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最后的风光
如今，这一教训却被巴西人抛到了脑后。近年来巴西的成绩令人目眩：经济腾飞及相伴而来的中产阶级崛起，巴西正大步跨入第一世界。今年6月的世界杯上，巴西对克罗地亚的揭幕战将在圣保罗竞技体育场举行。这一崭新的体育场属于巴甲豪门科林蒂安队（Corinthians），场内装有全球最大的显示屏，亮度是慕尼黑安联球场显示屏的两倍，据说晴朗的夜里在50英里之外都能看得到。“我们本来的想法是建造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购物中心，配有足球场的购物中心。”科林蒂安前主席安德雷・桑切斯（Andres Sanchez）说。他坚信，随着经济的衰落，用不了多久，欧洲那些知名足球俱乐部将不再拥有最优秀球员的垄断权。“巴西职业球队的确需要克服一些不足，但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轻松超过欧洲球队，成为世界领先。”
桑切斯所言并非盲目的自信和夸耀。有媒体宣称，本届世界杯将是最后一届风光的世界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各种顶级职业联赛无论是赛事本身、运动员招募，还是球迷大本营的发展与影响，都早已跨越国界。相比之下，世界杯、奥运会这些体育盛事的吸引力将逐年下降。梅西是公认的当今最优秀的球员，可他一年中为巴塞罗那俱乐部踢球的时间远远超过为祖国阿根廷效力的时间。巴西前锋迭戈・科斯塔此前一直为马德里竞技效力，西班牙因此批准他拥有巴西、西班牙双重国籍。几个月前，他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为西班牙国家队效力，震惊了他的巴西同胞。
逝去的罗曼史
作为科林蒂安的主场，世界杯后，圣保罗竞技体育场还不至于被闲置，但其他体育场就没这么幸运了。刚刚装饰一新的巴西利亚国家球场拥有7万席座位，可巴西利亚最大的足球俱乐部只排进了巴西丁级联赛，每场比赛的观众不过寥寥千人。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位于巴西西北部，被整整20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包围着。在森林中大兴土木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为了修建马瑙斯体育场，工人们不得不将流过场地的一条河流放干，为座椅涂上特殊油漆使其不会在赤道的烈日下融化。虽然亚马逊州近30年都没有出过一支一线球队，两名工人却在修建马瑙斯体育场时身亡。
更值得玩味的是，巴西名将罗马里奥也成为反对世界杯的有力声音，而他本人曾是1994年世界杯中巴西队的英雄。“巴西举办世界杯，却不是为了热爱足球的巴西人，”罗马里奥这样说，“广大的低收入人群甚至买不起一张位置最差的世界杯门票。”这位曾经的国脚已经当选国会下议院巴西社会党议员，成功从足坛转战政坛。
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巴西国足成员极少在国内俱乐部踢球，而是整支国家队都很少出现在国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应邀在全世界巡回比赛，为声誉不佳的巴西足协赚钱。广大的巴西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他们最痛恨腐败，而巴西足协首当其冲。“如果有一天巴西只剩下最后一个腐败组织，那一定是足协。”巴西著名体育记者裘卡・柯夫里（Juca Kfouri）说。不久前，一段令巴西人十分不耻的录像流出。录像中，巴西现任足协主席何塞・玛利亚・马林，在18岁以下青少年足球锦标赛颁奖仪式后，将一位球员的奖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马林的前任里卡多・特谢拉也是因为身陷贿赂丑闻而辞职。“如果巴西赢了这届世界杯，这很好，”柯夫里一边说一边还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反正已经赢过5次，赢第6次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巴西真正需要的，是许多个强大的俱乐部，而不是一支强大的国家队。”
