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鸟托邦宗教思想；中世纪宗教精神；宗教禁欲主义；近代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在当时表现出极端的开明进步倾向和一定程度上似乎同样极端的保守主义倾向，但这种矛盾是表面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莫尔都不是中世纪宗教的继承者，而恰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批判者。他思想的本质是统一的，即统一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之初，在思想材料方面很多取自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因而都多少带有宗教形式的影响。但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有着质的区别，它体现出的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乌托邦》一书的发表，为托马斯·莫尔带来了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广泛赞誉，而《乌托邦》则被视为一部人道主义的批判现实巨著，同时也被视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开山之作，托马斯·莫尔因作此书被奉为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然而自本世纪30年代起，西方部分学者开始对《乌托邦》的传统评价提出异议。较为典型的看法，认为《乌托邦》是一部赞美中世纪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著作，《乌托邦》并不是代表文艺复兴的作品，而是充斥着浓厚中世纪色彩的著作。这些异议很大程度针对在《乌托邦》精神与中世纪宗教精神的关系上，即《乌托邦》主要是对中世纪精神的继承，不是对中世纪精神的批判。而最能体现二者关系的地方，正是乌托邦的宗教，可以说对乌托邦宗教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乌托邦》整体思想性质的理解。本文欲对乌托邦宗教作一粗浅分析，以论证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精神:它崇尚理性、追求人的幸福、奉行宗教宽容，它体现莫尔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批判和对理想中的平等、公正、精神自由社会的憧憬，充满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莫尔的理想世界确实也同时具有较为明显的禁欲倾向，而莫尔本人在现实政治中也表现出相当的宗教保守主义倾向。这是否意味着莫尔思想本身就蕴含着与旧的传统宗教精神有着实质上的相通呢?或者换句话说，他的思想实质是否是赞美中世纪精神而反对近代人文主义的呢?全面分析莫尔的相关思想，笔者认为，看似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在莫尔思想中存在内在的一致和统一，它并非统一于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而是统一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一
乌托邦的宗教，迥异于中世纪宗教传统，体现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精神。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于中世纪宗教尊奉神启并力行绝对信仰，乌托邦的宗教以理性为基础。
在乌托邦并不存在统一的宗教，乌托邦人在信仰上并不一致，但他们在一点上有着共识:只有一个至高的神，不管这个最高的神氏名称怎样不同，他都是自然本身}1(第103 - 104页)。神(上帝)就是自然，服从神，就是服从自然，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使它符合自然地生活(第73页)。同时，乌托邦人认为，遵循自然的指导，就是服从理性的吩咐，自然与理性是一致的。上帝是自然，而自然的意志就是理性的意志。可见，乌托邦的上帝必然与理性相一致。
乌托邦人的上帝也确实体现出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上帝接受探索自然和在探索中赞美自然作为礼拜他的一种形式(第108页)，他引导乌托邦人的理性并排斥一切迷信，包括在宗教上的迷信和偏执。在向上帝祈福的祷文中乌托邦人请求上帝帮助他们，如果有比他们的国家制度和宗教信仰更美好的，就让他们了解和认识它们(第111页)
其次，与中世纪宗教的狭隘偏执和异教迫害相反，乌托邦宗教体现了当时欧洲罕见的高度自由与宽容，这正是近代人文思想的核心。
在当时莫尔所处的欧洲，基督教为天主教会把持。教会教条中不仅包含对上帝的崇拜，事实上也包含着对宗教仪式的强制崇拜。宗教改革运动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些僵死的宗教形式。在这方而莫尔推崇对上帝神性的个体体验，并对固定礼拜形式表示蔑视，这与改革运动在思想上是一致的。而乌托邦的宗教自由与宽容，则更与当时天主教会在神学问题上的专断偏执和对待异端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照。乌托邦宗教的高度自由与宽容，在总体上远远超越了莫尔的时代，体现了近代的宽容精神，而其宽容的程度，即使在今天也远未过时。
谈到乌托邦宗教的宽容，不能不涉及莫尔对待无神论的严厉态度问题:乌托邦人严禁不相信灵魂不死的思想，认为持此观点的人不信神，因而情操低下甚而不配作人这类人被取消一切荣誉，不给官职，被公众看作下流汉而且被禁止在一般国民面前为已的观点辩护(第l06页)许多学者认为乌托邦存在异教迫害的观点主要以此为根据，但全面分析乌托邦的相关思想，此种观点证据并不充分。
乌托邦社会强调相信神和相信灵魂不灭，这与它的社会道德基础相联系，即认为人死后灵魂因恶得罚因善获赏，善恶有报，上帝是裁判者。他们认为不相信神和灵魂不灭的无神论将动摇社会道德基础。他们相信无神论者没有信仰，因而就没有道德，所以他们除了法律什么也不怕。因此为了个人私欲，必然会回避国家法律或力图破坏法律’〕(第106页)。如同狂热的宗教宣传会受到处罚一样，乌托邦人禁止宣传不信灵魂不灭的思想，主要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反宗教的，而是因为它是反社会的。同时，在对待无神论者问题上，除了禁止无神论观点的公开宣传，乌托邦人并不处罚无神论者，也不强迫或威胁他掩盖自己的观点。相反鼓励他同教士或重要人物交谈，深信荒谬终会让位于理性’(第106一107页)。
因此对无神论问题较为公正的评价应该是:乌托邦对无神论者的态度不是宗教异端迫害，而是对反社会倾向的压制，这种压制主要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政治上的。"
再次，乌托邦的近代精神表现在它追求理性基础上的世俗幸福，其精神本质是反宗教禁欲主义的。在乌托邦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确实有着禁欲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禁欲不是对中世纪宗教禁欲精神的继承，而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批判。
