相比，中国及印度企业生产后从非洲出口的产品，其多元化程度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要高得多。
全球价值链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可以利用中国及印度的投资及贸易活动来增加非洲大陆的对外出口规模、多样性和增加值。非洲有几个行业已经参与或很有希望参与买方驱动型网络贸易，主要包括食品、鲜花、服装和渔业。非洲出口的所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的竞争都远远超过非洲大陆传统的未加工初级商品，因此必须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另外，中国及印度的跨国公司正在迅速参与的南非汽车组装及零部件行业。还有证据表明，非洲参与服务出口的网络贸易也有很大的机会，比如外包后台支持服务，加纳、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服务业里，旅游是第二个切实的增长机会。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正在不断崛起，可支配收入增加，希望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度假，非洲明显有潜力从中获益。
总的来说，全球供应链中的贸易是机会的来源，尽管很少有非洲国家能够取得跨越式的进步，以利用这些机会。举例来说，印度之所以大量出口钻石，部分原因就是从非洲进口粗钻石后进行打磨和切割。钻石精加工是附加值较高的工序，印度和中国企业可以前来投资，将这道工序留在非洲进行。
中国及印度与非洲大陆的商业活动迅速增长，为非洲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机遇。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对发展与非洲的商业关系有浓厚的兴趣，可能使非洲摆脱过度依赖少数几种初级商品的局面，提高出口的多
样化，转向增加生产劳动力密集型轻工制成品及服务。此外，非洲还可借此利用自然资源禀赋的长处，发展后向及前向关联产业，从加工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并适时参与现代的全球生产共享网络。此外，中印两国的浓厚兴趣还可使非洲企业更多地面对外国竞争、技术进步和现代劳动技能，从而提高非洲企业的效率；提高国际一体程度，不仅是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最重要的可能是加强非洲的内部一体化，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内市场深度和规模都太小，无法提供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所需要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