科林蒂安的故事
除了按地域，巴西的足球俱乐部还按社会阶层划分。科林蒂安就因其无产阶级的属性（上世纪初由一群铁路工人成立）而被认为是巴西“人民的球队”。去年冬天，科林蒂安访问日本，打败了埃及的阿尔阿赫利队和英格兰的切尔西队，夺得世俱杯冠军。每到一处，科林蒂安的教练都会高举一个引人注目的横幅――“贫民窟来了！”
21世纪的头10年见证了数千万巴西人摆脱贫困的过程，也见证了科林蒂安这一代表草根阶层的俱乐部的崛起。如今，科林蒂安的官方产品零售店蓬勃发展，已成为巴西国内增长最迅猛的零售连锁店。5年前，商业体育在巴西还是一个新奇事物，路易斯・保罗・罗森伯格（Luis Paulo Rosenberg）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那之前，巴西的体育界人士从没想过体育和商业之间有何联系，也从没招募过像罗森伯格这样的经济专业人士来管理体育俱乐部。 罗森伯格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美国私立名校范德堡大学，曾为巴西军政府时代结束后的第一位文职总统若泽・萨尔内当过经济顾问。此后，罗森伯格在高校教书并开办了自己的私人咨询公司，直到桑切斯找到了他，邀请他进入这个向来只吸引无赖和恶棍的行业。桑切斯对他说：“我知道该如何管理一支球队，但我完全不懂如何用它来赚钱，所以我需要你来发挥自己的专长。”罗森伯格说：“那时我并不缺钱，我的客户全是跨国公司，我拥有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孩子、最棒的汽车，但我从没当过冠军，体育场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全新的舞台！我要把价格、市场和所有自由经济学原理统统搬到这个舞台上。”
罗森伯格69岁，个子不高，秃顶，山羊胡却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回忆起如何让俱乐部扭亏为盈时，露出男孩一样的淘气神采。2007年科林蒂安陷入洗钱丑闻。传闻称，俱乐部曾为包括俄罗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在内的一干外国投资者洗钱。俱乐部在球场上的表现也一落千丈，一度滑落至乙级联赛。关键时刻，桑切斯和罗森伯格力挽狂澜，成功游说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罗纳尔多从米兰回国。当时的罗纳尔多伤病在身，体重也超标。“还被拍到与变性者开房，”罗森伯格补充道，“所以我们就像两个醉汉――互相支撑着站起来。”科林蒂安当时没有能力提供给罗纳尔多有竞争力的薪水，于是罗森伯格提出合伙人概念，罗纳尔多可以从他吸引来的赞助中分成。除了在球场上重振雄风之外，罗纳尔多也为科林蒂安带来了名人效应。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名流开始穿着黑白色的科林蒂安队服出现在球场观众席上。
除了争取到罗纳尔多，罗森伯格最突出的成就是为科林蒂安球迷大本营找了一个无比精确的称谓――代表巴西中下阶层的“科林蒂安人民共和国”。这一拥有巨大号召力的头衔让科林蒂安成为耐克等诸多国际品牌在南美的合作伙伴。科林蒂安的球迷是世界上最狂热的球迷。去年FIFA世俱杯上，有3万球迷始终追随着球队，从巴西一路转战至名古屋、横滨。这些球迷中有不少是辞去工作、抛弃妻子、抵押房产或卖掉冰箱才凑够了这次朝圣的费用。
科林蒂安拥有的球迷人数和加拿大人口一样多：3500万。福布斯估计，俱乐部的价值高达10亿里拉，是巴西首支身价达到10位数的球队。罗森伯格预计，4年之内，科林蒂安将与皇家马德里、曼联一起成为世界最有价值足球俱乐部的前三位。
