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老町的神圣墙
3年之后，当斋藤清再次回看这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视频时，他还是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曾真实发生过。斋藤清是当地政府官员，也是这道堤坝的设计者之一。这些年来，政府曾多次模拟海啸来袭以检验这道堤坝的效能，被誉为“田老万里长城”的它也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理论和实际总是会有一定差距的。”斋藤清对记者说，“我虽然预料到还是有海啸可以越过这道堤坝，但我没想到是以录像中这种方式。”斋藤清的家虽然被海啸吞噬了，但他本人却保住了性命，他的许多邻居也是如此。因此他认为，这道堤坝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我们把这道堤坝建在这里，不是希望它能够抵挡住所有的海水，”斋藤清解释说，“它的作用更多的是拖延时间，让居民有逃生的机会。”这也是当地居民投票决定修复堤坝的最重要的原因。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重修以前的那道堤坝，而是在它之前再建一道更高的堤坝。这座新的防御物高14米，离海洋更近，而且采用了新的技术。尽管如此，居民们心里都明白，不能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托付给堤坝了。渔民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在“后海啸”时期，人们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环境。他们不能再住在海边，像以前那么方便地出海打渔。政府要求他们搬到离田老町有一定距离的临时住所，未来可能还要搬到山丘上新的村子里去，在那里，他们连海的影子都看不到。在现在的田老町，一到傍晚时分，到处都能看到渔民们赶路的身影，他们有的一路小跑，有的骑自行车，还有的赶公交车，虽然方式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不过要说这场海啸带来的真正的后遗症，应该是精神上的。在田老町，海洋本来是一棵摇钱树，人们在这里能打捞到珍贵的海藻、鲍鱼、鲑鱼以及贝壳，样样价格不菲。但现在，海洋却成了一种威胁。在田老町的港口，渔民尾葛生用铁皮搭起了一间小屋，代替被海啸吞噬的原来的家，他正在里面准备第二天打捞鲍鱼用的工具。他虽然嘴上说已经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但提到这片海洋时，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不安与焦虑。这种恐惧也传染给了他的家人，他说：“我的儿子以前曾说将来也要像我一样，做一名优秀的渔民，不过现在他一点儿都不想靠近海了。即使政府修了堤坝，我们也不能再住到海啸射程之内的地方，我知道总有一天海啸会再回来的。”
大槌町的葬礼
3年前我们来大槌町的时候，这里一片狼藉。3年后，城市里难闻的气味已经散去，废墟也基本得以重建，但人们心中的创伤却永远无法治愈。佐藤晃是大槌町市的财政课长，他向我们吐露了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老实说，现在任何一点儿晃动都会让我惊恐不安。如果我能在别处找到工作，如果我的家不在这里，我会立马逃离这座城市。只要待在这里，心中的恐惧就永远不会散去。”
在大槌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失踪。川三木现在在新盖的政府大楼对面开了一家临时的面馆，一边挣钱维持生计，一边寻找失踪的父母。他说：“我走遍了镇里所有的陈尸所，但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父母。每当我的手机有陌生来电时，我都觉得肯定是有他们的消息了，但每次却总是空欢喜一场。在没找到他们之前，我永远无法平静下来。”这位40多岁的中年人在海啸过后本来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搬去东京定居。但内心的不安和对家人的思念让他寝食难安，没过多久，他就又搬回了大槌町。如今，他的面馆距离他以前的家只有十几米的路程，他每天都会去那里散步，遛狗。他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他和他的父母会在这里重聚。
50岁的岩崎明是当地一家小旅馆的老板，由于离海边比较远，所以躲过了海啸的袭击。灾难之后，大槌町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游客来参观旅游，本来最吸引外地游客的沙滩美景也被海啸破坏得不成样子。现在旅馆的顾客主要是来这里盖新楼和修建当地基础设施的工人。虽然客源紧缺，但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岩崎明还是决定要把旅馆好好翻修一遍。“政府推出了5年重建计划，但我觉得我不能等政府重建好了再开门营业。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来田老町旅游参观，我就会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我觉得我们应该吸取这次海啸的教训，不要总想着怎么与大自然做斗争，而是应该学会如何与它和平相处。”她和这附近的居民想法一样，都反对政府修建堤坝，将他们与大海分隔两边。“海啸总有一天会再来的，与其建堤坝硬碰硬地抵挡它，不如想一些更有效更安全的方法应对它。我们应该坦然地接受心中的恐惧，友好地对待大自然，大槌町世世代代的人都这么过来了，我们也可以。”
陆前高田市的市长
每一场灾难中都会涌现出一些标志性人物。这些标志性人物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灾难来临时能够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准确地分析当前形势，带领大家躲避灾难，重建家园的人；另一类则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命途多舛，成为人们重点关注对象的人。而刀羽太则集这两类标志性人物的特点于一身。刀羽太是陆前高田市的市长，可他上任仅3周，无情的海啸就袭来了。面对几乎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刀羽太没有放弃逃避，怨天尤人，而是竭尽全力地指挥大家重建家园。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是海啸过后几天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面色惨白，周围的人说他已经好几宿没有合眼了。在没有足够淡水的情况下大家该如何蒸米饭？当所有的储蓄箱都被海水冲走或毁坏时，大家该如何储藏碳氢燃料？刀羽太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帮助灾民解决问题、找寻失踪家属上。他自己的房子也被大水冲倒了，他的妻子也在海啸过后失踪了，可是这些他根本顾不上管。他个人的悲剧与他高尚的品德使他在这场灾难中成了典型人物，刀羽太刚强的性格与沉着稳重的处世态度使得全日本人民为之动容。 3年后，刀羽太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在被摧毁的市政厅那里临时搭建起的一个小屋子。就在接待我们的前一天，他在这里接待了驻日本的美国大使。刀羽太系着一条领带，脸色依然苍白，他依然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精神上的伤痛。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家人，心中就一阵绞痛，但很快他就收起个人情绪，转而为大局考虑。作为市长的刀羽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重建城市，让居民们尽可能快的有固定住所，这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可这一切并不容易，日本政府高层办事拖沓，迟迟不下最终决定，还有一堆许可证要去一一签署，这让刀羽太感到力不从心。
