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国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重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斯里兰卡作为南海区域的一个支点国家，在地缘上十分重要，历史上又与我国有极为深厚的佛教因缘，借佛教外交对两国建立深厚的双边关系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佛教;海上丝绸之路;斯里兰卡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科考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德文作Die Seidenstrasse，①自此该名称被中外学界接受，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处李希霍芬所指丝绸之路，专指陆地之道路。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做突厥史研究时，又提出“丝绸之路有海、陆两道”②的论点。此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学术著作《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中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后，③“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中西学者的关注。
一、斯里兰卡地缘的重要性与宗教情况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国家之一，斯里兰卡是印度洋岛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地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古至今，斯里兰卡一直是印度洋的前哨，且是远东和东南亚地区与西亚、欧洲、北非海上交通的要冲”。⑥斯里兰卡隔保克海峡（Palk Straits）与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与印度遥遥相望，而以亚当桥为代表的一系列岛屿与链形沙洲将之相连，在东南方向半围住印度，形成一个天然的半包围圈。就历史而言，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早在唐朝就已是成熟的海上通行贸易点，如所记最详细的《广州通海夷道》所称：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行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
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北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⑦
狮子国是斯里兰卡的古称，广东通海夷道自广州航至印度，途经斯里兰卡。可见早在千余年前，斯里兰卡已是远洋航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现代视域下，斯国地处马六甲海峡与波斯湾之间，亚洲与中东所进行的石油等资源贸易无不路经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居于南亚及印度洋战略的核心地位，因此，斯里兰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区域影响极大。也正因如此，中国与斯里兰卡在港口领域、文化领域等开展了多项合作。
作为多宗教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宗教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体民族僧伽罗人（据198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约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0%）信仰佛教，约占全国人口比例18%的泰米尔人信仰印度教，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信仰基督教的亚欧混血民族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居民等。斯里兰卡的宗教虽构成复杂，但国家政策规定，佛教为优势性宗教。现如今，斯里兰卡所盛行的佛教为小乘佛教，“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体系，且是这些国家佛教之源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⑧由此可见佛教对斯里兰卡的重要。即使在现代化的今日，佛教依旧是斯里兰卡传统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与宗教功能并未改变，深入影响到了僧伽罗民族共同体。
二、中斯佛教因缘
中国与斯里兰卡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具有极为深厚的因缘，且不乏佛教外交的先期经验。早在西汉时，王莽便遣使节出使黄支国（今印度境内kanchipura），使者后辗转至斯里兰卡，《汉书》记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驿使自此还矣”，⑨“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古称之一，此可算是我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官方交流。东晋时期，斯里兰卡国王听闻孝武帝尊崇佛教，因而派遣沙门昙摩前来中国，昙摩法师历经十年航海跋涉，于义熙二年（406）到达汉地，带来四尺高玉佛像一尊。数年后，高僧求那跋摩觉中国比丘尼受二部僧戒条件不完备，特请难提至斯里兰卡邀请比丘尼团来到建康，为中国比丘尼剃度受戒，自此，中国佛教始有比丘尼。 之后，晋代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踏上了印度洋的“宝渚”――斯里兰卡的土地。公元399年，已逾60岁高龄的法显因为想改变汉地戒律残缺的现状，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一同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求法之初衷，是因为感慨汉地“律藏残缺”，后自天竺辗转至斯里兰卡，居住两年，获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等。法显以私人身份前去斯里兰卡求法，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书，也留下许多关于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交流的动人故事，对中斯两国，皆有特别的意义。如在斯里兰卡期间，法显于佛殿旁发现了一棵20丈的贝多树。贝多树乃是柠榈科植物贝叶棕，其叶片可作为古代佛教经文的载体，因此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并不罕见。而法显在《佛国记》中所记这株，是斯里兰卡前朝国王遣使臣来中国后，为纪念与中国结交，特取贝多树子，在佛殿前种下。至法显到斯里兰卡，此树已逾三十载，早已亭亭如盖，“大可四围许”。斯里兰卡新王见此树有向东南方倾倒之势，恐树倒，特意以“八九围柱拄树”，足见对此贝当树的重视。受交通所限，此时中国与斯里兰卡虽官方往来并不频繁，但从这株贝叶树仍可看出国家间的相互重视。