罗森伯格的全球霸业也扩展到亚洲。“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是个富矿，”他说，“而且中国人实在不怎么会踢球。”可他不打算采取那些欧洲俱乐部的做法，在上海和北京安排友谊赛来吸引眼球，而选择走文化交流这条路。“我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在罗森伯格的主持下，科林蒂安与中国足协开展合作，提供医疗和训练支持，作为回报，中国派出一位明日之星加入俱乐部，好为科林蒂安带来数量众多的中国人的关注。罗森伯格找到了科林蒂安的教练蒂特，让他寻找中国有潜力的足球运动员。“他看了300段录像，然后找到我说‘这个人还凑合，我们可以训练训练。’”蒂特看上的人叫陈志钊，在上海申鑫队踢球时以出色的进球技术崭露头角。罗森伯格继续忿忿地说：“但那个傻瓜教练总觉得我们请来个中国球员是对他的干涉，完全是出于市场考虑，所以，他总不让陈志钊上场！我没办法，只好安排他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给医院里的孩子送礼物等等。”（译注：2013年底，陈志钊与科林蒂安的租借合同到期，回到国内。）
热心公益也是罗森伯格为科林蒂安定下的宣传大计。从对抗肥胖公益活动到为唐氏综合症捐款，处处都少不了科林蒂安俱乐部的身影。2011年日本海啸后，科林蒂安的队员们率先在队服上披上日本国旗。球队每进一个球都要在圣保罗的荒地上植100棵树，结果就是，由于进了足够多的球，栽了足够多的树，科林蒂安正式成为世界首支实现碳平衡的足球队。
为民主而战
巴西著名的足球俱乐部还有桑托斯（贝利的球队）和博塔弗戈（加林查的球队），这两支球队都曾在世界巡回比赛，每每吸引的观众人数都和巴西国足相当。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科林蒂安因其反对独裁的鲜明立场，奠定了它在巴西全国，甚至全球的影响力。当时，科林蒂安中锋苏格拉底、后卫瓦拉底米尔和前锋卡萨格兰德率领科林蒂安球员发动了一场“起义”，从此催生了科林蒂安式民主。这一运动彻底奠定了科林蒂安在巴西人心中的地位。
球员不再听管理层发号施令。他们通过选举决定大小事宜，比如球队大巴什么时候停，邀请谁参加赛前的动员午餐会。中锋苏格拉底学医出身，喜欢与建筑师、音乐家为伍。他说当自己的智力得到激发时，球也踢得更好。科林蒂安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圣保罗中产阶级的好感，此前他们一直将科林蒂安球员视为蓄着胡子的无政府主义者。
科林蒂安的球员绝不仅仅是嬉皮士，他们还是文化战士。“曾经，职业运动员都是奴隶。”瓦拉底米尔说，是科林蒂安的战士们为运动员争取到了权益和关注。科林蒂安和支持者们的故事被写进了黄金时段肥皂剧的情节，流行范围远远超过了足球本身。今天，在球员们从休息室走到训练场的路上还会看到一块铜质匾额，上面刻着球员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在巴西这片土地上，科林蒂安是独一无二的。
忠实的老鹰
巴西的足球联赛通常在周日下午或周三晚上举行，而周三晚上的比赛通常在10点以后肥皂剧演完才开始。虽然电车直到午夜才停运，但这个时间段显然不适合举家出行看球赛。“人们都说我们的球迷最丑，”罗森伯格领我穿过看台嘈杂的人群时说，“很不幸，他们说对了。”
球赛还没开始，但球迷们已经在激动地挥舞着各种旗帜，球场周围竖着铁丝网将球迷隔开。科林蒂安的球员们都已入场，但所有球迷呼喊的却是一位科林蒂安球员的名字，那就是2011年退役的罗纳尔多。“他很胖，他抽烟，他喝酒，但这就是真正的科林蒂安人！”罗森伯格自豪地说。
我向罗森伯格问起一桩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足球恶性犯罪事件。在距离圣保罗900公里的东北部农业省份马拉尼昂，一位20岁的足球裁判因为一点口角，在球场上将一名球员捅死。愤怒的死者家属将裁判砍头分尸，并驾驶摩托车压碾躯干。罗森伯格听说过这一案件，“这种事注定会发生，”他半开玩笑地说，随即指着我们面前的铁丝网，“如果那里没有铁丝网，今天的裁判也早被砍头了。” 为了达到FIFA标准，举办世界杯的新体育馆不能修建围栏――这种要求让罗森伯格深感不安。“很多人认为没关系，巴西人已经准备好了，但我始终觉得这是冒险。”