饭馆村，无尽的流放
根据受灾类型来划分，2011年日本海啸灾区可以被分成两类：灾区北部主要受到海啸的袭击，而灾区南部则是受核污染的侵蚀。海啸过后人们可以立马着手重建家园，而核污染的治理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吉本是饭馆村核污染最严重的长町的一名农场主，在谈及饭馆村村民现在的处境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被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牵着鼻子走，他们带着我们到处瞎逛，表面上给我们一些模棱两可的承诺，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
2011年5月底，原吉本被告知要搬离饭馆村。这位60岁的农场主决定用相机记录下他的农场，他把自己的老房子、花园以及稻田都拍了个遍，不舍得漏掉任何一个角落，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如今，原吉本定居在福岛县，距他原来的家有60公里。在居民撤走后，政府在长町大部分街道安装了摄像头，还给每一位搬出长町的居民发了一台平板电脑，这让原吉本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断断续续地看到他农场的画面，他说：“家里的田地和花园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我的家乡正在一步步走向毁灭。”我们之间的交流一直是在一种悲伤与痛苦的气氛中进行，而这种气氛也是其他受到核灾难影响的家庭的主旋律。长町是饭馆村唯一一个红色高危区，这里的铯元素含量严重超标，要想将这里的铯元素含量恢复到正常水平，至少需要30年。
对于北方受灾区来说，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对城市进行规划与重建。而对于南方受灾区而言，头等大事则是排除放射性污染区的污染。平泉町也是一个是重度污染区，光排污工作就得进行50年，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座大型“实验室”――科学家们在这里实验各种排污的方法。
和北方受灾区一样，南方受灾区也需要大批幸存者充当劳动力。一位幸存的农场主几个月来就一直被要求参与到灾区的排污工作中去。他说：“这简直是太荒谬了，他们禁止我晚上回自己的农场睡觉，说那里很危险，却要求我一整天都待在污染区里扫树叶以及剪掉那些被污染的树枝。”
福岛，只剩下怀疑
在靠近爆炸的核电站的地方，悲伤的气息已经没有那么浓郁了，反而是在那些离核电站较远的地方，人们在精神上饱受折磨。只要还待在福岛县，就要做好承受各种压力的准备。
逃到札幌之后，初共子心里的恐惧虽然减少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得更好。“这里的天气太冷了，我们孤儿寡母只身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真的很孤独无助。远离家乡带来的压力与在福岛担心受到核辐射的恐惧一样让我痛苦不已。”在札幌生活了10个月之后，直雪向妈妈提议返回福岛县，他想要回到家乡上中学。
初共子知道，这3年来最让她苦恼的，就是她无法割舍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初共子家族13代人已经在福岛生活了300多年。福岛新鲜的空气、可口的水果、美丽的风景都让她无法忘怀。可现如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影之中。在去与留之间，她曾徘徊过，但最终还是回来与福岛共患难。
和初共子一家一样，那些起初离开福岛县的家庭，几个月后基本上都回到了福岛县，他们宁愿继续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也不要承受思乡之苦。在福岛县，政府盖了一座玻璃圆顶的公园供孩子们玩耍，这里环境好，还很安全，所以每天这座公园的入口处都会排起长队。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也为了表明自己对福岛的未来充满信心，初共子培养了一项在露天进行的兴趣爱好――在靠近城郊的一个花园里种玫瑰。这个花园也是政府特地为福岛县的居民建的，目的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且自己种花种水果还蕴有重生之意。
这场核灾难造成的后遗症绝不仅仅停留在生活表面。在打乱人们正常生活节奏的同时，人们的心理也因为政府发放的赔偿金问题发生了变化。许多被疏散的人员开始计算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获利最多，人们以前本来很友好，很团结，但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私。
在浪江町一幢废弃房子的窗户上写着一行字，很好地概括了现在许多灾区日本人的状态。“感谢东京电力公司，我对现在这种生活再满意不过了，我发现被疏散也不是件坏事，现在我不用工作，每月都有钱拿，我终于有时间玩柏青哥（日本一种很流行的弹子赌博机）了！”这些被疏散的灾民不工作却能拿高额补贴的行为让那些什么都拿不到的人感到很不公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经常暴露在核辐射之中。在福岛县和郡山市，本地的居民对那些从重灾区疏散过来的灾民充满了嫉妒之情。本地人开始与外来人划清界限，有时甚至会在街上组织一些充满敌意的游行。“我们街区有个从外地疏散来的人刚刚换了一辆新车！”当地的一名居民向我们说，“可是他根本连工作都没有。”由于害怕受到他人的谴责，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不想让政府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为了不让自己被认出来，他们要求政府在邮寄补贴时用没有任何特殊标记的信封。菅野也是从核污染最严重的长町撤出来的，他说：“人们都责怪我不工作却过得很好，他们只看到了我们每月领的赔偿金，却忘了那场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与无助。突然间，大家都觉得做一名幸存者是可耻的，是有罪的。”这就是灾后日本的现状，灾难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又一次伤害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