不仅如此，法显亲自翻译了《弥沙塞律部》、《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中的部分经律，对佛教在中国进一步流传起到了推动作用。法显还在《佛国记》中对斯里兰卡的民情风俗加以细述，记载了许多与佛事相关的活动与风俗。斯里兰卡学界普遍持有法显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和睦关系的缔造者的看法。⑩习近平主席在斯里兰卡的署名文章中，也从“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11谈起，畅谈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愿景，阐述了从历史纽带到实现未来伟大梦想的美好期待，足见佛教外交对中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与实际影响。
此外，唐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先后两次欲去斯里兰卡而不得：首次自海滨港口耽摩栗底乘船去斯国，却遇狂风巨浪导致舟不能移，未果;其次是在马德拉斯附近的建志城，准备同几位高僧一起南下渡海前去斯里兰卡，却遇300多位斯国僧人渡海而来，说国内因老国王去世导致政局不稳，且无名僧，玄奘法师因此放弃去斯里兰卡的念头，而与其中的70余名斯国僧人一起继续西行，以期得见名僧，求取真经。玄奘法师虽未登陆斯里兰卡，但依旧十分重视，通过周围僧众的口述，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斯国记载颇多。同期另一高僧义净，在印度、南海一带求法25年，虽未曾亲至斯里兰卡岛，但在其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重归南海传》中，也对斯里兰卡的宗教历史、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发展等方面所述甚详。此外，中斯两国多次派使者互访，元朝统治者甚至派专人前往僧迩刺国（斯里兰卡古称）学习佛法。明代之后，南海通道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海道之一，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海路完成。可以说，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事交流频繁，斯里兰卡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巨大。
建国后，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界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现代佛学》创刊伊始，便连续两期刊登在锡兰举行的佛教史上的首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以及在该会上成立世界佛教徒联盟等事宜。12可见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
三、以佛教外交促进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无疑是促进双边关系的一大重要举措，意义极其重大。所谓佛教文化外交，指通过佛教文化交流项目等途径，向外国民众传递本国宗教信息及其他信息，借以这些正面信息与相同价值观，拉近包括两国佛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认知和情感上的距离，“以期塑造有利于本国的舆论氛围，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13因此，现代国际环境下“谋求在共识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14的国别交往模式，便更需要佛教外交的促进。
相较以商人为主的贸易交流群体，以僧人为主体的文化互促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悠长。而在剑拔弩张或暗潮汹涌的国际纷争氛围中，宗教文化间的交流更容易化干戈为玉帛，且宗教往往具有较多的信徒，有利于借用相同文化信仰拉近民族之间情感，并借以塑造舆论氛围。佛教界人士早已就此提出观点：“和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漠视了佛教这一个单位……或者会发生困难”，15将宗教信仰同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
中国与南海诸多国家有较为深厚的佛教因缘，具体到斯里兰卡，中国佛教界秉持走出去的观念，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界往来频繁，收效显著。2011年，中国召开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斯两国佛教界代表及佛教研究者与会者众，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阿穆努加马也亲来致辞，并表示“通过这个活动来纪念法显将中国与斯里兰卡建立联系，希望踏着法显古老的足迹进一步密切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16两国政府间借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不仅如此，中国与斯里兰卡另有一层特殊的佛教渊源，世界公认仅存的两颗佛牙舍利，一颗在中国北京的灵光寺，一颗在斯里兰卡的佛牙寺，除了浩如烟海的经藏与人数众多的佛教徒，中国佛教还有着较为完善的仪轨制度与组织架构，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而言，无形中又增加许多亲近感。“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7在外交形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佛教无疑有着较为众多的受众群体，以佛教交流辅助政府间交流，以期在传播中国价值观的同时，赢得更多的文化认同。佛教可以发挥积极影响，为地区稳定和促进民间外交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佛教人文交流对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不容小觑。
佛教得益于人的精神信仰，因此，佛教外交不仅能在国别交往中提供重要的载体和平台，向南海文化圈诸多国家展现国人的哲学思想世界，并且是相互尊重外交理念的现实执行，可以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供重要的帮助。
[注 释]
①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 1877，Bd.Ⅰ.
②〔法〕Edouard Chavannes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7页。
③〔日〕三杉隆敏：《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大阪创元社1968年版。
⑤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
⑥Ravi Kaul：The Indian Ocean：A Strategic Posture for India，New Delhi：Young Asia Publications，1974，p.66.
⑦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95页。
⑧ 印顺：《南海佛教和南海战略》，《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
⑨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9页。
⑩ S.G.M.Weerasinghe：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China，An Aspect of the SilkRoute，Colombo，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1995，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