在巴西的那些天里，我总试图以马拉尼昂案件来打开话题，但很多受访者表示根本没听说过这件事。“这只有在纽约和伦敦才算新闻，”一位名叫毛里西奥的巴西记者解释道，“因为这种事能‘引发人们对世界杯的担忧’，这才符合国际媒体的口味。马拉尼昂杀人案的根源在于贫困与混乱，与足球无关。”
毛里西奥和他的同伴都认为，巴西的足球文化远没有阿根廷那样暴力。说到腐败，更比俄罗斯差远了。俄罗斯光是准备索契冬奥会就花了500亿美元，这是巴西世界杯加2016年奥运会的全部预算。
“到了那里，你会发现你不该报道科林蒂安。”罗森伯格的一位女性朋友安德莉亚说，她开车送我们到圣保罗最大的体育场，它坐落在圣保罗的富人街区莫伦比。“你会看到体面的观众，他们衣着整洁，会说英语。”她指的是圣保罗俱乐部的球迷，通常是城市精英。圣保罗是科林蒂安最大的对手，两队的比赛总会引发众多球迷观战，纠纷自然不可避免。今天我看的这场有5万观众来到现场，果然到了中场休息时，两队球迷越来越激动，越过隔在中间的警察，互相投掷爆炸物。不知是谁的爆炸物没投准，落在了警察身上。警察很快发动进攻，用警棍驱打球迷，球迷们也不甘示弱，对警察大打大踢，饮料瓶被当作武器在空中飞来飞去（巴西球场禁止饮酒）。几个小时之后，两方球迷乘坐大巴来到网上约定的地点继续搏斗，武器是剪刀、石头和铁棍。警察随后赶到，向暴徒发射橡皮子弹，这才击退了他们。
在巴西，这种球迷斗殴并非偶然。世界杯前夕，一些巴西政客表示应该强制解散“忠实的老鹰”（科林蒂安最大的球迷组织，简称鹰派）。戴维・杰巴拉是科林蒂安球迷组织的官方律师，他表示，政府为了面子试图解散球迷组织，这只会让足球的乐趣变少。“每棵树都会有些烂根，”他说，“但不能因此就把根全部砍掉。没了球迷，谁来为球队打气，谁来为球队击鼓？”
巴西的球迷组织非常庞大，它们发源于20世纪
60、70年代，当时大众对足球体制，以及俱乐部管理都非常不满。球迷要求获得知情权，这种诉求也代表着巴西社会的进步。
罗森伯格对球迷也持同情态度。“科林蒂安在那些球迷心中的分量比在我这里大得多，对他们来说，科林蒂安占据了他们生命的90%，爱情占8%，吃饭占2%。而对于我来说，科林蒂安最多只占据了我生命的50%，我是个正常人。”
戴维・杰巴拉邀请我和鹰派的几位领袖一起观看下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他留下了一个酒吧的地址。我到的时候，鹰派的大佬们已经坐下等我了，主席瓦格纳・德哥斯达、副主席罗德里格・方思卡（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都在，我认出了他俩的名字，当地的媒体正在报道3名帕梅拉斯足球俱乐部球迷的死亡案件，这两人都是嫌疑人（但没有被正式起诉）。德哥斯达是黑人，穿着T恤衫、牛仔裤，反戴着棒球帽。方思卡是白人，穿着黑色连帽衫，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电视里直播的这场比赛在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举行。他们本打算坐16个小时的大巴去观赛，但目前有关“扑灭”球迷组织的传闻让他们有所警惕。方思卡说：“政府想展现给世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巴西，足球上的问题和巴西教育、医疗的问题没什么两样，他们想展现的那一面远远好于实际。”他指了指电视继续说道，“比如说，你今晚看到的球场，其实现场几乎是空的，没有球迷去看，因为最便宜的门票也要80里拉（35美元）。对于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来说，这实在太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