乌托邦精神本质上追求理性基础上的世俗幸福，乌托邦的上帝和宗教支持着这种追求。乌托邦人“过分倾向”认为构成人类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而且他们援用宗教为此学说辩护 (第72页)。他们认为，除了不违背死后的赏善罚恶原则，一个人如果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便是愚笨的 (第73页)。
乌托邦人的所谓快乐，是指人自然而然喜爱的身心活动及状态:(第75页)。快乐，分精神的和肉体的。精神的快乐，有默察真理所得到的喜悦等等。身体的快乐，有感官的愉快和身体的健康和谐等等。乌托邦人每逢晚餐，都伴有音乐，餐后甜点极为可口，他们燃香、喷洒香水，尽力使每个人心情愉快(第65页)，他们认为一切无害的享乐都不应禁止:舒适快乐的生活是自然的指示，是人们全部行为的目标(第74页)。
莫尔把幸福规定为正当、高尚的快乐，同时力求不贪图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贪图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而这也就是遵从了理性:理性劝告人们过尽量免除优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第73页)。这种思想与其后的诸多近代思想家的理性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基本一致，本质上绝不是禁欲主义的。
但乌托邦也确实有着禁欲的倾向:乌托邦人一套工作服可以连续用七年，一件外套可用上两年，他们极端蔑视华服盛装和金银珠宝，而且乌托邦人所有人外套颜色一致，服装几百年式样不变……(第59一60页)。
将以上作为根据，批评莫尔推崇中世纪修道院禁欲主义也有失公允。因为首先，乌托邦反对非理性的禁欲修行:“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期望由于这样的牺牲，上帝会给他更大的快乐。……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态度是极度疯狂，是对自己残忍而对自然忘恩负义” (第81页)。这段话可以直接看作是莫尔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乌托邦的禁欲不是中世纪精神的继承，认为它是一种舒适前提下较为质朴的生活方式更为贴近事实。其次，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莫尔及乌托邦，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将其禁欲倾向—朴素的房舍和衣着，将金子用作溺器和打造成犯人的镣铐，将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国外来访高官贵人误认作卑贱的仆从等等，理解为对现实统治者华而不实、侈糜与拜金的调侃、抨击，会更加符合莫尔的旨趣。
二
莫尔的宗教理想与他在现实中所表现出的宗教保守主义极为矛盾，从表面看来，似乎他是在现实中反对了自己思想所信奉的东西。对这个矛盾，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妨害了遵从理想”、“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来解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任何“利益”不会超越生存利益:莫尔为自己反宗教改革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莫尔在现实中的政治行为必定与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对莫尔现实中的“宗教保守主义”的理解只能从对他思想的理解入手。
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是由于在生命的后期，他在思想上已违背了自己曾在乌托邦中表述出的思想原则呢?纵观莫尔一生，问题并非如此。他一直是一个信仰理性的人文主义者。事实上，虽然初看起来很矛盾，但他在反宗教运动中看似保守的行为很多方面仍完全遵从了他在《乌托邦》中所阐述的原则。
首先，莫尔坚持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遵从理性，他也坚持在信仰中人的自由意志，坚持人对自己的现实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这也是社会的道德基础，人生前的善行恶为决定他死后灵魂是否被拯救。而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方面与莫尔所持思想完全不同，它主张“预定说”，认为 人的行为对其自身灵魂是否被拯救毫不和干，上帝对一部分灵魂的拯救和对另一部分灵魂的抛弃完全是预定了的。路德也强烈反对信仰中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认为这是人出于无知的狂妄表现。这在莫尔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对改革运动的抨击部分地也应该是基于这个原因。虽然改革运动在实践中强烈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宗教专制权力。并力争教徒对神性的个体体验，从而在宗教问题上争得一定的自由，但仅就以上思想而言，大部分现代人应该会更倾向于认为莫尔的思想更人道、更具有近代精神。
其次，莫尔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他实践着自己在乌托邦中关于宗教的另一个原则，即宗教以社会利益为归宿。可以允许不同信仰的存在，但绝不允许可能导致社会解体的宗教纷争。莫尔反对改革运动，或可理解为他反感路德他们在宣传新教教义时的狂热宗教情绪，同时他反对改革运动从思想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从而形成欧洲社会的动荡和分裂。
但即使我们这样去试图理解莫尔宗教中的人文主义的近代精神与保守主义的矛盾，仍有不少问题难以解决，如乌托普是用暴力创建乌托邦的，似乎莫尔并不绝对反对暴力。如果说维持乌托邦社会秩序因为它是个“美好社会”，那么莫尔所处的欧洲，无论宗教秩序还是社会状况.都令莫尔深恶痛绝，并不存在反对暴力变革的条件，他的保守行为是否表明他是个无条件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仍难以找到答案。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莫尔整体思想的把握。
以上可见，莫尔在改革运动中的宗教立场与《乌托邦》中的宗教理想在主要方面并不存在矛盾，而《乌托邦》自身的开明的人文主义价值也是不能被抹杀的。对诸如批评《乌托邦》表现了中世纪宗教的非人道和禁欲精神的观点，莫尔本人在其体现宽容、理性、近代人道主义的伟大著作中即可为自己做很好的辩护。《乌托邦》的整体思想也同其宗教思想相一致，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也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的是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追寻。他的思想形式上虽然受到原始基督教的多方面影响，但内容却是基于批判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思想:由他开始的近代社会主义传统，也不是对传统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复归，而是摆脱了旧的宗教精神的对人道的新社会的追求。
